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例脑死亡无偿器官捐献供体的维护体会

目的探讨脑死亡器官移植供体的维护要点。方法我院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期间共完成2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体的无偿器官捐献工作。供体确诊为脑死亡,应用机械通气、血管活性药物及其他相关药物维持供体,监测有创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心率、血气交换、尿量、电解质酸碱平衡、体温、血细胞比容、白蛋白水平等,维持供体器官灌注。结果 2例DBD供体维持生命体征平稳,捐献的器官功能稳定正常。其中,供体1在入ICU后6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3 h;供体2在入ICU后8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1 h。捐献的肝脏、肾脏和角膜均成功移植于受体。结论 DBD供体维护是确保潜在供体器官成功捐献和捐献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有效提高捐献器官的利用率及缓解目前器官短缺状况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站在亚洲看世界：亚洲视角下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国家通过减少疾病负担和扩充符合伦理原则的有效器官来源以实现器官移植的自给自足。在全球范围内,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仍是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近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积极推动死亡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这些举措正逐步改变亚洲地区以活体捐献为移植器官主要来源的格局。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放缓了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近十年的增长趋势。在疾病负担和移植需求未有显著降低的前提下,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总方针和相关政策的指引下稳步开展。这一定程度证明了在人民群众医疗诉求和移植需求的持续驱动下,我国已经形成一个有韧性的、有抗压能力的、并具运作惯性且行业赖以生存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站在中国看亚洲,站在亚洲看世界。本文通过整理全球及亚洲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数据,重点剖析在全球器官移植发展新潮流下亚洲器官捐献和移植整体格局的变化,并结合我国自身发展特征及实践经验,探索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期为亚洲及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专业参考。     

公民对脑死亡标准立法态度的现状调查

目的  调查公民对脑死亡的认知及脑死亡标准立法的态度。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1 500名门诊就诊患者或陪同人员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Epidata 3.02软件双人双机录入问卷,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调查对象支持脑死亡立法的因素。结果  1 433名有效调查对象中,84.65%(1 213/1 433)听说过脑死亡,其中24.32% (295/1 213)认为脑死亡是合理的死亡判定标准,支持、反对脑死亡立法的比例分别为49.79% (604/1 213)和17.31 %(210/1 213)。男性[比值比(OR)=1.3,95%可信区间(CI)1.0~1.6]、文化程度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者(OR=1.5,95%CI 1.1~1.9)、亲友从事过器官捐献工作者(OR=3.3,95%CI 1.1~10.3)、参加过器官捐献公益活动者(OR=3.1,95%CI 1.6~6.0)和认为脑死亡是合理的死亡判定标准者(OR=2.0,95%CI 1.5~2.6)更倾向于支持脑死亡立法,是影响脑死亡立法的独立影响因素(均为P < 0.05)。结论  公民对脑死亡的认知程度及对脑死亡标准立法的支持程度均较低,应加强脑死亡的相关宣传,增强立法民意基础。     

器官捐献后的心理救助

心理救助是器官捐献者家庭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的是积极预防、及时控制和减缓捐献者亲属的心理伤害, 促进心理重建, 保障心理健康, 维护社会稳定。探讨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伤害表现与发展规律, 寻找有效的心理救助模式与干预对策, 对于今后更加广泛而深入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从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伤害的表现、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救助的实施者与阶段性目标、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救助的基本原则和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救助的主要技术步骤等方面进行阐述。未来有必要将心理救助与家庭困难物质救助适当分开, 按照心理救助专业化、系统化、长期化的要求, 尽快建立多层次、长效的心理卫生服务体系, 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可操作性的工作流程, 为器官捐献者亲属提供及时、有序、高效的心理救助服务。     

基于器官捐献视角论我国脑死亡标准的立法

近年来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快速发展,然而我国尚未对脑死亡标准进行立法确认。本文介绍了国内外脑死亡标准立法现状和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行的死亡判定标准,从器官捐献视角探讨了我国进行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必要性,并基于实际国情对脑死亡标准立法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建议,旨在为开展脑死亡标准立法工作提供参考。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29例脑死亡器官移植供体的维护体会

