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可持续发展策略探讨

器官捐献是解决器官来源问题的有效途径。为了保证器官捐献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赢得公民的广泛支持与理解。3年多的实践经验证明,死亡标准、器官分配和财务制度的规范与统一是器官捐献工作健康、稳步推进的基础。当前迫切需要统一思想,做好顶层设计,加强监管,重点做好潜在捐献者入选标准和程序的统一,明确心脏死亡判定方法;全面推行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公开器官分配标准与流向;重新审定器官移植收费标准,规范捐献者家庭困难救助行为。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伦理学问题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以心跳、呼吸停止为死亡标准的死后器官捐献模式.该模式在我国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在伦理学上存在不少争议.坚持《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中的知情同意和无伤害原则,在工作流程过程中保证器官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给予DCD捐献者适当补偿,进一步提高DCD利用率等措施将有助于促进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工作的健康发展.     

25年磨一见(剑)——环球性器官短缺与移植危机中的中国新(心)路历程

对器官这一稀缺资源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全球器官买卖相关犯罪率的上升。WHO、国际移植学会、国际器官捐献和获取学会近年来频繁召开各种会议寻求解决途径。2010年新出台的《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及《开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战略计划》提出3个基本原则:(1)死亡后器官捐献优先于活体器官捐献;(2)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优先于心死亡器官捐献(DCD);(3)活体移植有违医学伦理学"无伤害论"原则,应尽量避免。中国器官捐献走过了25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2010年初,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正式启动了由10个省市参与的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拟逐步建立中国器官捐献系统。自我国2003年第1例DBD及2005年第1例DCD以来,已先后积累了100余例器官捐献成功案例。根据以往经验,建议将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四大类:(1)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DBD;(2)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DCD;(3)中国三类(C-Ⅲ):过渡时期脑死亡加心死亡-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4)中国四类(C-Ⅳ):死刑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器官捐献赢得公众支持的3块基石为死亡标准、财务标准和分流标准。加快中国器官捐献发展的四大要素是方向、战略、政策及人员,而"公平、公开、公正"则是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向公开化、合法化、正规化、国际化方向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10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移植总结

目的通过分析我院实施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移植病例,探讨国内DCD器官和移植方面的问题。方法对我院2010～2011年期间参与实施的DCD器官移植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结果本组有4例DCD者共实施了7例肾移植和3例肝移植。捐献者1属于中国DCD器官分类标准(中国标准)二类(MaastrichtⅣ类),热缺血时间40 min,经快速病理检查后放弃了肝脏和左侧肾脏,右侧肾脏进行了移植后患者出现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最终移植肾因破裂出血而被切除。捐献者2～4属于中国标准三类(MaastrichtⅢ类),热缺血时间分别为15、15、10 min,其中捐献者4在器官捐献前已经出现血压下降,需要大剂量多巴胺维持血压,供肝进行了快速病理检查,确认可以使用;捐献者2和3由于是在手术室进行可控性心跳及呼吸终止,热缺血时间均为15 min,未进行病理学检查;共实施了3例肝移植和6例肾移植,手术顺利,移植物功能恢复良好,无并发症发生,无移植患者死亡。结论通过选择符合中国标准三类的捐献者,实施可控的DCD程序,DCD器官移植可以获得满意的效果。供体器官的快速病理检查有利于器官质量的判断,减少移植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1月至2021年6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182例潜在器官捐献者的基本信息,分析器官捐献转化率、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基本情况及器官捐献失败者捐献失败的原因。分析器官捐献产出情况及器官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结果182例潜在器官捐献者中,捐献成功46例,捐献转化率为25.3%;失败136例,失败原因包括家属不同意(58.1%)、无充足时间评估(24.3%)和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17.6%)。46例器官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212个,包括肾脏88个、肝脏42个、肺脏15个、心脏19个和角膜48个,人均捐献大器官和组织4.6个,人均捐献大器官3.6个。年龄、性别、籍贯、捐献辖区和血型是大器官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捐献辖区是组织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结论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偏低,家属不同意是最主要的原因。应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提升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     

