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过程模型视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感知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目的 基于压力过程模型探讨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感知(风险感知)对其抑郁的影响,及宿舍关系和消极应对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方便式抽样的方法对西安某高校1 045名大学生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认知量表(PRP-PHE)、宿舍人际关系问卷(RBC)、中文版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和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调查,分析宿舍关系和消极应对在风险感知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大学生的风险感知得分(2.82±0.73)分,宿舍关系得分(1.79±0.52)分,消极应对得分(1.24±0.55)分,抑郁得分(4.34±4.26)分;大学生风险感知和宿舍关系均与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正相关(P<0.01),风险感知可以通过宿舍关系和消极应对间的链式中介对抑郁产生影响(P<0.05),预测大学生的抑郁。结论 大学生风险感知与抑郁密切相关,宿舍关系和消极应对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军校大学生消极应对方式和家庭适应性在儿童期创伤与抑郁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儿童期创伤对军校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并分析消极应对方式和家庭适应性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7年11月,在重庆市某军校随机选取423名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文版、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抑郁自评量表对军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军校大学生抑郁总分为40.24±12.57,儿童期创伤总分为34.96±12.04,家庭适应性总分为53.44±8.94,家庭亲密度总分为73.47±8.47,积极应对方式总分为25.88±6.15,消极应对方式总分为9.76±3.64。抑郁高分组在儿童期创伤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和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上均高于低分组,而在积极应对方式、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得分上则低于低分组。抑郁得分与儿童期创伤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和消极应对方式均呈正相关(r=0.229～0.492,均P0.01),与积极应对方式、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均呈负相关(r=-0.427、-0.468、-0.477,均P0.01)。儿童期创伤总分、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和家庭适应性可有效预测抑郁情况(β=0.275、-0.262、0.171、-0.197,P0.01),可解释37.4%的变异量。消极应对方式和家庭适应性在儿童期创伤与抑郁中起部分中介作用(β=0.029、0.144)。结论儿童期创伤是军校大学生抑郁的危险因素,改善消极应对方式,提高家庭适应性可能有助于缓解儿童期创伤对军校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新冠肺炎患者焦虑、抑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焦虑、抑郁状况,面对突发疫情的应对方式与情绪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0年2月浙江杭州市西溪医院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50例,采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GAD-7焦虑症筛查量表、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调查,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患者焦虑得分8.96±1.59分,抑郁得分7.08±0.58分。其中女性患者、家属共患病、住院时间一周以上的患者负性情绪更高(p<0.05)。患者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1.80±0.46,与GAD-7焦虑评分成显著正相关(r=0.319;p=0.024);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0.96±0.38,与抑郁评分成显著正相关(r=0.522;p=0.000)。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存在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医护人员应帮助患者进行心理建设,激发其积极应对疾病能力,促进疾病恢复。     

