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七情合和”理论研究

本文旨在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思想指导下，以“七情合和”理论为载体，从化学、药效、毒三个方面对七情配伍研究进行综合性评价，探究七情配伍理论的内在规律的研究方法，对中药配伍理论的规律与科学内涵进行探索，为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奠定实验基础和提供理论依据。     

李积敏“诊病辨证论治”学术思想初探

李积敏长期从事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及临床研究 ,提出“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 ,提出中医妇科疑难病”肾虚血瘀”病机理论 ,对中医疑难病学科的建立、发展与进步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探讨了李积敏“诊病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 ,阐述了“诊病辨证论治”诊疗体系学术思想的基本内容为 :病怀证的辨证关系 ;临床先诊病 ,病立再辨证 ;据病定主方 ,随证再加减。并认为建立“诊病辨证论治”诊疗体系 ,是中医临床治疗体系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向。     

陈言审因用方治疗健忘的学术特色

陈言,字无择,号鹤溪道人.青田(今属浙江)人.陈言系我国南宋著名医学家,其长于医理,精于方脉,善执简驭繁.陈言于淳熙元年(1174年)撰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下简称<方论>)十八卷.他在自序中认为"医事之要,无出三因",将疾病的病因分为外因(六淫)、内因(七情)和不内外因三类.这种以致病因素为主,结合发病途径、发病部位,并融入脏腑病证体系的"三因"分类法,为中医病因学的创立奠定了学术基础.陈氏提出"别其三因","随因施治"(<方论·三因论>)[1],强调治疗疾病应以因类病,因病辨证,随证治之,这种审因论治的思想,并具体运用到每种疾病的临床实践之中,是中医病因辨治的肇始,是继张仲景六经辨证、脏腑辨证治疗的又一创举,极大地丰富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的内涵.<方论>作为中医文献史上首部较为系统地论述病因分类及审因论治的专著,笔者对其研读有年,并发现其在健忘证治方面形成自身的学术特色.陈言在内伤七情及审因论治的理念指导下,论治健忘见解独特.现就陈言对健忘病因病机及治疗方剂的认识作一探讨.     

论中药七情的英文翻译

中药配伍是中药临床应用的重要形式,它是中药向方剂过渡的一个桥梁,中药配伍之后,再确定恰当的剂量和剂型,即成为方剂。中药配伍是中医的一大特色。“七情”作为传统中药配伍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介绍传统中药配伍理论时必然要提及。现行《中药学》教材也仍将《神农本草经》的药物“七情”作为中药配伍的主要理论和内容来学习掌握。鉴于“七情”的重要性,本文拟讨论“七情”英文翻译现状、存在问题,并就如何翻译的问题,提出个人见解。     

中医“七情”致病的病因及治疗

中医“七情病”指七情过激,超过人体自身生理活动的调节范围,引起脏腑气血功能紊乱,进而直接影响有关的内脏而发病。通常,一情可伤及多脏,一脏也可被多情所伤。本文就“七情”致病的病因及治疗方法进行阐述,旨在探讨“七情”致病的原因及治疗方法。     

李积敏“诊病辨证论治”学术思想初探

李积敏长期从事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及临床研究，提出“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提出中医妇科疑难病“肾虚血瘀”病机理论，对中医疑难病学科的建立、发展与进步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探讨了李积敏“诊病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阐述了“诊病辨证论治”诊疗体系学术思想的基本内容为：病怀证的辩证关系：临床先诊病，病立再辨证；据病定主方，随证再加减。并认为建立“诊病辨证论治”诊疗体系．是中医临床治疗体系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向。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七情学说特点分析

对于七情学说的认识,萌芽于春秋战国,系统形成于《黄帝内经》,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此基础上,首倡七情内伤病因论,对“七情”进行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陈无择明确提出了“七情”病因,强调七情致病的广泛性,重视气机及虚实在七情致病和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注重疾病的情志调养.因此,《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关于七情学说的特点,是对中医病因学的一个突破性贡献,成为七情学说成熟的里程碑.     

对七情内因说的思考

宋·陈言(字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白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中医学以七情来概括人的精神活动,含近代术语的精神、意识,心理等)。这一“七情内因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了中医病因学模式,一直被遵循至今。然而作为内因,则疑义甚多。不能从实质上解释病因学机理,反而把病因学导入模糊的概念之中,与临床实际相去甚远,极大地阻碍了中医病因学说的发展。为探讨七情的本质,以传统理论为依据,运用辨证唯物论观点阐明七情的病因特点,提出七情内外因相关说。     

新加坡、成都及乐山中医门诊七情背景及事件的比较研究

笔者对新加坡、成都及乐山三地的中医内科患者作了七情情绪的发病背景及七情刺激的生活事件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加坡患者在七情发病背景方面存在着较明显的负性情绪。而在七情刺激生活事件方面,成都及乐山患者较多遭遇“怒”、“忧”的负性刺激,新加坡患者则多表现为“恐”。这种引起跨地区文化上的心理差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但用七情问卷调查无疑是情志病因、病机和辨证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七情与暴盲的关系及应用

暴盲是一组常见的视网膜疾病,情志因素是其病因病机中的重要因素.在总结暴盲者的心理特征、七情的致病特点、暴盲的辨证分犁与七情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中医心理学七情理论在暴盲患者中的应用,以做到身心同治同护,提高临床疗效.     

