湖北省城市职业人群自测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居民的自测健康状况,并分析居民自测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为今后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随机抽取湖北省襄樊和荆门两个城区的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和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随机调查2250人,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对调查对象的自测健康状况进行测量。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2137份。调查对象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总分为73.89±11.89分,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社会健康的得分分别为78.47±10.83分,69.05±16.75分和73.44±14.99分。从职业来看,体力劳动者各方面的自测健康状况得分均最高,量表总分为75.87±11.88分,科技人员的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和健康量表总分最低,量表总分为72.74±11.3分。年龄上,50岁以上调查对象的健康量表总分最高,为75.27±11.79分。高中/中专文化程度者在各方面的自测状况得分都最高,量表总分为76.95±11.67分。多因素结果显示,教师、公务员和科技人员的总分均较低;未婚、已婚和离异者较丧偶者量表总分较低。结论人口学特征对职业人群各方面的健康状况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应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更好的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     

宁夏城市职业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不同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按照公务员、科研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医生、体力劳动者6类职业人群随机抽取若干单位,对18~60岁职业人群进行健康状况问卷调查并进行评估。结果调查对象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总分为(69.86±11.74)分,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子量表得分分别为(74.14±12.45)、(64.15±15.65)和(70.74±14.48)分;50~60岁生理健康评定量表得分最低,18岁~年龄组心理和社会健康量表得分较低;6类职业中,企事业管理人员量表总分最高,为(72.52±11.39)分,体力劳动者最低,为(63.70±10.55)分,6类人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68.14,P<0.05);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婚姻状况、职业是自测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结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人群的自测健康状况差异较大。     

城市职业人群自测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城市职业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评价指标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辽宁省丹东、营口市抽取18~60岁城市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 V1.0)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结果 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 391份,调查对象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总分平均为(75.28±12.73)分,5类职业人群中,公务员量表总分为(79.34±10.80)分,科技人员(79.73±11.13)分,体力劳动者(73.38±12.59)分,企事业管理人员(72.97±14.43)分,教师(70.93±11.92)分(P=0.000);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与体力者比较,教师总分较低(P=0.000),公务员、科技人员总分较高(P=0.000);与未婚者比较,离异者总分最低(P=0.000);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总分越高(P<0.005)。结论 城市5类职业人数中,教师、体力劳动者的自测健康状况较差;自测健康状况与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有关。     

城市职业人群社会支持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城市职业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评价指标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辽宁省丹东、营口市抽取18~60岁城市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其获得社会支持状况进行评价。结果 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 391份,调查对象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平均分为(40.80±8.64)分,5类职业人群中,公务员量表总分最高,为(43.92±7.88)分,其他依次为科技人员(41.05±8.03)分,教师(40.60±8.08)分,企事业管理人员(39.84±10.42)分,体力劳动者(38.51±7.66)分(P=0.000);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与体力劳动者比较,公务员量表总分较高(P=0.000);与未婚者比较,已婚者量表总分较高(P=0.000);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大,收入低者,量表总分越高(P<0.005)。结论 城市5类职业人群中,体力劳动者获取社会支持状况较差;社会支持状况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职业等有关。     

我国6省市5类城市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及社会支持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我国5类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及社会支持状况,为制定相关健康教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从北京、辽宁、浙江、湖北、青海和宁夏6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抽取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和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为状态焦虑量表、自评抑郁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结果收回有效问卷13177份,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和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的状态焦虑得分分别为39.91±10.58分、40.67±10.00分、40.98±10.21分、43.08±10.29分和41.82±9.89分,教师的得分最高,公务员的最低,平均得分为41.30±10.25分;5类职业人群的自评抑郁得分分别为39.63±9.04分、39.16±8.76分、39.83±8.58分、40.86±8.54分和41.08±8.47分,体力劳动者的抑郁得分最高,科技人员的最低,平均得分为40.14±8.71分,处于无抑郁、轻度抑郁、中至重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状态的人分别占49.30％、25.60％、23.52％和1.58％;5类职业人群的社会支持得分分别为42.32±7.72分、40.87±8.62分、40.58±8.09分、41.45±7.45分和40.18±7.85分,平均得分为40.95±7.77分。调查对象的状态焦虑得分与自评抑郁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72（P〈0.01）,两者与社会支持得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3和-0.32（P〈0.01）。结论我国职业人群的焦虑和抑郁状况较为严重,而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职业人群的社会支持来源需要增加,对他们的心理疏导亟待加强。     