某校本科生时间洞察力与生活方式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探索北京某高校本科生时间洞察力与生活方式的关系,为结合时间洞察力教育开展生活方式课程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结合课程内容设计的生活方式问卷和津巴多时间洞察力量表,对北京某高校2014-2015学年上学期选修“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健康传播”通选课的137名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earman相关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间洞察力与生活方式的关系.结果 本科生的时间洞察力过去消极、过去积极、现在宿命、现在享乐、未来5个维度的得分分别为(3.09±0.59),(3.95±0.56),(2.72±0.55),(3.29±0.41),(3.52±0.47)分.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健康的生活方式各个项目与过去积极和未来时间洞察力呈正相关,与现在宿命时间洞察力呈负相关(P值均<0.05).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可以接受(RMSEA =0.13,90%CI=0.12~0.15,P<0.01,CFI=0.78).性别、父母文化程度和未来时间洞察力对生活方式有直接影响,未来时间洞察力得分每增加1,生活方式得分平均增加0.36(标准化系数=0.36,t=4.22,P<0.01).结论 本科生的时间洞察力与生活方式有较高的相关性,可尝试在生活方式课程中结合时间洞察力的教育,提高生活方式的教育效果.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一线防疫人员不良情绪反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线防疫人员不良情绪反应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其心理健康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0年2月4—7日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在福建省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和龙岩市随机抽取的258名奋战在福建省防疫前线的一线防疫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应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和非递归路径分析模型分析一线防疫人员情绪反应的影响因素。结果抗击新冠肺炎期间一线防疫人员的不良情绪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恐惧(0.63±0.49)分、抑郁(0.24±0.39)分、疑病(0.22±0.34)分、神经衰弱(0.18±0.32)分和强迫焦虑(0.10±0.23)分;应对方式的积极问题关注、积极情绪关注、消极问题关注、消极情绪关注和心理疏导得分分别为(1.20±0.72)、(1.45±0.82)、(0.62±0.57)、(0.75±0.65)和(1.41±1.01)分。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我防护较差和消极问题关注较高的一线防疫人员抑郁状况较重,自我防护较差、近距离接触过可疑或确诊病例、消极情绪关注较高和积极情绪关注较低的一线防疫人员神经衰弱状况较重,女性和自我防护较差的一线防疫人员恐惧状况较重,自我防护较差、消极情绪关注较高和积极情绪关注较低的一线防疫人员强迫焦虑状况较重,女性、自我防护较差和近距离接触过可疑或确诊病例的一线防疫人员疑病状况较重。非递归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自我防护情况对恐惧、神经衰弱、抑郁、疑病和强迫焦虑状况均产生影响,其标准化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分别为0.336、0.354、0.274、0.286和0.294;消极情绪关注和消极问题关注是抑郁和强迫焦虑状态的完全中介因素。结论应对方式对情绪反应有调节作用,可通过加强自我防护、改变消极应对方式等减少抗击新冠肺炎期间一线防疫人员不良情绪的发生。     

中小学生注意偏向和焦虑抑郁情绪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关系

目的 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消极注意偏向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在抑郁、焦虑负向情绪作用下的关系,为中小学校开展心理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21年3—4月,采用方便整群方法抽取北京、山西、湖南、山东、河北、湖北省的小学六年级至初三708名学生,采用事件冲击量表(儿童版)、中文版积极/消极注意偏向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中小学生PTSD共检出242名,检出率为34.2%。男生在闯入、高唤醒维度上得分(7.92±5.33,8.60±5.41)低于女生(8.72±4.85,9.50±4.7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2.04,-2.32,P值均<0.05);不同年级中小学生在消极注意偏向、事件冲动量表总分及闯入、回避、高唤醒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3.57,5.99,4.45,4.60,7.40,P值均<0.05);消极注意偏向、焦虑、抑郁与PTSD症状之间均呈正相关(r=0.27～0.84,P值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焦虑(OR=1.13,95%CI=1.06～1.20)和消极注意偏向(OR=...     

男性戒毒者焦虑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男性戒毒者焦虑和抑郁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整群抽取广东省韶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和韶关市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共600人,采用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获得有效问卷544份,544名男性戒毒者中,存在焦虑症状的338人,占62.1％,存在抑郁症状的327人,占60.1％,同时存在焦虑、抑郁症状的246人,占45.2％;戒毒者领悟社会支持为(55.04±13.16)分,积极应对为(22.08±5.06)分,消极应对为(13.01±4.19)分;焦虑症状受学历的影响,抑郁症状受年龄、学历、戒毒时间和戒毒次数的影响(均P ＜0.05);抑郁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及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r=-0.300、-0.373,P＜0.05);应对方式是男性戒毒者焦虑抑郁水平的预测因素,积极应对方式比消极应对方式影响力大.结论 男性戒毒者焦虑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较高,其焦虑抑郁水平受个人应对方式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状态调查

