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经验

目的 总结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工作经验.方法 收集2010年3-10月间潜在DCD供者的临床资料,通过自定义4个概念:潜在DCD供者、有效DCD供者、DCD成功率及DCD回绝率,对DCD工作进行量化分析.结果 发现并确认了16例潜在DCD供者,并成功实施DCD 5例,DCD成功率为31.3 ％(5/16).11例未成功捐献的潜在DCD供者中,其原因为家属拒绝捐献3例(占27.3％),家属捐献意见不统一3例(占27.3％),家属同意捐献但由于各种纠纷或与各部门协调原因耽误器官获取时间造成器官质量不符合捐献标准4例(占36.4％),以及器官评估不合格1例(9.1％).DCD回绝率为37.50％(6/16).结论 潜在DCD供者的人数还有待提高;移植协调员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沟通技巧、专业知识仍需要进一步培养;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不能仅依靠医疗卫生部门、省红十字会,需要行政、交通、司法等各部门的协同参与.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发展及影响因素:单中心经验

目的总结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发展概况、影响潜在DCD供者捐献因素及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应用的单中心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PO)服务范围内所有DCD供者资料。总结我院DCD例数、年均增长率、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DCD来源供肝丢弃情况、中国Ⅰ、Ⅱ、Ⅲ类捐献比例、我院OPO服务范围内潜在DCD供者捐献影响因素及ECMO在DCD中的应用情况。同时查阅同一时期中国及广东省DCD数据。我院与全国中国Ⅰ类供者比例、我院和广东省DCD例数年均增长率比较分别采用卡方检验和Man-Whitney U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共实现241例DCD,中国Ⅰ、Ⅱ、Ⅲ类捐献比例分别为29.9%(72/241)、26.6%(64/241)、43.5%(105/241)。我院中国Ⅰ类捐献比例(29.9%)高于全国水平(13%)(χ2=55.381,P0.05)。241例DCD共获取供肝234例,因供肝因素放弃移植26例,丢弃率为11.1%(26/234),影响供肝丢弃主要因素为冷/热缺血时间过长、供肝肝硬化、灌注不良、肝功能异常和挫裂伤。期间,我院和广东省DCD例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7.78%和104.50%(U=11.0,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院和广东省每百万人口(PMP)器官捐献率分别从0.407、0.144 PMP升高至3.948、4.145 PMP。同期我院OPO服务范围内医院上报潜在DCD供者778例,捐献转化率为31.0%(241/778)。影响潜在DCD供者捐献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属及社会因素、供者自身病情及医患关系。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共完成145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其中中国Ⅰ、Ⅱ、Ⅲ类捐献供器官中应用率分别为58.3%(42/72)、62.5%(40/64)和60.0%(63/105)。结论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合理应用器官保存技术,将有助于推动DCD肝移植发展。     

医院住院患者对器官移植与捐献的意愿调查

目的了解医院住院患者对器官移植与捐献相关领域的认知情况和态度。方法通过自编调查问卷形式,以医院住院患者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信息、对器官移植与捐献的认知和态度,并分析影响器官移植和捐献、对移植和捐献关注的问题以及捐献方式的影响因素。数据结果以SPSS 18.0进行分析。结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973份,有效问卷906份,有效率为93.1%。906份有效问卷中,788例(87.0%)患者听过器官移植,118例(13.0%)未听过器官移植;189例(20.9%)有移植亲属,717例(79.1%)无移植亲属;511例(56.4%)愿意接受器官移植,226例(24.9%)不愿意,169例(18.7%)不知道;490例(54.1%)同意器官捐献,173例(19.1%)不同意,243例(26.8%)不知道。性别因素对器官移植(P=0.299)和捐献(P=0.327)的意愿均无影响,年龄、学历、职业、是否听过器官移植及是否有移植亲属对器官移植和捐献的意愿均有影响(P<0.01)。性别因素对关于器官移植(P=0.727)和器官捐献(P=0.935)关注问题均无影响,年龄、学历、是否听过器官移植、是否有移植亲属对器官移植和捐献后关注的问题均有影响(P<0.01)。对器官移植手术最关注的问题依次为:是否有可供移植的器官占28.7%(260/906),术后生活质量占23.0%(208/906),手术风险占21.5%(195/906),手术费用占19.5%(177/906),术后排斥反应占7.3%(66/906)。器官捐献后最关注的问题依次为:捐献器官的合理应用占57.4%(520/906),亲属的态度占23.8%(216/906),捐献补偿占17.6%(159/906),其他占1.2%(11/906)。捐献方式上,403例(44.4%)愿意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257例(28.4%)愿意接受脑死亡器官捐献,246例(27.2%)愿意接受活体器官捐献。性别、学历和职业对捐献方式有影响(P<0.05),而年龄、是否听过器官移植和是否有移植亲属对捐献方式无影响(P>0.05)。结论对器官移植宣传的不足和高昂的移植费用是制约器官移植接受率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全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加强对器官移植的广泛宣传,器官移植的接受率将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目前医院患者普遍接受的器官捐献方式仍然是DCD。建立一个合理运作的捐献器官分配体系和适当的捐献补偿机制是促进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关键。     

