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脓毒症诊断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正>脓毒症(sepsis)是一种机体对感染反应失调导致的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1],其发病机制极为复杂,涉及炎症、免疫、凝血等系统。当病情进展至严重脓毒症或脓毒症性休克时,危重症患者的死亡风险明显升高^[2]。因此,在脓毒症患者发病早期出现感染迹象或症状,但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全身性感染反应或多器官功能障碍时(即疑似脓毒症阶段),快速诊断预测脓毒症,并尽早给予有效干预,阻止脓毒症发生进展,是提高其生存率的关键^[3]。由于脓毒症早期症状、体征无特异性,且缺乏有效诊断措施,疑似脓毒症阶段的评估难度较大^[4]。     

降钙素原、乳酸、D-二聚体与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相关性

<正>脓毒症是一种由感染所致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具有病情凶险、进展快、临床预后差的特点,如不及时治疗可进展为严重脓毒症、脓毒症休克等,表现为低血氧症、代谢性酸中毒及多器官功能障碍,是患者致死的重要病因。脓毒症可涉及多种病理生理变化,其中凝血功能异常可贯穿疾病全过程,出现D-二聚体水平异常升高^[1]。细菌学是诊断脓毒症的可靠指标,降钙素原是诊断患者细菌感染的可靠指标,能指导临床进行早期抗感染治疗,对诊断脓毒症的诊断及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乳酸是细胞无氧呼吸的代谢产物,     

病原微生物分子检测技术在脓毒症诊断与预后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从而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2],是引起住院患者死亡及远期预后不良的一大重要原因。全球每年脓毒症发病率为189/10万人,病死率为26.7%,而在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的脓毒症患者病死率高达41.9%^ [1]。脓毒症病情变化迅速,早期诊断及尽早干预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 [2]。病原菌检测可以为脓毒症的诊断及抗感染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而目前传统培养学方法检出率低,且较为耗时,可能错过早期抗感染治疗的最佳时机。     

脓毒症临床前研究最低质量标准(MQTiPSS)国际专家共识的解读

1991年国际专家首次对脓毒症进行了定义,认为脓毒症是感染所致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1]。鉴于SIRS的诊断标准过于敏感并缺乏特异性,2001年的华盛顿会议对脓毒症的定义进行了修订和更新,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诊断标准^[2]。但由于该诊断标准过于复杂,且抑制炎症反应的大部分临床试验均以失败告终,国际专家于2014年组建了工作组以重新修订脓毒症的定义。经过近两年的调查讨论,脓毒症3.0的定义于2016年2月发布,将脓毒症定义为"机体对感染的反应失调所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3]。     

虚拟现实技术在卒中后上肢康复中的应用现状及可能机制

<正>脑卒中是我国成年人致死和致残的首位原因^[1]。研究表明,约85%的早期卒中患者存在上肢功能障碍^[2],超过50%的卒中患者存在上肢功能永久性的损伤,显著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3],因此改善卒中后上肢功能至关重要。传统的上肢康复治疗通常耗时久且患者依从率低,结果常取决于治疗师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以诱导功能障碍肢体基于神经可塑性的运动改善^[4]。     

严重烧伤早期评估的相关临床实践指南及研究进展

<正>烧伤是一种常见的创伤形式^[1]。烧伤预后取决于烧伤的严重程度，轻度烧伤通常会自行愈合，但严重烧伤会危及生命^[2]。严重烧伤是指烧伤总体表面积大于30%或三度烧伤体表面积大于10%^[3]。早期评估是改善严重烧伤预后的关键，准确判断伤情并及时救治可减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以及其他严重烧伤危及生命的并发症^[4]。作为第一道防线，急救现场和早期救治护理人员的评估理论知识及实践能力直接关系到严重烧伤伤员的预后及生命。而现代烧伤护理专业技术在不断进步，据文献报道，近年来一大批烧伤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南^[5-10]及专家共识^[11-16]相继公布，为烧伤护理人员早期评估工作提供循证依据，科学指导严重烧伤早期评估临床实践工作。当前，为系统地构建严重烧伤伤员早期评估指标，本文对严重烧伤伤员早期评估有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充分研究，研读国内外烧伤相关实践指南及专家共识，旨在掌握最新进展，提升早期评估准确率与有效性，进一步奠定课题研究理论基础。     