2128名北京市职业人员自测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北京市职业人群自测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2128名18~60岁的5类职业人群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不同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收入、婚姻状况、工作紧张程度、锻炼程度的职业人群自测健康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教师、企事业单位员工、科技人员的自测健康得分分别为320.50±50.45分,322.02±50.64分和325.50±45.60分,低于体力劳动者的349.69±47.33分和公务员的340.07±51.89分（P〈0.01）;参加锻炼者的得分为344.70±49.48分,高于不锻炼者322.90±49.35分（P〈0.01）;自测健康得分呈现随工作紧张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P〈0.01）。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在婚、体力劳动者、工作紧张度低的人群自测健康得分较高。结论以教师、企事业单位员工、科技人员为重点人群,以增加体育锻炼和促进心理健康为主要内容,开展广泛的工作场所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银川市5类城市职业人群心理、生理及社会支持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银川市不同人群心理、生理及社会支持状况。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抽取体力劳动者、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研人员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为《状态焦虑量表》、《自评抑郁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结果收回有效问卷2245份,体力劳动者、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研人员5类职业人群的状态焦虑得分分别为42.19±7.26分、39.31±6.61分、38.38±6.81分、40.06±5.57分和40.41±6.09分,体力劳动者得分最高,企事业管理人员最低,平均为40.03±6.58分;5类职业人群的自评抑郁得分分别为35.94±6.74分、38.76±6.72分、37.58±6.83分、37.97±5.89分和38.90±5.83分,公务员得分最高,体力劳动者得分最低,平均得分为37.83±6.50分,处于无抑郁、轻度抑郁、中至重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状态的人分别占59.6%、34.3%、5.9%和0.2%;5类职业人群的社会支持得分分别为33.65±10.15分、39.80±5.85分、38.57±7.63分、38.86±8.40分和39.29±6.48分,平均得分为38.03±8.16分。调查对象的状态焦虑得分与自评抑郁得分呈正相关(r=0.4037,P0.05)。结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     

北京市5类职业人群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北京市5类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及社会支持状况,为制定相关健康教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抽取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为《状态焦虑量表》、《自评抑郁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结果收回有效问卷2136份,5类职业人群的状态焦虑平均得分为40.19±10.44分,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教师和体力劳动者得分分别为38.41±11.53分、40.55±9.94分、41.31±9.58分、42.64±10.67分和38.04±9.70分,教师得分最高,体力劳动者最低;5类职业人群的自评抑郁的平均得分为45.98±4.94分,各职业得分分别为45.51±5.28分、45.99±4.81分、46.29±4.85分、46.63±5.12分和45.54±4.57分,教师的抑郁得分最高,公务员的最低,处于无抑郁、轻度抑郁、中至重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状态的人分别占10.7%、48.1%、39.0%和2.2%;5类职业人群的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为40.39±8.24分,各职业得分分别为42.96±8.40分、38.81±8.12分、38.81±7.79分、39.75±8.14分和41.58±7.97分。被调查对象的状态焦虑得分与自评抑郁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630(P<0.01),两者与社会支持总得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19和-0.285(P<0.01)。结论北京市职业人群中焦虑和抑郁状况较为严重,尤其在教师这一职业。今后应加强对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教育,为其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渠道,以减轻其心理压力。     

甘肃省不同职业人群生活方式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甘肃省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中小学教师及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的活方式,为今后在职业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甘肃省2个地级市中抽取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对抽中单位中18～60岁相应职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自测健康状况问卷调查。结果 5种职业人群总体的吸烟率为26.68%,其中体力劳动者的吸烟率最高(32.30%),中小学教师的吸烟率最低(21.68%);经常吃早餐的人占55.69%,企业管理者最高(73.08%);科技人员的睡眠时间高于其他4类人群,睡眠时间大于7小时者占86.08%。结论 5类职业人群在生活行为和饮食习惯等方面不容乐观,应加强该职业人群健康生活习惯的健康教育。     

我国6省市企事业单位职工健康社会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企事业单位职业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为制定相关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北京、河北、吉林、湖北、甘肃、宁夏6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抽取企事业单位2745人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百分制自测健康状况得分对调查对象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涉及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学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3个方面共18项因素。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2713份。调查对象自测健康状况得分为79.45±12.12分,其中男性80.58±12.45分,女性79.29±11.69分;18岁～组81.23±12.04分,31岁～组78.89±11.59分,46～60岁组77.88±12.68分。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已婚不分居者、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以上者,自测健康状况得分较低;家庭内人际关系满意度越高、工作场所条件满意度越高、领导认可程度越高、工作成就感越大,自测健康状况得分越高;年龄越大、自感工作强度大频率越高、1年内遭遇重大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自测健康状况得分越低。结论我国企事业单位职业人群中,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生活事件等。应针对关键的社会因素开展有效干预措施,以实现健康公平。     