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由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经历长时间热缺血损伤,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和移植物功能丧失发生率较高,曾一度摒弃不用.20世纪90年代,随着等待移植的患者数量迅速增加,等待移植患者的死亡率不断攀升,DCD再度作为扩大标准的供者(ECD)被用于临床.为了减轻热缺血损伤,部分移植中心利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对来自DCD的器官进行保护,认为ECMO对保障DCD的移植受者安全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就ECMO在DCD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 总结单中心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的病历资料和经验.方法 自2010年3月至2011年10月,采用Maastricht分类第Ⅲ类标准作为潜在捐献者的临床选择标准,共发现56例潜在捐献者.56例中,40例未同意捐献,16例同意捐献(其中1例在治疗过程中因全身严重感染放弃了器官获取),最终15例成功捐献,共获取12个肝脏和22个肾脏用于移植.结果 12例肝移植受者恢复良好.20例肾移植受者中,2例采用双肾带膀胱袢移植的受者术后切除了移植肾,另外2例术后分别由于移植肾破裂和血栓形成而切除移植肾,其余受者恢复良好.结论 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可以扩大供者来源,但需严格掌握潜在捐献者的筛选标准.     

心脏死亡供者器官移植现状及展望

一、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现状 近年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移植数量逐年增加.美国2012年OPTN/UNOS的年度报告指出,2011年DCD供者占尸体移植的13％(1053例),是2000年的9倍(117例,1.95％).实际上,DCD供者已经成为各国重要的供器官来源.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中供者器官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热缺血损伤,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移植物丢失以及缺血性胆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如何避免、减少或修复DCD器官热缺血损伤进而保护移植受者的安全是当前DCD研究的一个热点.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于2009年2月开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DCD器官进行保护,目前共完成了52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均获得满意疗效.ECMO对DCD器官热缺血损伤的保护和修复机制不仅在国际DCD器官移植领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更是解决我国DCD热缺血损伤的有效方法.笔者认为:这些机制对进一步扩大ECMO在我国DCD的应用范围,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1例

正儿童肝移植近年在我国发展迅猛,目前大部分的儿童肝移植手术为活体肝移植。随着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数量不断增加,DCD正在逐渐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要来源~([1])。我中心2016年1月12日行DCD供肝儿童肝移植1例,报道如下:1资料与方法1.1供者情况供者为3岁女性儿童,身高95 cm,体重11 kg,因颅脑外伤于2016年1月9日入院。     