手术部位感染判定标准研究进展

<正>手术部位感染是指手术后发生于切口表面、器官或腔隙中的感染^[1]。在中低收入国家中，手术部位感染是最常见的院内感染类型，其发生率约为11.8%^[2]。即使在医疗资源相对发达的美国，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率也达到5%，仅次于尿路感染^[3]。     

NLR在儿童脓毒症中的研究进展

<正>脓毒症是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儿童患病及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具有起病急、进展快、病死率高、医疗费用高昂等特点。据报道,全球严重脓毒症的发病率为8.2%,病死率在不同区域达11%～40%^[1],在我国西南地区一项多中心的研究发现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ICU)严重脓毒症的发病率为2.3%,住院病死率为18.8%^[2],以上数据说明脓毒症造成相当重的社会负担。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决议将脓毒症列为未来十年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之一^[3]。     

NOD样受体家族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3炎性小体在脓毒症中的作用

正脓毒症是感染、烧/创伤、休克等急危重患者的严重并发症。根据最新定义,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所导致的免疫反应失调而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脓毒症患者病情重,发展快,病死率高。最近的一篇Meta分析指出住院治疗患者脓毒症发病率为437/100 000例,病死率为17%;而严重脓毒症的发病率为270/100 000例,病死率为26%[2]。脓毒症是一个临床综合征,目前尚无治疗脓毒症的特     

慢性肾病患者发生创伤弧菌感染1例

<正>创伤弧菌是一种革兰阴性杆菌，感染可表现为严重的原发性脓毒症、创伤感染和胃肠炎3种临床亚型^[1]。创伤弧菌感染导致的原发性脓毒症死亡率可高达50%,研究发现，该菌感染从发病到进行有效治疗的间隔时间越长，患者的死亡率越高。因此，创伤弧菌感染的快速诊断和早期治疗对提高患者生存率至关重要。本例报道1例慢性肾病患者感染创伤弧菌得到快速诊断，最终有效控制感染的病例，并复习相关文献，总结创伤弧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和诊疗经验，     

康复机器人对卒中后手部运动功能效果的网状meta分析

<正>脑卒中是神经系统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是全球致残最主要的因素^[1]。卒中后80%的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肢体障碍,随着康复治疗的介入,仅有12%的患者手功能可以得到较好的改善^[2]。卒中后手功能的不良预后严重限制了患者日常生活的正常参与,如何使其最大限度地恢复已成为临床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常规康复治疗是改善卒中后手功能障碍的主要手段,但这种训练过程模式单一,患者易疲劳^[3]。     

脓毒症早期肠道菌群失调相关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目的分析脓毒症早期肠道菌群失调的相关危险因素以及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19年9月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256例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入院第7天的粪便菌群分析结果以及肠道菌群失调严重程度将患者分为正常肠道菌群组（对照组,75例）、Ⅰ度失调组（34例）、Ⅱ度失调组（80例）和Ⅲ度失调组（67例）。收集患者急性病生理学和长期健康评价Ⅱ评分、基础病史、感染部位、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内毒素水平,以及患者使用抗生素、质子泵抑制剂、全肠外营养等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肠道菌群失调的危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4组患者肠道菌群失调与脓毒症预后的关系。 结果对照组、Ⅰ度失调组、Ⅱ度失调组及Ⅲ度失调组患者内毒素[（0.15 ± 0.11）、（0.14 ± 0.12）、（0.24 ± 0.11）、（0.26 ± 0.13）EU/mL,t = 16.317,P < 0.001]、质子泵抑制剂[42.7%（32/75）、41.2%（14/34）、71.2%（57/80）、74.6%（50/67）,χ² = 24.547,P < 0.001]、全肠外营养[5.3%（4/75）、17.6%（6/34）、33.8%（27/80）、28.4%（19/67）,χ² = 20.613,P < 0.001]、血管活性药物[28.0%（21/75）、26.5%（9/34）、57.5%（46/80）、50.7%（34/67）,χ² = 19.181,P < 0.001]和糖尿病[16.0%（12/75）、14.7%（5/34）、38.8%（31/80）、38.8%（26/67）,χ² = 16.383,P = 0.001]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将内毒素、质子泵抑制剂、全肠外营养、血管活性药物及糖尿病等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内毒素[比值比（OR）= 3.749,95%置信区间（CI）（1.998,7.034）,P < 0.001]和糖尿病[OR = 2.567,95%CI（1.272,5.180）,P = 0.009]是脓毒症患者肠道菌群失调的独立危险因素。4组脓毒症患者28 d累计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30.088,P < 0.001）,且Ⅱ度失调组和Ⅲ度失调组患者的28 d累积生存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χ² = 14.511、31.671,P均< 0.001）,Ⅲ度失调组患者的28 d累积生存率显著低于Ⅰ度失调组（χ² = 8.059,P = 0.005）。 结论内毒素和糖尿病是脓毒症早期患者肠道菌群失调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发生Ⅱ度或Ⅲ度肠道菌群失调提示预后更差。     

