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成本核算的公民捐献器官临床使用价格的制定与管理

近年来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事业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移植器官来源的伟大变革.如何实现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创建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经费收支与管理体系迫在眉睫.本文从政策依据、核算项目、核算方法、价格形成及价格管理等方面探讨公民捐献器官临床使用价格的制定与管理,旨在为解决捐...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的思考与实践探索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在近代医学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器官的来源一直制约着移植技术的发展.我国从2011年开始逐步试行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移植工作,2015年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经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 源[1].尽管推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但相应也带来了...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培训对医护人员认知水平的影响

目的调查医护人员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及进行专业培训后的培训效果。方法2014年3月至12月,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所在器官获取组织(OPO)对其范围内医护人员进行9场专业培训。使用自编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认知量表,采用整群抽样法,在培训前和培训1周后测试,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2%(514/540),分析培训效果。结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部分培训前得分(15.0±3.1)分,培训后得分(19.0±3.2)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的态度部分,支持率由培训前69.3%上升为培训后87.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医护人员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具备一定的知识,但需要进行专业培训,培训后认知程度提高,更为熟悉相关政策和相关知识,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的支持率上升。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评估方法及改善的研究进展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正逐渐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受多种不稳定因素影响,其质量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导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肾术后原发性无功能和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的发生率较高。因此,提高术前评估水平、改善供肾质量、降低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率是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目前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的两种常用评估方法——术前供肾活组织检查和机械灌注,及改善供肾质量的方法——体外膜肺氧合(ECMO)进行述评,介绍其研究进展。     

中国未成年人逝世后捐献肾脏的功能维护、评估和应用指南

<正>1前言随着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未成年供者(未满18周岁)的器官捐献逐渐增多。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移植中心为例,自2011年至今,未成年人供肾移植占该中心所有CDCD肾移植的20.1%,未成年捐献者占所有捐献者的19.7%。未成年人逝世后器官捐献供器官的应用,扩展了捐献器官池。未成年人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与成人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存在差异,在器官的功能维护、评估及应用方面有其特殊性。而对未成年人本身来讲,从出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我国儿童肝移植的新出路

我国是先天性胆道疾病和肝脏疾病的高发国家,部分患儿发展为终末期肝病,因此,儿童肝移植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儿童肝移植的供肝类型主要包括尸体全肝、尸体减体积供肝、尸体劈离式供肝和活体供肝。在我国,儿童肝移植以活体肝移植为主,但存在伦理学争议,且不易找到合适的供体,严重限制了我国儿童肝移植的发展。近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数量不断增加,劈离式肝移植自2010年起得到迅速增长,活体供肝所占比例也随之降低。随着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将取代活体供肝成为我国儿童肝移植主要供肝来源。     

本期导读

<正>近年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正逐渐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由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受到原发病及救治过程中多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因此捐献肾脏的质量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导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肾术后原发性无功能和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的发生率较高。"述评"栏目中,本刊特邀西安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第一附属医院肾脏病医院院长薛武军教     

数据之美——聚焦全球器官捐献发展趋势

器官移植术是20世纪出现的针对器官功能衰竭的最有效治疗方法，每年拯救全球超过12万例患者。但供器官短缺的现状，与器官移植技术和辅助药物的发展不匹配，制约了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我国自2015年起已成为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大国之一，2017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量超过5 000例，占全球捐献总量的15%以上。黄洁夫教授总结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中国模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移植界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本文通过整理全球及各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数据，剖析全球现状与发展趋势，进一步探索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期实现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自给自足"。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和规范(2019版)

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流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相关专家,从报名登记、捐献评估、捐献确认、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人道救助、捐献文书归档等8个环节,制定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和规范(2019版)。     