“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的问卷结果分析

目的 调查公众对器官捐献的知晓程度及态度.方法 设计制定器官捐献调查问卷,共10组20个问题,多数为选择题.调查核心为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及器官捐献的发展问题.在医院门诊大厅、繁华商业区及4所专业性较强的高等院校随机选取受访者,填写调查问卷,并记录受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或专业方向等基本信息.结果 共获得有效问卷2930份,受访者年龄中位数为38.12岁,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 ∶1.2.90.9％的受访者知道器官移植,并能选择出部分可供移植的器官.95.7％的受访者知道器官捐献,但了解的时间存在差别.89.1％的受访者赞成尸体器官捐献,赞成者中的72.7％愿意将来捐献自己的器官;接触过肾功能衰竭和器官移植患者的受访者对于器官捐献的赞成率高于未接触过的受访者(P＜0.05).65.3％的受访者赞成活体器官捐献,低于赞成尸体器官捐献者的比例(P＜0.05).85.7％的受访者赞成给予捐献者家属相应经济补偿.62.9％的受访者建议通过媒体宣传或各种教育途径增加公众对器官捐献的了解,14.5％的受访者建议国家制定相应法律.结论 目前公众对器官移植及器官捐献有所了解,多数人赞成尸体器官捐献并愿意身后捐献器官.普及器官移植相关知识对器官捐献有促进作用.多数人认为适当给予捐献者家属经济补偿是必要的.媒体宣传和教育可推动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我国心死亡器官捐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我国心死亡器官捐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供器官短缺是全球器官移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我国器官捐献率明显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心死亡器官捐献（DCD）是现阶段解决器官短缺的关键性措施。我国DCD工作刚开始,涉及到一系列伦理、法律、人权等社会问题。为避免出现器官买卖现象,保障器官捐献工作的有序开展,必须加强器官捐献工作的规范管理,用法律来规范器官捐献的社会行为,用行政手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协调系统,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制定器官分配的规则和合理的捐献救助标准,以保证DCD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人类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发展历程

移植器官来源模式是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文精神升华完美结合的产物.移植器官来源经历了异种动物、死刑遗体、亲属活体、脑死亡供体、亲属活体+非亲属活体、心死亡供体、多种来源这7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异种移植离临床应用遥远;死刑来源倍受批评;活体移植伤害健康人.器官捐献移植发展史证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值得大力推广.以美国全脑死亡器官捐献和英国脑干死亡器官捐献为代表的美-欧模式,均为生前自愿同意,且绝对无偿.公民认为任何形式的补偿都会改变捐献行为本来的性质.心死亡器官捐献是脑死亡器官捐献的补充,适用于既不符合脑死亡标准又无法救治,同时家属又有强烈捐献意愿者.     

国内外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的最新进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寻找多渠道的供者器官来源成为器官移植界的当务之急.近日,关于"扩大可控型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cDCDD)实践的联合声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声明旨在推广cDCDD,以提高器官捐献率,以期实现移植自给自足的最终目标.本文将整理声明提及的重点内容,阐述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     

互联网微信平台功能模块微信群在器官捐献协调中的应用分析

目的探讨互联网微信平台功能模块微信群在器官捐献协调中的促进作用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江西省人民医院4个器官捐献分管片区共446例潜在器官捐献案例,根据器官捐献协调方法不同,分为传统协调模式组(135例,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捐献案例)与微信平台应用组(311例,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共设置潜在捐献者信息确认、潜在捐献者病情评估、死亡判定、伦理审核以及器官获取与分配5个功能模块微信群,并将相关工作内容和协调要求分别嵌入这5个功能模块微信群。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传统协调模式组与微信平台应用组潜在器官捐献者和完成器官捐献者年龄以及每例捐献平均转化时间。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潜在捐献者转化为器官捐献者比例以及潜在捐献者和完成器官捐献者年龄段、性别和地区分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传统协调模式组与微信平台应用组潜在器官捐献者年龄分别为(38±14)和(44±16)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391,P<0.05);两组年龄段、性别及各片区捐献数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传统协调模式组与微信平台应用组潜在器官捐献者分别成功实施器官捐献39(28.9%)和132(42.4%)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316,P<0.05)。两组完成器官捐献者年龄分别为(37±15)和(42±13)岁,每例捐献平均转化时间分别为(3.44±0.51)和(2.03±0.24)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284和24.090,P均<0.05);两组完成器官捐献者年龄分布、性别及各片区捐献数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传统协调模式组与微信平台应用组分别获取大器官115个和390个,分别弃用2个和6个。 结论将互联网微信平台功能模块应用于器官捐献协调中,有利于增加潜在捐献案例转化成功捐献案例数,提高每例捐献协调时效,促进了器官捐献工作的发展。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移植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通过分析本院实施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移植病例,探讨国内DCD器官移植的可行性和注意事项。方法回顾2011年1月至2012年9月本院移植透析中心所涉及DCD捐献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经验总结。结果4例DCD者共实施了7例肾移植和4例肝移植,所有捐献者属于国际标准MaastrichtⅢ类,热缺血时间为10～18分钟。7例肾移植受者中,1例采用双肾带膀胱袢移植。所有受者手术顺利,移植物功能恢复良好,无并发症发生,无移植患者死亡。结论严格掌握潜在捐献者的筛选标准,实施可控的DCD程序,可以扩大供者来源,减少移植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思考