目的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为今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通过问卷星对1 400名大学生进行匿名式调查,应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1 294名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21.51%,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13.85%、7.32%、0.34%;焦虑检出率为9.46%,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8.36%、0.91%、0.19%。男生抑郁(44.71±12.88)分、焦虑(40.35±9.28)分,女生抑郁(42.28±10.86)分、焦虑(38.70±7.6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232, P=0.005;t=2.163,P=0.046)。不同年级大学生抑郁、焦虑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498,P=0.221;F=1.021,P=0.362)。结论 疫情期间男女大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及抑郁心理问题,学校管理部门应采取措施对学生进行精准心理健康教育。     

新冠疫情期间护理专业在校生心理健康及睡眠质量调查

目的 了解新冠疫情期间护理专业在校生的心理健康及睡眠质量,为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干预和改善睡眠提供依据。方法 于2020年7—9月期间对522名护理专业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包括一般情况、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新冠疫情期间护理专业在校生焦虑评分为(20.87±8.66)分,抑郁自评分为(44.65±7.97)分,睡眠指数得分为(5.24±3.29)分,抑郁自评及睡眠质量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学制、籍贯学生的焦虑、睡眠质量水平存在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焦虑得分与睡眠质量分数呈正相关(r=0.506,P<0.01);抑郁得分与睡眠质量分数呈正相关(r=0.207,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焦虑得分在不同年龄、学制和籍贯分组,睡眠质量得分在不同焦虑及抑郁水平分组中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刑人员焦虑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刑人员的焦虑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心理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西部数所监狱897名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服刑人员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42.92%、52.73%,共患焦虑、抑郁占38.91%。担忧自己或家人感染、担忧出狱后生计受疫情影响、身体健康状况越差是焦虑和抑郁的危险因素（OR＞1.000,P＜0.01）,与亲朋联系次数越多是焦虑和抑郁的保护因素（OR＜1.000,P＜0.01）。焦虑、抑郁症状的服刑人员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而无焦虑、无抑郁症状的服刑人员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刑人员焦虑、抑郁症状较为严重,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策略,排除危险性因素干扰,引导他们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保护其心理健康。     

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情绪健康的关系

目的了解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与情绪健康水平,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和大学生情绪健康问卷对四川省内3所高校的52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PPQ总分及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各维度的得分分别为122.57±16.10,32.13±6.37,30.48±4.66,30.34±4.58和29.63±5.92。城镇户籍大学生的PPQ总分以及乐观、韧性和希望维度得分均高于农村户籍大学生,男生在自我效能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女生,而在希望维度上的得分低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学生情绪健康问卷总分及情绪失调、焦虑、抑郁、攻击和躯体化分量表的得分分别为65.36±19.60,15.13±5.11,12.48±4.66,13.44±4.65,13.23±4.91和11.08±3.81。男生的大学生情绪健康问卷总分及情绪失调、焦虑、抑郁及攻击分量表得分低于女生,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大学生情绪健康问卷总分及抑郁分量表得分低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城镇户籍大学生的情绪失调和躯体化分量表得分低于农村户籍大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及情绪健康整体水平相对较高。因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及情绪健康水平有差异,高校应根据其特点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照顾者的照顾负担、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情绪 相关性分析

摘要:目的　探讨肠癌化疗病人主要照顾者焦虑抑郁情绪、照顾负担、应对方式现况及其相关性。方法　采用自编的一般资料问卷、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照顾负担量表（ZBI）、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对319例肠癌化疗主要照顾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有焦虑情绪者138例（43.3%）,有抑郁情绪者86例（27.3%）,66例（20.7%）处于焦虑抑郁共存状态;照顾负担总分为（28.7±11.3）分,83例（26.0%）处于轻度负担,182例（57.1%）处于中度负担,54例（17.54％）处于重度负担;消极应对维度均分为（1.22±0.58）分,低于国内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照顾负担得分、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与照顾者焦虑得分呈正相关（r＝0.50,0.19）;照顾负担得分、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与照顾者抑郁得分呈正相关（r＝0.41,0.16）;积极应对方式得分与照顾者抑郁得分呈负相关（r＝-0.24）。结论　肠癌化疗病人主要照顾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照顾负担以中度为主,应对方式良好,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社区防控人员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状况