肾移植术后肺炎克雷伯菌感染致移植肾动脉破裂出血二例

正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已成为目前移植器官主要来源,但DCD供者捐献前大部分入住ICU,且多接受侵入性操作或治疗手段以及广谱抗生素治疗,携带耐药致病菌的风险较高,导致DCD移植术后供者来源性感染(donor-derived infection,DDI)发生率增加。同时,移植受者术后需接受免疫抑制治疗,感染常难以控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家属捐献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者家属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以便解决捐献者家属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高潜在器官捐献者成功捐献的比例。方法 2010年3月至2015年8月,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肝胆疾病研究院共发现并访谈1 436例符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Ⅰ、Ⅱ、Ⅲ类标准的潜在捐献者。根据捐献情况将潜在捐献者分为同意捐献组和拒绝捐献组,分析比较两组人群年龄、受教育程度、直系家庭成员数、家庭年收入。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1 436例潜在捐献者中,由于肝肾功能异常、家属意见统一前捐献者死亡等他其原因导致未能捐献者201例。其余1 235例潜在捐献者中,同意捐献者204例(16.5%),拒绝捐献者1 031例(83.5%)。204例同意捐献者中,194例成功捐献,早期在外院转运途中抢救无效死亡来不及捐献10例。拒绝捐献者原因分别为:部分直系家属不同意捐献(或原因不明)434例(42.1%);明白器官捐献社会意义但因不忍亲人逝世后手术而拒绝捐献366例(35.5%);因传统观念较重而拒绝捐献231例(22.4%)。同意捐献组平均年龄(44±17)岁,低于拒绝捐献组平均年龄(50±18)岁(t=-4.39,P0.05)。同意捐献组受教育程度低于拒绝捐献组(χ2=194.78,P0.05),两组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5,P0.05)。194例成功捐献者死亡原因最主要为交通事故等所致严重颅脑外伤,占63.91%(124/194)。结论 CDCD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协调员的努力,多部门、多科室的顺畅沟通合作,社会的支持和认可,弘扬爱心奉献的优秀传统,普及器官捐献知识,加强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并实施。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移植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通过分析本院实施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移植病例,探讨国内DCD器官移植的可行性和注意事项。方法回顾2011年1月至2012年9月本院移植透析中心所涉及DCD捐献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经验总结。结果4例DCD者共实施了7例肾移植和4例肝移植,所有捐献者属于国际标准MaastrichtⅢ类,热缺血时间为10～18分钟。7例肾移植受者中,1例采用双肾带膀胱袢移植。所有受者手术顺利,移植物功能恢复良好,无并发症发生,无移植患者死亡。结论严格掌握潜在捐献者的筛选标准,实施可控的DCD程序,可以扩大供者来源,减少移植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有心肺复苏史的DCD供肾肾移植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有心肺复苏史供者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肾移植围手术期诊疗方法及短期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2015年11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完成的34例器官捐献前有心肺复苏史的供者,供给59例肾移植受者的供、受者临床资料,分析心肺复苏对DCD肾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结果:有心肺复苏史DCD供肾肾移植受者术后短期内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早期人/肾存活率为84.74%,较无心肺复苏史DCD供者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长期人/肾存活率尚需进一步随访和观察。结论:1有心肺复苏史DCD供肾作为边缘性供肾,对器官短缺的现状是一种很好的补充;2供者纳入标准:10min的心肺复苏、供者肾功正常,捐献器官可直接用于移植;10~30min的心肺复苏供者,需要严格观察血压、肾功能、尿量的综合变化,评估风险后考虑是否移植;心肺复苏30min的供者尽量避免移植;3做好供体原发病全面准确评估和有效维护好器官功能,尤其加强Lifeport的应用及重视潜在感染供者(培养结果),并动态观察心肺复苏后尿量和肾功能的变化以及供体器官获取前激素、肝素、尿激酶的应用非常重要。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弃用原因分析

正我国自2010年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试点工作[1]以来,截至2016年9月,已完成8 866例器官捐献,获取各类供器官近2.5万个。由于DCD供肾功能差异较大,供肾弃用时有发生。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15年9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三区弃用供肾的DCD供者资料,总结相关     

浅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建设

<正>启动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移植试点工作是2010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原国家卫生部)推行的缓解器官供需矛盾、促进移植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1]。试点工作内容要求各试点省、市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试点方案所明确的相关职责,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招募并组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逐步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队伍。协调员的工作贯穿器官捐献的每一个环节,尤其在与潜在     

心死亡供者器官获取伦理及肝移植临床应用

目前,心死亡供者(DCD)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供者三大来源之一,DCD的规范化应用可进一步扩大供者来源,增加移植手术例数,挽救更多濒危患者生命.不同国家对于DCD的监测等待时间、移植小组的介入时间、器官切取方案等有着不同的规定,这些DCD器官捐献的具体实施过程会直接影响其临床效果,因此临床上不仅需要在具体实施上,还要从供者选择、器官保存、移植物活力评估等方面展开综合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DCD器官捐献的主要工作流程、临床应用细则、医学及伦理学方面存在的问题等.     

