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术后早期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及护理

原位肝移植是现阶段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方法 ,肝移植术后一年存活率达 90 % ,5年生存率达70 %。急性排斥反应是威胁移植肝功能的重要因素[1] ,免疫抑制剂是预防和治疗肝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必要手段 ,随着各类新型免疫抑制剂的问世 ,护理严格掌握各种药物的药理作用、用法、副作用 ,早期发现其毒副作用有利于器官移植患者的顺利恢复。我院 2 0 0 2年 1～ 1 2月共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 1 4例。现将患者应用免疫抑制剂的相关护理报告如下。1　临床资料1 .1　一般资料　本组 1 4例 ,其中男 1 2例 ,女 2例 ,年龄 30～ 6 7岁 ,平均 4 6 .5岁…     

免疫抑制剂在肝移植术后早期应用的护理

为探讨肝移植术后早期应用免疫抑制剂副作用的观察及护理,对10例同各原位肝移植术后病人均用免疫抑制剂环胞霉素A（CSA）＋骁悉＋甲基强的松龙,其中出现有明显的急性排斥反应症状者9例10次,6例经用甲基强的松龙500mg冲击治疗3d,排斥反应得到控制,3例效果不明显,遂停用CSA,2例改莫罗那－CD3（OKT3）5mg静脉注射5－10d,1例改用他克莫司（FK506）3mg口服12h1次。结果7例肝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出院。说明免疫抑制剂副作用的早期观察及护理,对肝功能的恢复有一定影响。     

肝癌肝移植适应证的发展和选择

1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原发性肝癌（肝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全世界每年新发肝癌患者一半以上在我国，其中能够接受手术切除的肝癌不到10％，肝移植无疑给予了那些已无法根治切除的肝癌患者希望。作为肝癌第一大国，是否需要一个符合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证标准呢（7本文就此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肝癌与肝移植:争议与发展

肝细胞肝癌(HCC,下称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的之一,导致全世界每年因肝癌死亡的人数超过40万。近年来肝癌发病率有上升趋势,全世界每年大约有35万新发病例,其中1/3在中国。肝癌综合治疗中手术切除仍是获得长期存活的最有效措施,但大部分病人就诊时已属晚期,多伴有严重     

停用免疫抑制剂对肝移植感染治疗作用的探讨

目的:探讨停用免疫抑制剂对肝移植感染的治疗作用。方法:根据肝移植感染者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评分停用免疫抑制剂,比较停用免疫抑制剂(观察组)与常规使用免疫抑制剂(常规组)对肝移植感染者抗感染疗程、生存率和排斥反应的影响。结果:肝移植感染者停用免疫抑制剂可缩短抗感染疗程,与常规应用免疫抑制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能提高生存率(P0.05)而不增加排斥反应率(P0.05)。结论:根据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评分停用免疫抑制剂对肝移植感染者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在特殊部位原发性肝癌根治术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在特殊部位原发性肝癌根治术中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选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20年2月收治的1例尾状叶巨块型肝癌行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的患者,回顾性分析该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治疗过程.结果 患者手术顺利,术后肝功能逐渐恢复正常,未发生吻合口栓塞、肝脓肿等并发症,随访截至2020年12月(术后10个月)未发现明显门静脉高压及肿瘤复发征象.结论 离体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可为风险巨大的中央型肝癌患者提供手术切除机会,短期疗效可,但临床推广及远期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循证医学的数据支持.     

对肝癌肝移植适应证的再认识

肝癌作为肝移植的适应证一直存在许多争议。支持者认为：彻底切除病灶：消灭导致肝癌和肝硬化的“土壤”：治愈肝硬化，可以解决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及其并发症。反对者则认为：等待供体期间肿瘤持续生长：移植后复发率高．长期生存率低；移植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会使肝癌的复发率增加。由于国内外的具体国情不同．包括供肝的分配原则、病人对肝移植技术的认识接受程度以及医疗经费的保障程度等差异使得对待肝癌肝移植的指征的掌握也不一致。国外主张肝移植只适合治疗小肝癌。而我国肝癌发病人数几乎占全世界的一半．如果严格按照国外的标准．将造成绝大部分的肝癌病人丧失治疗机会。因此，正确认识适合我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证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     