【摘要】 目的 探讨脑死亡器官移植供体在ICU的维护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我科2012年1月~2013年12月间完成的29例脑死亡供体器官捐献资料,分析脑死亡供体器官获取前情况,移植肾、移植肝受者情况及急性肾损伤(AKI)供肾的移植效果,总结脑死亡患者作为潜在供体的维护要点。结果〓维护脑死亡供体29例,共捐献肾脏40个、肝脏27个、心脏4个、角膜21对。6例(15%)移植肾受者发生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1例(2.5%)发生急性排斥反应、1例(2.5%)发生髂内动脉假性动脉瘤出血切除移植肾,1例(2.5%)发生重症肺炎术后死亡;AKI供肾与非AKI供肾的受者在术后7天、2月肌酐恢复情况及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无明显差异;1例(4%)移植肝受者发生多脏器功能衰竭术后死亡。余受者随访至今均恢复顺利,器官功能良好。结论〓经过ICU内积极管理后的潜在器官移植供体能够获得较高质量的移植器官,有较好的移植效果。     

中毒供者脑死亡器官捐献移植一例

目前,全世界供器官来源紧缺,中国尤为严重。同时,器官捐献也有许多禁忌证,例如：恶性肿瘤（除原发性脑肿瘤）、血友病、白血病、艾滋病以及其他难以控制的传染病等是人体器官捐献的禁忌证;有严重的全身疾病、全身感染患者不能成为器官供者;心脑血管病患者也不宜捐献;年龄大于65岁以上者不适宜捐献。但随着移植手术技术、     

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知晓情况及意愿，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 方法选取合肥市4个城区辖区内及2个乡镇的10个社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采取随机便利抽样调查法对居民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及捐献意愿。根据居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条目的调查结果(剔除"不能确定"者)将其分为同意捐献组和不同意捐献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居民年龄。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居民性别、城乡差异、文化程度、是否了解器官捐献程序、国家相关法律是否完善、家属是否同意、对相关机构是否信任、对捐献途径是否了解及是否受传统观念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最终纳入7 520名居民参与问卷调查，平均年龄(35±10)岁(18～84岁)，其中男性3 824名(50.8%)；城镇居民4 150名(55.2%)；职业以退休人员、农民、工人、自由职业和学生为主，分别为1 570(20.9%)、1 177(15.6%)、1 140(15.2%)、1 089(14.5%)和1 088名(14.5%)；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4 262名(56.7%)。79.6%居民听说过器官捐献(5 982/7 520)，85.7%居民不知晓器官捐献流程(6 444/7 520)，96.9%居民表示身边无人接受过器官捐献(7 287/7 520)。居民获取器官捐献知识以电视和报纸为主，分别占57.3%(4 306/7 520)和23.7%(1 784/7 520)。86.9%居民愿意主动向身边人宣传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愿意签署器官捐献意向书以及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的居民分别占36.8%(2 766/7 520)和30.7%(2 308/7 520)。年龄、城乡差异、文化程度、器官捐献程序不了解、家属不同意、对相关机构不信任、对捐献途径不了解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均是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t＝6.63, χ²＝7.13、6.87、4.61、14.88、4.24、11.81和10.53，P均<0.05)。 结论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众多，多途径增加器官捐献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识至关重要。     

全球DCD发展趋势及临床实践的要点

器官移植给许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来了治愈希望。但人体器官来源不足已成为严重制约人体器官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扩充供者来源的一种安全途径,各国在努力提高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数量的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应错失DCD的机会。本文从DCD历史背景和全球发展趋势、可控型DCD实施的基本条件、可控型DCD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以及伦理审查等方面进行探讨。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 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 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 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 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 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     

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经验总结

目的  探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经验。方法  收集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6例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经验。结果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制定的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6例儿童供体均在脑死亡状态下进行器官捐献肝肾联合获取,采用7号吸痰管髂外动脉插管或24 F导尿管髂总动脉插管、门静脉和腹主动脉灌注、胸主动脉阻断的肝肾联合灌注的改良方法。手术时间55~60 min,共成功获取6个供肝、12个供肾,所获取肝肾均成功应用于临床肝、肾移植,受者均未发生移植肝或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结论  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中成功进行肝肾联合获取的关键在于及时进行脑死亡判定、严格谨慎的器官维护措施和肝肾联合获取技术的改良。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肺部感染诊治研究