目的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基础环节,做好社区防控对有效遏制疫情播散和蔓延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社区防控人员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状况,探讨两者相互关系,为制定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防控工作人员工作模式及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2020-01-15-2020-02-20采用不等比目的抽样法,以5∶1比例随机抽取宁夏银川兴庆区、金凤区和西夏区3个市辖区40家社区,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及自设社区新冠疫情防控人员工作压力量表和焦虑抑郁量表,对新冠疫情期间社区在岗人员进行问卷调研,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工作性质和是否为党员。分析社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和心理状况的相关性。结果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员工作压力总分为(59.90±12.25)分,处于中低等水平。Zung焦虑量表平均得分为(47.11±8.55)分,焦虑阳性率为21.27%(30/141),Zung抑郁量表平均得分为(46.48±6.87)分,抑郁阳性率为12.05%(17/14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是社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F=3.443,P=0.047;性别(t=2.315和2.535,P=0.036和0.013)和职业(F=6.412和4.987,均P<0.001)是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区新冠疫情防控人员焦虑与工作压力(r=0.293)、工作负荷(r=0.339)、人际关系(r=0.233)和个人价值(r=0.224)呈正相关,抑郁与工作压力(r=0.260)、工作负荷(r=0.263)、人际关系(r=0.204)和个人价值(r=0.222)呈正相关,均P<0.05。结论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防控人员工作压力大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直接影响到工作人员疫情防控工作的状态,需采取相应的防护对策,以减轻社区防控人员工作压力,保持身心健康。     

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

目的探讨大学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信行状况及其关系。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河南省郑州大学不同专业和年级1 195名大学生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信行状况的调查。结果在校大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知识平均得分为(74.63±12.27)分,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抑郁、神经衰弱、恐惧、焦虑和疑病得分分别为(0.53±0.60)、(0.49±0.56)、(0.70±0.53)、(0.32±0.49)和(0.51±0.62)分;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得分分别为(1.94±0.54)和(1.16±0.56)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知识与态度呈负相关(r=-0.408,P<0.01),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364,P<0.01),态度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r=-0.812,P<0.01),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860,P<0.01)。结论大学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晓率较低,知识与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在对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时,要注意其态度和行为转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定点医院高风险科室护士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风险科室护士的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便利抽样抽取门诊、急诊、呼吸科护士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及家庭关怀度指数(Family APGAR Index)、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病人健康问卷(PHQ-9)进行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380份,Family APGAR Index得分7.59±2.54分,家庭功能障碍者141名(37.1%);PHQ-9得分7.08±5.44分,抑郁者256名(67.4%);GAD-7得分4.59±4.59分,焦虑者195名(51.3%)。单因素分析显示是否独生子女、有无基础疾病、自觉健康状况、对新冠病毒传染性的恐惧程度、对医护人员感染人数增加的恐惧程度、对每天接触各种患者的恐惧程度、对病毒可能通过自己传染家人的恐惧程度、是否疫情期间主动服用未经证实有明确预防效果的药物、对医院培训的满意度、对医院应急预案、诊疗方案等的满意度、家庭关怀度指数和抑郁对护士焦虑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是否有基础疾病、"您很满意与家人共度时光的方式"、睡眠障碍等抑郁症状为焦虑的影响因素。结论高风险科室的护士焦虑发生率高。护理管理者应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护理人员的情绪及心理状态,及早进行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     