病毒性脓毒症的研究进展与启发

脓毒症是一种由宿主反应失调引起的危及生命器官功能障碍的感染,具有复杂的生理和病理变化^[1]。近年来,人们对脓毒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对不同类型病原体引起的脓毒症差异研究尚少,大多数是针对细菌性脓毒症的研究。随着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暴发,病毒性脓毒症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因此,了解病毒性脓毒症的常见病毒类型、发病机制的主要特征、临床表现、诊断、治疗等方面,能进一步调整后续诊疗策略,改善患者预后状况,有效降低临床病死率。     

基于GEO数据库鉴定血清外泌体miR-372在食管癌中的诊断价值

<正>数据显示，食管癌已成为继肺癌、肝癌、胃癌及乳腺癌后导致我国人群死亡的第五位恶性肿瘤^[1]。在我国食管癌发病率居世界前五，发病率高达572000例，死亡率达509000例[2]，据统计，全世界的食管癌患者中，约有半数都在我国^[3]。早期食管癌患者因缺乏典型临床症状，大多数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临床治疗效果差且生存率低^[4]。当前食管癌总体的5年生存率低于20%，而早期食管癌(局限于黏膜或黏膜下层)及时诊断并在内镜或手术治疗后5年生存率可显著提高到90%以上^[5]。     

盆腔器官脱垂患者生活质量评估工具的研究进展

<正>盆腔器官脱垂(pelvic organ prolapse,POP)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盆底支持组织薄弱，造成盆腔器官下降移位引发器官位置及功能异常的疾病。POP是中老年女性的常见病，患者可有阴道异物感、疼痛、性交困难等症状，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1]。POP女性患病率在3%～50%，且随年龄增长而增加，70～79岁为发病高峰^[2]。据报道^[3]，我国症状性POP占成年女性的9.6%，且大部分需要手术治疗。目前，生活质量被认为是评价POP治疗效果的关键指标之一^[4]。虽然，POP可通过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或其他仪器设备来诊断或判断治疗效果，但这些方法无法评估POP症状严重程度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忽视了患者的主观感受，而评估工具则弥补了这一不足^[5]。现有评估工具众多，但每种工具的适用性、新颖性、评估侧重点不同。本研究对近年来POP患者生活质量评估工具的相关研究作综述，以期为临床医护人员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不同性别HPV感染的分布流行特征