器官捐献离不开协调员。只有建立一支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职业化协调员队伍,才能及时发现潜在捐献者、提高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率。现阶段协调员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选拔、聘用协调员忽视专业特点,协调员队伍建设非专业化明显;协调员职业方向不明确,对未来比较迷茫;协调员社会地位不明确,流动性大;政府配套制度缺陷,基本保障制度未建立,协调员缺乏被尊重感。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器官捐献法,确保器官捐献工作有法可依;并设立专门机构,健全组织领导,明确协调员的工作权限和其他相关部门的义务;同时建立严格的选拔机制,加强培训与考核,建立精神激励、物质激励、职业发展激励等多方面的长效激励机制。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需要经历一个在实践中探索、认识上深化、理论上总结的过程。     

器官获取组织的建设与管理

器官获取组织(OPO)的建设和管理是发展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关键。国内现有OPO均依托具备移植资质的医院组建,存在主管部门不明确,团队成员构成不合理,内部制度建设落后,工作流程不规范,资金支持力度弱,监管机制缺乏等等问题。应借鉴欧美等国家的先进经验,按任务型组织模式合理配置OPO数量及其人员,相对独立地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承担全国OPO日常工作的组织与领导职责。OPO内部成员共享领导权和决策权,并加强伦理监管,建立规范的捐献流程和经济核算制度,完善协调员职业发展与激励制度。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应用体外膜肺氧合的配合与监护

目的探讨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的护理配合与监护要点。方法对24例脑-心双死亡的器官捐献者持续严密地进行心电和血压的监测,重点监测收缩压、平均动脉压和心电图,及时为医师提供启动和中止ECMO的时机;配合医师进行ECMO的置管与运转以及各参数的监测与维护;做好拟献器官功能的监测与维护等。结果 24例脑-心双死亡的器官捐献者,在脑死亡后等待心脏停跳的过程中全部应用ECMO,ECMO支持时间51～380min。成功获取肝脏24个、肾脏34个、心脏2个、角膜46个,器官热缺血时间全部为0。24个供肝全部有效地用于24位肝移植患者,受者术后肝功能恢复满意,痊愈出院。结论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应用ECMO,对捐献者的严密监测、ECMO系统的维护以及对拟捐献器官功能的保护是护理工作的重点。     

规范管理,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有序开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同样面临供器官短缺这一严峻的挑战。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捐献逐渐减少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拓展其他来源的器官捐献。为此,卫生部及相关部门在加快脑死亡立法,规范活体器官捐献,以及推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些规范管理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和长远发展。本文主要分析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面临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应的应对措施。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     

国外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进展

器官移植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效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一项突破性技术,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器官捐献作为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提升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是促进捐献器官转化、改善器官移植预后的关键。美国、西班牙等国家在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方面提出了系列政策和标准,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本文通过探讨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有关概念、国际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先进策略及模式,研究器官获取组织、捐献者、捐献器官质控举措,以期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推进捐献器官获取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2014版)

自2010年原卫生部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经过各界努力,目前人体器官捐献尤其是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在全国范围内已得到广泛开展.亟待制订相关专家共识来指导全国DCD器官的质量评估,推动其在临床上更规范、有效、安全地应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移植学组及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专家制订了《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2014版)》,重点阐述了中国DCD与心脏死亡诊断标准、器官获取、DCD器官在肝移植和肾移植中的评估和应用以及移植受者围术期的特殊干预.     

浅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建设

<正>启动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移植试点工作是2010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原国家卫生部)推行的缓解器官供需矛盾、促进移植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1]。试点工作内容要求各试点省、市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试点方案所明确的相关职责,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招募并组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逐步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队伍。协调员的工作贯穿器官捐献的每一个环节,尤其在与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