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未接受抗病毒治疗HIV/AIDS病例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福建省未接受抗病毒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病例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问卷对所有符合条件的HIV/AIDS病例进行调查,收集基本人口学、疾病状态、CD4细胞检测和抗病毒治疗情况,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法探讨抗病毒治疗的影响因素。结果 1987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未接受抗病毒治疗HIV/AIDS病例4 054例,占累计报告病例的37.6%。报告死亡1 274例,占31.4%,病例报告当月发生死亡350例,占27.5%。CD4细胞计数为(439.97±245.93)个/μL,明显高于接受抗病毒治疗组[(283.73±196.06)个/μL](t=29.985,P0.01)。女性(OR=1.244,95%CI=1.079~1.434)、35~44岁(OR=1.249,95%CI=1.059~1.474)和45~54岁(OR=1.420,95%CI=1.177~1.712)、高中或中专(OR=1.369,95%CI=1.062~1.764)和大专及以上(OR=1.526,95%CI=1.175~1.983)、AIDS(OR=4.370,95%CI=3.597~5.309)、CD4细胞计数200~349个/μL(OR=2.800,95%CI=2.238~3.503)和350~49个/μL(OR=1.400,95%CI=1.115~1.758)等是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有利因素,2016年及之后报告(OR=0.207,95%CI=0.165~0.259)、确认阳性后3~6个月(OR=0.689,95%CI=0.568~0.836)和≥6个月(OR=0.446,95%CI=0.367~0.541)进行CD4细胞检测、CD4细胞计数≥500个/μL(OR=0.445,95%CI=0.355~0.556)等是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不利因素。结论福建省HIV/AIDS病例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较高。应针对抗病毒治疗实施的影响因素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提高抗病毒治疗的覆盖率,降低艾滋病的死亡率。     

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前睡眠障碍现况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前睡眠障碍的发生率, 并探讨其风险因素。方法随机抽取2016年1月至6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就诊的200例初治HIV/AIDS患者, 根据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PSQI)分为睡眠良好组、睡眠障碍组, 收集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和抗病毒治疗前焦虑抑郁情况, 应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IV/AIDS患者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结果 200例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前睡眠障碍发生率为22.5%(45/200);CD4+T细胞计数为(414.13±202.16)个/μl, 其中29%(58/200)的患者CD4+T细胞计数<200个/μl。睡眠良好组、睡眠障碍组患者CD4+T细胞计数及合并梅毒感染、共病焦虑、共病抑郁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合并梅毒感染(OR=4.606;95%CI:1.973～10.752;P<0.001)、共病焦虑(OR=2.496;95%CI:1.086～5.737;P=0.031)和共病抑郁(OR=2.087;95%CI:0.91...     

男男性传播HIV感染者对早期抗病毒治疗的可接受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索男男性行为人群(MSM)中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对早期抗病毒治疗的可接受性及其影响因素,为推动上海市MSM人群治疗作为预防(Tas P)策略实施提供依据。【方法】选择2015年1月—2017年6月上海市静安区新发现的、未开始治疗的且愿意配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的男男性传播HIV感染者共193例,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行为学特征、目前身体状况、抗病毒治疗知识、对早期抗病毒治疗的认知情况及接受意愿等。【结果】男男性传播HIV感染者对艾滋病早期抗病毒治疗政策的知晓率为14.5%,HIV感染者早期抗病毒治疗的接受率为82.4%。是否知晓早期抗病毒治疗的相关知识均与是否愿意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显著相关(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认为艾滋病目前可以治愈(OR=4.60,95%CI:1.45~14.61)、认为早期抗病毒治疗可以延缓发病(OR=4.58,95%CI:1.11~18.94)和认为可以预防性伴/配偶被感染(OR=3.56,95%CI:1.29~9.78)的HIV感染者更倾向于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结论】上海市男男性传播HIV感染者对早期抗病毒治疗可接受性较高,但对早期抗病毒治疗政策的了解较少,应进一步加强MSM人群早期抗病毒治疗的动员和宣传,提高感染者对早期抗病毒治疗的全面认知,更好地促进Tas P策略的实施,进而预防HIV在MSM人群的传播。     

安徽省阜阳市HIV/HCV共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安徽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共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综合管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安徽省阜阳市接受抗病毒治疗1年以上的HIV/HCV共感染者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患者的一般信息和服药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其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256例HIV/HCV共感染者在过去1个月内抗病毒治疗的服药不依从率为34.0%,结婚年限较长（OR=3.049,95%CI:1.435~6.481,P=0.004）、抗病毒治疗时间较长（OR=1.803,95%CI:1.251~2.599,P=0.002）和饮酒者（OR=2.512,95%CI:1.152~5.478,P=0.021）抗病毒治疗依从性较差,而女性（OR=0.180,95%CI:0.089~0.366,P<0.001）和设置服药提醒者（OR=0.315,95%CI:0.159~0.626,P=0.001）的抗病毒治疗依从性较好。结论 降低社会公众的艾滋病歧视和提高HIV/HCV共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信心,是改善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的关键。     