25年磨一见(剑)——环球性器官短缺与移植危机中的中国新(心)路历程

对器官这一稀缺资源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全球器官买卖相关犯罪率的上升。WHO、国际移植学会、国际器官捐献和获取学会近年来频繁召开各种会议寻求解决途径。2010年新出台的《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及《开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战略计划》提出3个基本原则:(1)死亡后器官捐献优先于活体器官捐献;(2)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优先于心死亡器官捐献(DCD);(3)活体移植有违医学伦理学"无伤害论"原则,应尽量避免。中国器官捐献走过了25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2010年初,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正式启动了由10个省市参与的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拟逐步建立中国器官捐献系统。自我国2003年第1例DBD及2005年第1例DCD以来,已先后积累了100余例器官捐献成功案例。根据以往经验,建议将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四大类:(1)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DBD;(2)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DCD;(3)中国三类(C-Ⅲ):过渡时期脑死亡加心死亡-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4)中国四类(C-Ⅳ):死刑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器官捐献赢得公众支持的3块基石为死亡标准、财务标准和分流标准。加快中国器官捐献发展的四大要素是方向、战略、政策及人员,而"公平、公开、公正"则是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向公开化、合法化、正规化、国际化方向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加强具有中国特色器官捐献与获取组织建设,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快速发展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经过50余年的奋斗,特别是近十年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和器官移植改革以来,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道路和成就,被称为"中国模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2].但我国器官捐献和器官获取组织(...     

脑死亡器官捐献肝脏影像评估的研究进展

我国从2010年3月开始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根据心、脑死亡国际标准并结合中国国情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3类,并逐渐过渡为以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体为主。脑死亡后,肝脏出现组织灌注不足、微循环障碍,并导致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影响移植受体的长期生存。精确客观地评估供肝质量是目前研究的重点,本文总结DBD供肝的影像学评估现状及发展,着重于超声造影和弹性超声技术在供肝评估中的应用进展。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转型需要坚实的人才基础,任何一家器官获取组织都必须从战略高度把握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器官捐献协调员自我发展诉求强,个人绩效考核难,人才投资成本大,专业知识和技能稀缺且不可替代,是器官获取组织最宝贵的人力资源。针对现阶段普遍存在高素质协调员缺乏、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系不健全、激励政策不科学等问题,有必要把器官获取组织的公益性目标和协调员的个人发展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国家层面制订协调员人力资源管理规划,器官获取组织的架构要扁平化,给一线协调员充分授权,加强系统性、专业化的岗位培训,构建宽严相济的管理制度,营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设立柔性、灵活的激励政策,除了物质激励(薪酬和福利待遇等)以外,更应强化精神激励,如情感激励、荣誉激励和事业激励等。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供肾器官的维护

正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ese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已成为目前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概念的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它涵盖了国际上通行的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同时还纳入了中国特色的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and cardiac death,DBCD)。CDCD工作的开展,在一定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及对应803例受者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行气道分泌物、尿液、血液及供肾灌洗液培养,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分布和构成比,根据供者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腹部外伤情况、体液培养结果等因素进行评分,受者根据评分采用不同的感染预防方案,分析供者来源性感染(DDI)的发生率及受者预后。结果 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中共有243例存在感染,感染率59.0%,共分离出病原菌456株,病原菌主要来源于气道分泌物(71.7%)。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主要为酵母型真菌。共有3例受者(分别接受来自2例供者的肾脏)发生DDI,发生率0.4%。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率较高,对供者感染风险进行分级评分,根据评分采取合理预防方案,可有效预防DDI。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62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流程方法及疗效,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提供一定借鉴。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8年10月至2015年12月完成6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62例均符合《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三类捐献标准（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BCD）。所有病例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15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2±6.5）min,冷缺血时间190~680（347±39）min。6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围手术期死于多发动脉血栓形成,1例发生胆漏经引流后自愈,2例发生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后缓解;肿瘤复发转移死亡3例。 结论通过合理流程充分利用ECMO,加强获取器官管理,缩短热冷缺血时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儿童逝世捐献供肝在成人肝移植中的临床应用北大核心CSCD

经过移植学界较长期的酝酿与讨论,2015年以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 rcitizen’s death,DCD）的器官成为主要器官来源。相比成人器官捐献,儿童捐献成功概率相对更大。目前该项工作在全国均处于起步阶段引,我们在早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期间开展了相关工作．相继完成3例儿童供肝成人移植,现总结报道如下。     

对DCD供肾病理学评估研究的思考

基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器官短缺的矛盾、改变我国器官捐献的窘境并充分结合中国的社会和法律现状,2015年中国正式取消了死囚器官捐献,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经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中唯一的器官捐献来源。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者既往也称为无心跳供者（non-heart-beating donor,NHBD）,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