目的分析DCD供肾移植肺部感染的特点及诊治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6月至2014年12月施行的DCD供肾移植69例,以同期的尸体供肾移植129例作为对照组。所有受者均采用抗体诱导+他克莫司(TAC)+麦考酚酯(MMF)+泼尼松(Pred)四联免疫抑制方案。分析总结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特征,治疗效果。结果随访6~24个月,DCD组和SCD组受者肺部感染总体发生率分别为17.4%和33.3%,移植术后半年内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5.9%和15.5%;DCD组肺部感染死亡3例,SCD组死亡4例。病原体的种类主要为卡氏肺囊虫、CMV;肺部感染治疗期间急性排斥反应发生各为3例和4例;肺部感染发生同受者DGF状态、感染前使用ATG相关,同供体携带病原体无显著性关联;肺部感染治疗前后受者移植肾功能无明显差异。结论 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同尸体供肾移植相当,DGF和T细胞清除剂使用时主要诱因,经积极治疗后可以获得良好的结局。     

甲基苯丙胺中毒脑死亡器官捐献1例报道

目的  探讨甲基苯丙胺中毒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的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0月1例甲基苯丙胺中毒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用于2例肾移植的临床资料。供者为女性, 22岁, 因甲基苯丙胺中毒导致脑死亡而捐献器官。受者均为女性, 因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接受肾移植。结果  2例受者术后4 d血清肌酐恢复正常, 未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术后1年随访血清肌酐及尿量均正常。结论  甲基苯丙胺中毒脑死亡的患者可以作为器官捐献的供体来源。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73例,供者43例,其中本院器官获取组织42例,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1例。分析肾移植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73例受者随访9~38个月,术后6个月、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7.3%/94.5%、94.5%/91.8%。10例(13.7%)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15例(20.5%)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1例(28.8%)受者发生肺部感染。2例受者移植肾丢失,4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近期疗效较好,是解决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     

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泌尿系感染危险因素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 探讨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受者泌尿道感染制定相应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1年12月于北部战区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行同种异体的100例肾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后3个月内是否发生泌尿系感染分为感染组(26例)和非感染组(74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寻找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肾移植术后3个月内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为26%(26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术后尿瘘、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及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是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泌尿系感染的影响因素(P<0.05);运用前进法逐步回归分析得出,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OR=1.086,95%CI:1.003～1.177,P=0.042)及术后尿管留置时间(OR=4.687,95%CI:2.064～10.645,P<0.010)。是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出现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术后尿管留置及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长会增加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的单中心数据分析

目的  了解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现状,为促进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思路和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151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潜在捐献者114例。分析潜在捐献者捐献失败的原因;收集器官捐献成功者的一般资料;分析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器官捐献情况和器官利用情况。结果  151例器官捐献者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捐献转化率为24.5%。器官捐献失败者114例,捐献失败的原因分别为家属不同意、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无充足时间评估和工伤纠纷未解决。器官捐献类别包括34例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捐献者死亡原因包括19例颅脑外伤、14例脑卒中和4例其他。37例器官捐献成功者中,以流动人口为主。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154个,其中大器官124个。人均大器官和组织捐献个数（4.2± 1.6）个,人均大器官捐献个数（3.4± 1.1）个。154个捐献器官中,利用率为96.7%（149/154）,器官分配前4位城市为南京、无锡、苏州、常州。结论  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功率及捐献转化率偏低,应建立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网络、加大器官捐献宣传力度以及开展协调员技能培训。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自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125例供者与210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移植术后有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受者分为肺部感染组(37例)和无肺部感染组(173例)。了解肺部感染受者的一般情况和预后。对供者因素(性别、年龄、维持治疗时间、感染史)、受者因素[性别、年龄、吸烟史、糖尿病史,术前血红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血清肌酐等水平,术后有否急性排斥反应、有否使用生物制剂、有否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及复方磺胺甲噁唑(SMZ)]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与结论  37例肺部感染患者中,8例发展为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供体维持治疗时间、有感染史,受体吸烟史、糖尿病史、无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或SMZ。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体功能维护

肝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 但器官的短缺问题也日益突出。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现阶段缓解器官短缺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DCD供体发生脑死亡或心脏停搏时出现的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 会导致供体器官功能损害, 因此供体器官功能维护直接关系到捐献成功率和受体的安全。通过选择合适的捐赠者(Maastricht分类Ⅲ型)、高质量的供体和匹配的受体(高风险供体向低风险受体), 使用先进的器官保存技术(如低温机械灌注、常温机械灌注及全身静脉系统氧气灌注)以及药物控制, 可使DCD供体的功能得到维护从而获得良好的移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