65例原发性肝癌的外科治疗分析

目的:总结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的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2000年6月~2004年8月期间施行手术切除的65例原发性肝癌的病历资料。结果:肝部分切除62例,原位肝移植3例,住院期间手术死亡4例,手术死亡率6.1%(4/65),术后并发症率41.5%。结论:原发性肝癌应积极地进行手术切除,肝移植在原发性肝癌的外科治疗中疗效确切。     

免疫抑制剂在肝移植术后早期应用的护理

为探讨肝移植术后早期应用免疫抑制剂副作用的观察及护理,对10例同种原位肝移植术后病人均用免疫抑制剂环胞霉素A(CSA)+骁悉+甲基强的松龙,其中出现有明显的急性排斥反应症状者9例10次,6例经用甲基强的松龙500mg冲击治疗3 d,排斥反应得到控制,3例效果不明显,遂停用CSA,2例改用莫罗那-CD3(OKT3)5 mg静脉注射5～1O d,1例改用他克莫司(FK506)3 mg口服12h1次.结果7例肝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出院.说明免疫抑制刺副作用的早期观察及护理,对肝功能的恢复有一定影响.     

肝移植手术病人围手术期心理护理

因致命的肝病，以手术植入一个健康的肝脏来获得肝功能良好的恢复，称为肝移植。肝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最佳治疗手段。但移植手术复杂、时间长、创伤大，术后大剂量使用免疫抑制剂，术后并发症多。如何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以及预防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对病人进行心理护理至关重要。     

肝癌患者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8项肝功能指标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AR)的生化指标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6例肝癌患者肝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分析AR患者移植肝活检前肝功能生化检测值。结果肝移植患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后,随发病进展,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及总胆红素(TBIL)和直接胆红素(DBIL)逐渐增高,成正相关,与非急性排斥组(NAR)比较差别具有显著性(P<0.05)。结论移植肝活检及活检前生化检测对于AR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有重要意义。     

术中B超在肝癌切除术中的应用

目的：评价术中B超在原发性肝癌手术切除中的应用价值；比较术中B超引导下的肝癌切除术、术中B超引导下肝段门静脉阻断灌注化疗并肝段染色后肝癌切除术与常规肝癌切除术的临床疗效。方法：56倒肝癌病人在术中B超引导下进行肝癌切除术；41例肝癌病人应用术中B超引导肝段门静脉阻断灌注化疗并肝段染色后行肝癌切除术；35例行常规肝癌切除术。术后定期复查肝功能、AFP，CT及MRI，并随访。结果：术中B超对直径〈3cm小肿瘤检出阳性率为93．1％，直径〉3cm为100％；应用术中B超使19．6％（19／97）的病人改变了原手术方案；术中B超引导下的肝癌切除组和B超引导下肝段门静脉阻断灌注化疗并肝段染色后肝癌切除组较常规肝癌切除组术中出血少，对肝功能影响小，其术后5年生存率分别为31．9％、37．8％和24．3％；局部复发率分别为33．9％、31．7％和57.1％。结论：术中B超对肝癌定位准确，能够提高手术安全性、彻底性和合理性；B超引导下肝段门静脉阻断灌注化疗并肝段染色后肝癌切除组的临床疗效优于术中B超引导下的肝癌切除组，且它们明显优于常规肝癌切除组。     

microRNAs与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microRNAs（miRNAs）可通过调控其靶标基因参与的信号通路影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发挥类似于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功能。本文就目前miRNAs在原发性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肝细胞癌患者血浆骨桥蛋白表达水平与术后复发及预后的关系

目的:分析肝细胞癌(HCC)患者血浆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表达水平和术后转移复发及生存预后之间的关系,评价OPN在预测肝癌术后复发及预后中的作用。方法:应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测定101例HCC患者的血浆OPN表达水平,统计分析血浆OPN表达水平和临床病理指标以及生存预后的关系。结果:101例HCC患者外周血中均有OPN表达,中位水平为176．90μg·L~(-1)(13．73μg·L~(-1)～780．00μg·L~(-1)),平均水平为(218．94±149．18)μg·L~(-1),血浆OPN水平和肿瘤数目(P=0．002)、分化(Edmondson分级)(P=0．015)以及TNM分期(P=0．016)有关。有术后复发的患者比无复发患者血浆OPN表达明显增高(213．55μg·L~(-1)和153．70μg·L~(-1),P=0．0013)。OPN低表达组患者(≤200μg·L~(-1))的总生存(OS)时间和无瘤生存(DFS)时间均明显高于OPN高表达组(＞200μg·L~(-1))(P=0．0001),OPN低表达组患者的OS和DFS时间分别为774d和571d;而OPN高表达组患者的OS和DFS时间分别为635d和398d。应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表明血浆OPN浓度是影响肝癌患者生存预后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血浆OPN表达水平与肝细胞癌患者术后复发和生存预后密切相关,有望成为临床有用的一个预测指标。     