<正>人乳头瘤病毒(HPV)是一类基于基底角质层形成细胞的微小环状DNA病毒^[1],是通过生殖器接触进行性传播的微生物,可能导致男性和女性的相关癌症^[2]。全球每年约有50万例新诊断的宫颈癌和约30万例与宫颈癌相关的死亡^[3]。高危型HPV(HR-HPV)感染可加剧宫颈癌和其他鳞状细胞癌的恶性程度;低危型HPV(LR-HPV)感染与皮肤病变如皮疣有关,这种皮损本质上通常是良性的^[4]。通过大量研究表明,HPV感染情况与地域存在一定相关性^[5]。故HPV分型检测对宫颈癌早期筛查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本研究分析了1213例HPV不同分型样本在长春地区的感染及年龄分布特征,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尿肾损伤分子1和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对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患者早期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尿肾损伤分子1（KIM-1）及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对脓毒症合并急性肾损伤（AKI）患者早期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预测价值。 方法选择温州市人民医院2012年7月至2015年11月收治的脓毒症合并AKI的患者159例,根据是否CRRT治疗,分为非CRRT组（92例）及CRRT组（67例）。收集所有患者尿液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尿KIM-1及NGAL水平。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脓毒症合并AKI患者早期CRRT治疗的相关因素。同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尿KIM-1、NGAL浓度在预测脓毒症AKI患者需CRRT的价值。 结果非CRRT组及CRRT组患者在年龄[（65 ± 18）岁vs.（77 ± 11）岁,t=26.380,P<0.001]、腹腔感染[8/92 vs. 23/67,χ²=16.228,P<0.001]、四肢皮肤软组织感染[19/92 vs. 2/67,χ²=10.556,P<0.001]、冠心病[46/92 vs. 50/67,χ²=9.828,P=0.002]、糖尿病[24/92 vs. 38/67,χ²=15.289,P<0.001]、慢性心功能不全[36/92 vs. 52/67,χ²=23.229,P<0.001]、气管插管留置>48 h [32/92 vs. 35/67,χ²=5.239,P=0.024]、急性病生理学和长期健康评价（APACHE）Ⅱ评分[（16 ± 6）分vs.（22 ± 5）分,t=40.671,P<0.001]、尿KIM-1 [（17 ± 4）ng·L^-1·Cr^-1 vs.（29 ± 19）ng·L^-1·Cr^-1,t=34.849,P<0.001]及NGAL水平[（5.7 ± 1.4）ng·L^-1·Cr^-1 vs.（7.7 ± 1.6）ng·L^-1·Cr^-1,t=65.483,P<0.001]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结果显示：糖尿病、慢性心功能不全、APACHEⅡ评分>18分、尿KIM-1浓度>21.0 ng·L^-1·Cr^-1及NGAL浓度>6.5 ng·L^-1·Cr^-1是影响脓毒症AKI患者选择CRRT治疗的相关因素;尿KIM-1、NGAL水平及两者联合预测患者需CRRT治疗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3（95%CI：0.702~0.864,P<0.05）、0.819（95%CI：0.753~0.886,P<0.05）及0.867（95%CI：0.810~0.923,P<0.05）;NGAL及KIM-1的约登指数分别为0.465和0.502,两者联合后,约登指数为0.603。 结论尿KIM-1及NGAL水平对早期预测脓毒症合并AKI患者介入CRRT治疗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且两者联合检测更具有预测价值。     

基于GEO和TCA数据库鉴定血清外泌体miR-23a在结肠癌中的诊断及预后价值

<正>结肠癌是世界范围内发病率位居第三的恶性肿瘤,年发病率高达1400万人,死亡率高达69.4万人^[1]。在我国,结肠癌是癌症相关死亡疾病的第5大原因。约有75%的结肠癌诊断时已发展至临床晚期,5年生存率仅有14%;而早期诊断可显著降低死亡率,5年生存率可达到90%^[2]。目前,对于结肠癌高风险人群推荐的筛查方法主要有结肠镜和粪便潜血实验^[3]。粪便潜血实验对早期诊断和高危人群筛查的敏感性有限^[4]。结肠镜虽然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但是具有有创性、费用昂贵,耗时且耐受性差^[5]。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合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例

<正>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LPL/WM)是一种少见的惰性成熟B细胞淋巴瘤,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所占比例<2%。LPL侵犯骨髓同时伴有血清单克隆性免疫球蛋白(Ig)M时诊断为WM^[1]。WM好发于60岁以上老年人,临床诊断中易与IgM型多发性骨髓瘤混淆^[2]。有研究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流行期间,WM患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风险增加,感染后易发生严重并发症^[3]。目前国内尚未见WM合并COVD-19的病例报道。     

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前沿进展

<正>截止到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大流行已经造成全世界数亿人的感染和数百万人的死亡，提高疫苗接种率是广泛认为可以降低重症死亡的主要方法。早期，包括BNT162b2 mRNA疫苗^[1]、Ad26.COV2.S疫苗^[2]、mRNA-1273疫苗^[3]、Gam-COVID-Vac^[4]、AZD1222疫苗^[5]的大型随机Ⅲ期临床试验均把使用免疫抑制剂的肿瘤患者排除在外，但肿瘤患者免疫力差、并发症多，具有较高的感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