北京市职业人群健康状况自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北京市职业人群的健康状况,探讨其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市选取了4个城区,每区选择1～2家单位,共选取6家单位,对单位内18 ～60岁职工进行调查.结果 本次研究共调查1898人.调查对象健康状况自评总分为75.86±11.82（生理分40.43 ±6.57,心理分25.58±4.40,社会适应得分9.94±1.78）.不同职业比较,公务员人群和科技人员的健康状况得分（分别为75.19±11.70和75.48±11.27）低于企业人员（78.36±12.49）;生活方式分析显示,饮酒、锻炼、睡眠与健康状况得分之间存在关联（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年龄（t=-3.935,P＜0.01）、人均收入（t=3.233,P＜0.01）、睡眠（t=22.201,P＜0.01）和锻炼（t=14.240,P＜0.01）是健康状况良好与否的影响因素.结论 在职业人群中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提升其健康水平.     

我国6省市5类职业人群亚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职业人群亚健康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有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分别在北京、河北、吉林、湖北、宁夏、甘肃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选取1～2个市(区),抽取公务员、教师、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15 213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14 990份。在被调查人群中,有3977人(26.53%)被二级以上医院诊断为患有明确疾病,9876人(65.88%)为健康者,有1137人(7.59%)为亚健康者。根据亚健康判断标准,将明确被诊断为患者的人群予以排除,还有11 013名调查对象,亚健康的发生率为10.51%。不同职业人群亚健康的发生率不同,企业管理人员的亚健康发生率最低,为6.80%,然后依次为科技人员(6.96%)、公务员(7.71%)、体力劳动者(11.88%),教师的亚健康发生率最高,为17.88%(P<0.01)。男性的亚健康发生率为9.74%,低于女性的10.90%(P<0.05)。高龄组亚健康发生率高于低龄组(P<0.01)。婚姻状况中,未婚者亚健康发生率为5.90%,明显低于其他婚姻状况者(P<0.01)。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者的亚健康发生率为13.59%,明显高于收入高的家庭(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教师职业为亚健康发生的危险因素;家庭人均收入为保护因素。结论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人群间,亚健康发生率不同。教师是亚健康的高危人群,应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亚健康干预措施。     

2011年广州市越秀区部分公务员亚健康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广州市越秀区公务员亚健康罹患状况,为公务员亚健康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1年3～6月,在越秀区党校2011年上半学年各级培训班的干部学员中,抽取部分没有疾病的学员,采用亚健康自评表进行调查。[结果]调查1147人,处于总体亚健康者占71．57％,躯体亚健康罹患率为52．49％,心理型亚健康罹患率为34．00％,社会型亚健康罹患率为3．40％。总体亚健康罹患率在不同年龄、不同体重指数（BMI）、不同行政级别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1）;躯体亚健康罹患率,男性高于女性,不同年龄、不同BMI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行政级别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调查对象亚健康自评总得分为216．88±29．47分,躯体亚健康得分为127．11±18．78分,心理亚健康得分为42．36±7．40分,社会亚健康得分为36．45±5．35分。亚健康自评总得分,女性低于男性（P〈O．01）;躯体亚健康得分,女性低于男性,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行政级别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0．05）。[结论]越秀区公务员总体亚健康罹患率处于一般水平。亚健康表现以躯体亚健康为主,应重视对公务员群体开展健康教育,增强对亚健康危害的认识及知晓率。     

医学生睡眠质量与自测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

目的研究某医学院校大学生的睡眠质量及自测健康状况,探讨两者的相关关系。方法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和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对在校本科医学生进行分层抽样调查。PSQI与SRHMS得分之间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1547名医学生PSQI总分平均为(6.22±2.36)分,其中27.4%有睡眠质量问题;SRHMS总分平均为(73.48±9.50)分,男女生PSQI及SRHMS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子量表得分男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三年级学生睡眠质量和自测健康状况均最差,而大二年级学生自测健康状况最好。PSQI与SRHMS得分呈负相关关系(P﹤0.001),PSQI得分越高,自测健康状况越差。结论医学生的睡眠问题值得重视,睡眠质量对其健康状况有着重要影响,应采取综合措施通过改善睡眠质量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