肝移植受者焦虑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讨肝移植受者焦虑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为制定护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运用Zung's焦虑自评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对217例肝移植受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焦虑与社会支持的状况及二者的相关性.结果 本组肝移植受者焦虑得分为(44.74±9.17)分,社会支持得分为(43.29±10.19)分,两量表的得分均高于国内常模(P＜0.05);社会支持总分与焦虑得分呈负相关(r=-0.206,P＜0.05).结论 肝移植受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良好的社会支持对减轻其焦虑水平有积极作用.     

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的可能原因及防治方法。方法：回顾分析本中心2009年1月—2010年3月5例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手术方式、术后临床化验指标、相关的影像学检查结果、临床处理及预后。结果：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为0.4%（5/1269）,均发生在术后1周内,以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和乳酸脱氢酶短时间内急剧升高为初发表现。除1例门静脉右支部分血栓形成予抗凝治疗后存活;其余4例门静脉主干血栓者经抗凝治疗及肠系膜上动脉置管间接溶栓治疗无效,均于血栓形成2周内死亡。结论：门静脉血栓形成是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一种少见的,但却是致命的血管并发症,其确切的发病机制、有效的预防及治疗方法需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糖尿病与发生肝细胞癌的关系分析

目的:分析糖尿病罹患病者与肝细胞癌发生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基于病案1:1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共入选2006年7月—2006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治疗的,经病理证实的初发肝细胞癌患者;对照组为同期在中山医院其他病区住院的患者,以性别和年龄(±3岁)配对,除外其他肝脏恶性肿瘤,或以糖尿病和慢性肝病为主要诊断入院的患者。糖尿病的诊断以入院时空腹血糖大于7.1mmol·L-1,或有明确的糖尿病史者。应用调查表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入院诊断,空腹血糖,糖尿病史,乙肝病毒5项抗原抗体,丙型肝炎抗体等。计算暴露糖尿病的比数比(oddsratio,OR),并应用条件Logistic回归调整年龄,乙肝病毒/丙肝病毒(HBV/HCV)感染状态等因素。结果:在病例组中有糖尿病史12.5%(47/376),而对照组中为7.98%(30/376),单因素分析糖尿病史发生肝癌的OR为1.65,95%CI(1.02,2.69)。平衡HBV感染状态和HCV感染状态后,发现糖尿病史的OR值为2.64,95%CI(1.36,5.12),HBeAg阳性的OR值为39.82,95%CI(18.24,86.92),HBe-Ab阳性的OR值为33.61,95%CI(20.19,55.96)。HCV阳性的OR值为6.75,95%CI(1.90,24.02)。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糖尿病是肝细胞癌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能增加2.5倍左右的肝癌发生风险。     

肝细胞癌的超声造影定量灌注参数与MVD、VEGF表达的关系

目的 探讨肝细胞癌(HCC)超声造影(CEUS)定量灌注参数与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 growth factor,VEGF)表达的关系.方法 对45例HCC术前行CEUS,并脱机行时间-强度曲线(time-intensity curves,TIC)分析.术后标本行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MVD及VEGF表达,与定量灌注参数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MVD以中位数20分为高MVD和低MVD组,两组间CEUS的TIC参数中的峰值强度(Peak)有统计学意义(P<0.01);MVD与Peak呈低度正相关(r=0.464,P<0.01),但与达峰时间(TP)、曲线尖度(Sharpness)和曲线下面积(AUC)相关分析无统计学意义(P>0.05);HCC不同VEGF表达的TIC参数间无明显等级相关(P>0.05),但与MVD呈正相关(r=0.621,P<0.001).结论 HCC的CEUS定量参数Peak与肿瘤MVD有相关性.VEGF表达与MVD存在正相关,可能间接影响造影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