新入伍军人抑郁情绪与家庭环境和应对方式的关系

[目的]了解新入伍军人的抑郁自评得分,并分析抑郁情绪与家庭环境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新疆某部队2014年9月新入伍军人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抑郁自评量表(SDS)、中文版家庭环境量表(FES-CV)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进行调查。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检验,对是否会出现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323名新入伍军人SDS平均得分为(42.53±8.51)分。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组SDS得分为(43.98±8.30)分,高于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组的(37.94±5.50)分;入伍前为非学生身份组的SDS得分为(45.00±7.60)分,高于学生身份组的(40.42±8.02)分;吸烟组的SDS得分为(45.33±7.74)分,高于非吸烟组的(40.34±7.58)分(均P0.05)。SDS≥50分组的娱乐性、组织性和控制性得分低于SDS50分组(均P0.05)。SDS得分与SCSQ消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r=0.30),与FES-CV的矛盾性得分呈正相关(r=0.32),与其知识性(r=-0.43)、娱乐性(r=-0.42)、组织性(r=-0.37)和控制性(r=-0.28)得分均呈负相关(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娱乐性分量表得分是出现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OR(95%CI)为0.512(0.319~0.824)。     

干部保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方式调查

目的 探讨干部保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方式.方法 采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压力应对方式调查表,对48名干部保健人员进行调查与分析.抑郁和焦虑测评正常范围为40分以下.结果 在48份问卷中,抑郁得分大于40分者有18例,焦虑得分大于40分者有12例.医生、护士的抑郁得分分别为(35.30±7.95)和(...     

表演型人格倾向新兵的特质应对方式与抑郁焦虑的关系

目的 分析表演型人格倾向新兵的特质应对方式、抑郁和焦虑特征以及三者的关系。方法 采用人格诊断问卷（PDQ-4+）、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对9 127名男性新兵进行评定。根据PDQ-4+中表演型人格分量表筛查出281名具有单纯表演型人格倾向的新兵,在没有任何人格倾向的新兵中随机抽取290名作为对照。比较2组新兵的特质应对方式、抑郁和焦虑得分。结果 单纯表演型人格倾向在新兵中的阳性检出率为3.1%;表演型人格倾向新兵的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和焦虑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得分（P＜0.05）,2组新兵在抑郁严重指数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演型人格倾向新兵的消极应对、积极应对、抑郁严重指数和焦虑得分之间呈两两相关,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表演型人格倾向新兵使用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较多,焦虑水平较高;特质应对方式与抑郁和焦虑密切相关。     

新冠肺炎疫情下海外中国留学生急性心理应激反应与应对方式调查

目的 调查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赴外留学生急性心理应激反应以及应对方式。方法 于2021年7月1日-12月31日通过海外各校中国学生会,采取横断面研究抽取270名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包括自制的《中国留学生基础情况调查表》以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结果共计发放27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52份。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留学生急性心理应激反应各维度得分比普通人群高,以恐惧情绪为主。男性留学生在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及疑病方面得分均高于女性（P<0.05）,低年龄段的留学生在神经衰弱、恐惧方面得分较高（P<0.01）,不同留学层次的留学生在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国外停留时间留学生在强迫-焦虑、疑病方面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留学生所产生的急性心理应激反应与社会支持水平呈负相关（P<0.01）,与积极应对水平成负相关（P<0.05）,与消极应对水平呈正相关（P<0.01）。结论 留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急...     

某医科大学学生冲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索医科大学生冲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变大学生冲动状况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冲动量表、家庭功能问卷、Beck抑郁问卷、生命质量量表,对整群抽取的某医科大学8468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冲动量表总分平均为(35.77±11.50)分,计划冲动、行动冲动、认知冲动3个分量表平均得分分别为(37.34±15.42),(33.36±14.98)和(36.60±11.99)分。单因素分析显示,生命质量、家庭功能、抑郁、恋爱状况、学制和年级等对冲动总分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计划冲动、行动冲动和认知冲动的影响因素和量表总分的影响因素不完全一致。多元线性回归显示,生命质量和家庭功能是保护因素,抑郁是危险因素;正在恋爱中的学生更容易冲动;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冲动;对专业满意度越高,冲动性越低;高年级的学生冲动得分较高。结论需采取必要措施,缓解大学生冲动状况,从而减少因冲动造成的危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