七情及辨证护理

中医认为,致病因素无外乎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失调、过度劳倦等。七情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当某些特殊因素致情志太过就会损伤脏腑功能气机而致病,故有“喜伤心、怒伤肝、忧思伤脾、悲伤肺、恐惊伤肾”以及“喜则气缓、怒则气上、思则气结、悲则气泄、惊则气下”之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喜胜忧、恐胜喜、思胜恐、怒胜思、悲胜怒”,此乃中医总结出的一套以情治情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因此,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了解病人的情志变化,并运用七情相互转变、相互制约的理论采取以情胜情的护理措施是非常重要的,现就七情变化及其辨证…     

中医“七情”在临床心理护理中的应用

临床越来越重视人的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内经》提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说明"七情"太过可以导致人体内脏功能失调而产生各种疾病。中医学还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临床护理实践中,运用中医"七情"理论来疏导病人不良的心理情绪,对于疾病的转归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试析中医五神之“志意”要素

中医五神学说是古人对精神心理及其生理活动的总体概括.五神之“志意”要素反映了人的思维认知活动和精神情志,并对五脏和全身的功能正常协调具有重要作用.志意具有协调精神心理活动,统摄调配七情,适应外界活动等作用.志意的病因主要与七情有关.当今社会,心身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医学模式逐渐向“自然—生物—心理—社会”的模式转化,挖掘、整理反映精神心理活动的志意要素,诠释和分析“志意”要素的内涵、生理作用、病因及病理变化,探寻其辨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法,将对提高临床诊疗效果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惊”在情志中地位的探讨

惊,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如《素问·举痛论篇》云：“晾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至宋代《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七气叙论》记载“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使“七情理论”日臻完善,其中也包括“惊”。但七情之中的喜、怒、忧、思、悲、恐,皆可归属于五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只有“惊”不归属于五脏。《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七气叙论》认为“晾伤胆,其气乱”,将惊归属于胆腑。笔者现就“惊”与七情中其他情志异同以及与脏腑之间的联系作一分析。     

关于“证素辨证新体系”创新性的评述

证素辨证是朱文锋教授近年倡导的辨证新体系，其核心内容已经入编数版《中医诊断学》本科教材。笔者通过系统回顾古今相关文献，与证素辨证新体系相互对比，发现证素辨证体系先前已经存在，并已在临床中运用，故证素辨证新体系不属创新。朱文锋教授的创新性不在于创建了证素辨证新体系，而在于将证分解为更小的诊断单位，首次明确提出了证素的概念，在“症”到“证”之间插入了“证素”这一过渡因素，犹如给汉字加上了拼音，可以更为清晰地揭示辨证过程及规律，有助于理解及掌握中医学辨证方法，亦有助于从证素角度认识、分析疾病。     

孕妇七情背景及七情生活事件的研究

采用笔者编制的“七情发病背景量表”和“七情生活事件表”,对22例孕妇及66例正常人进行七情状况调查。发现孕妇七情背景中“忧”、“悲”、“恐”、“惊”较正常人多,有极显著性差异;正常人中“喜”的情绪倾向较多,与孕妇有极显著性差异。孕妇因妊娠和生产过程中的种种生活事件所致的“恐”、“惊”、“怒”、“忧”4种情绪也明显高于常人,其中“恐”分值高出3倍以上,提示孕妇存在较明显的负性情绪,为有针对性地调节孕期七情提供了临床理论依据。     

七情学说当发展 临床郁证不少见

七情学说是中医心理学的核心内容,喜、怒、忧、思、悲、恐、惊概括了七种常见的情感致病因素。其并没有包括＂郁＂,很多医家把忧和郁归属一类,实则不然,＂忧＂重愁思而＂郁＂重郁结,临床多见因＂郁＂致病者,治疗方面不同医家亦各有侧重。掌握郁病的症因及证治规律,全面认识郁证本质,这对于完善中医情志致病理论、提高临床疗效、丰富临床治疗方法有着重要意义。     

脑血辨证脑病证候与中风病证候的对比分析

脑血辨证是王新陆教授提出的一种以脑血为主轴，针对“现代病”、“富贵痛”等，尤其是中医脑病、血病新的辨证体系。该理论的提出为脑病的临床证治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医脑病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脑血辨证脑病证候与中风病证候的比较，试图验证脑血辨证脑病证候对中风病证候的良好适用性，为中风病的诊治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     

“辨证”与“辨病”析疑

“病”和“证”是相联系的,“病”是“证”的基础。“证”是“病”的产物和机体病理的真实反映。所以,在诊断上不能以提出病名为满足而得到治法的依据。“辨证”的特点是整体观。而辨证与辨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基本理论为依据。对通过四诊所搜集到的病史、症状、体征和环境因素等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辩明其内在联系和各种病症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求得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对疾病证候作出判断和治疗的过程。随着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广泛开展,对“辨病”和“辨证”等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做法,依靠西医诊断,选用中医方药治病。这     

七情学说当发展 临床郁证不少见

七情学说是中医心理学的核心内容,喜、怒、忧、思、悲、恐、惊概括了七种常见的情感致病因素。其并没有包括"郁",很多医家把忧和郁归属一类,实则不然,"忧"重愁思而"郁"重郁结,临床多见因"郁"致病者,治疗方面不同医家亦各有侧重。掌握郁病的症因及证治规律,全面认识郁证本质,这对于完善中医情志致病理论、提高临床疗效、丰富临床治疗方法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