心脏死亡捐献供肾移植免疫抑制方案的选择

正肾移植极大提高了尿毒症患者的生存质量,是目前公认的治疗终末期肾病患者最好的治疗手段。供体的短缺始终是制约肾移植的瓶颈。采用心脏死亡捐献(DCD)供体可以显著增加移植器官数量。在一些国家比如荷兰和英国,DCD供体的采用几乎使死亡捐献的供体器官数量增加了一倍。相对于脑死亡捐献(DBD)供体,采用DCD供肾由于循环停止和较长的热     

重庆市ICU护士器官捐献态度和意愿的现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重庆市重症监护室(ICU)护士对器官捐献态度及意愿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本研究整群抽取重庆市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全部三甲医院共计4所,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321名在上述医院ICU工作的护士实施问卷调查。统计ICU护士器官捐献态度和意愿的得分情况;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分析器官捐献态度和意愿的相关性;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器官捐献态度和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该组ICU护士器官捐献态度的平均得分为（3.5±0.9）分,器官捐献意愿的中位得分为2（2~3）分。ICU护士的器官捐献态度与意愿呈正相关（P < 0.001）。无偿献血经历、家庭成员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劝捐经历是ICU护士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均为P < 0.05）,其中无偿献血经历、家庭成员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同时也是ICU护士器官捐献态度的影响因素（均为P < 0.05）。结论  ICU护士对器官捐献的态度中立,自身捐献器官的意愿较低,其主要影响因素为无偿献血经历、家庭成员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劝捐经历。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胆道并发症的Meta分析和Meta回归分析

<正>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数量逐渐增多,但其对发生胆道并发症和缺血性胆道疾病(IC)的影响仍然值得关注。为了比较DCD与脑死亡器官捐献(DBD)肝移植的效果,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学者检索Medline、EMBASE和Cochrane图书馆数据库,筛选关于马氏Ⅲ型DCD肝移植术后效果的研究报道纳入分析,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得出胆道并发症和IC发生以及移植肝和受者存活的优势比(OR)及其95%可信区间(95%CI)。采用meta回归分析识别可有效预测胆道并发症和IC的因素。经过筛选,最终25次研究共62184例肝移植受者纳入分析,其中DCD2478例,DBD59706例。与DBD比较,DCD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OR=2.4,95%CI=1.9~3.1,P0.00001)和IC(OR=10.5,95%CI=5.7~19.5,     

活体子宫移植供者与受者术前筛查的观察性研究

目的通过对子宫移植潜在供者与受者的调查研究, 探讨筛选子宫移植潜在受者和供者的有效方法。方法观察对象为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02例完全性子宫性不孕症(absolute uterine factor infertility, AUFI)患者。按照临床需求和既往研究制定8个方面的调查内容, 对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之间通过门诊或电话咨询子宫移植临床试验的人群发放登记表。收集信息后, 录入系统并处理数据。结果数据有效的人群数量为84例, 其中有子宫供者的受者的人群数量为37例。潜在受者的平均年龄为26.0岁(18～47岁)。在潜在受者中, 有76例(90.5%)患有先天性AUFI, 8例(9.5%)为获得性AUFI。对可提供子宫的潜在供者进行调查, 潜在供者的平均年龄为47.5岁(32～64岁), 处于绝经或围绝经期状态的比例为56.8%。结论目前在国内具备开展子宫移植临床试验的需求和基础, 但器官捐献人群储备和术前筛查预备存在固有缺陷, 如供者年龄偏大、参与者主客观因素制约等。子宫移植临床试验术前筛查需要针对性扩大筛查范围、延长筛查时间、普及筛查知识, 以提高试验成功率。     

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现状与研究进展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已经成为增加供器官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儿童DCD也逐渐得到重视。儿童DCD不仅可以扩大供器官来源,而且对儿童器官移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儿童DCD的现状和研究进展作一综述,重点介绍儿童DCD的历史、儿童DCD供器官分配、移植预后、伦理问题等,以期为我国儿童DCD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