艾滋病扩大治疗策略下未治疗者的心理健康研究

目的 了解在新的治疗策略扩大之际，广州市尚未开始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阳性者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现状，并按感染时间分层分析社会支持、社会歧视和自我歧视对其的影响作用。方法 在广州市六个区对尚未开始抗病毒治疗的HIV阳性者进行横断面调查，收集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HIV相关健康状况，抑郁，焦虑，从外界领悟的社会支持、社会歧视及自我歧视情况信息，以抑郁和焦虑分别做因变量，其他信息做自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452名调查对象中，66.2%（299/452）和52.9%（239/452）的阳性者分别被评定为抑郁和焦虑。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感染时间<1个月的阳性者中，家庭支持（OR=0.80，95%CI:0.63~1.00，P=0.049）与自我歧视（OR=2.15，95%CI:1.36~2.44，P=0.001）会影响抑郁，重要他人支持（OR=0.68，95%CI:0.53~0.87，P=0.003）和自我歧视（OR=2.31，95%CI:1.55~3.43，P<0.001）会影响焦虑；在感染时间 ≥ 1个月的阳性者中，自我歧视（OR=2.72，95%CI:1.74~4.25，P<0.001）会影响焦虑。结论 广州市的HIV阳性者存在较高的抑郁和焦虑患病率，自我歧视是影响焦虑和抑郁发生的重要因素，不同来源支持对不同感染时间的HIV阳性者的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作用不同，故应针对性地提供社会支持。     

2009—2018年河南省艾滋病二线抗病毒治疗病毒抑制失败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河南艾滋病中医项目地区转服二线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者/艾滋病人(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治疗1年后发生病毒抑制的失败率和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河南省“艾滋病常规治疗数据库”收集河南省艾滋病中医项目地区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转服二线抗病毒药物HIV/AIDS患者抗病毒情况的相关信息等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二线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治疗1年后发生失败的影响因素。结果 4 118名患者HIV/AIDS患者纳入本回顾性队列研究进行分析，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50岁(OR=1.235,95%CI:1.053～1.448),感染途径为输血(OR=1.566,95%CI:1.238～1.980),HIV阳性时长>6年(OR=1.676,95%CI:1.206～2.330),抗病毒治疗初始方案为D4T+3TC+EFV/NVP(OR=1.385,95%CI:1.135～1.691),CD4+T淋巴细胞计数小于200...     

新疆伊犁州HIV感染者早期抗病毒治疗效果评价

目的了解新疆伊犁州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早期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效果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收集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研究对象的基线情况及治疗后各随访时点相关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收集651例HIV感染者信息,基线CD_4~+T淋巴细胞计数为(489.0±138.0)个/μl;治疗后3、6、9、12、18、24、30个月CD_4~+T淋巴细胞计数与基线相比分别上升了59.8、89.0、104.9、100.9、109.9、112.7和120.9个/μ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应答成功率为58.0%,临床分期为Ⅰ或Ⅱ期(OR=0.359,95%CI:0.138~0.934)、未合并丙型肝炎(OR=0.530,95%CI:0.304~0.925)、基线CD_4~+T淋巴细胞计数350~500个/μl(OR=0.559,95%CI:0.387~0.826)、未因依从性差曾停止治疗(OR=0.531,95%CI:0.319~0.883)的研究对象病毒抑制率要高于相应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毒抑制率为78.8%,分析发现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新疆伊犁州HIV感染者在早期启动抗病毒治疗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者疾病感知对抑郁、焦虑影响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 探讨治疗6个月时的疾病感知与治疗一年后抑郁和焦虑的关系。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于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共完成425名新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患者的招募,收集有效问卷400份,6个月和12个月时分别完成随访348人和304人。最终纳入分析304人,采用logistic回归分别分析疾病感知与抑郁及焦虑之间的关系。结果 接受抗病毒治疗12个月后具有显著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的患者占比分别为23.0%和14.9%。疾病感知总分为(37.48±9.73)分。治疗过程中的疾病感知总分(OR=1.11,95%CI:1.04～1.18)、疾病可理解性(OR=0.83,95%CI:0.70～0.99)和疾病情绪(OR=1.38,95%CI:1.16～1.62)是抑郁的预测因素。疾病感知总分(OR=1.14,95%CI:1.05～1.25)、疾病影响(OR=1.47,95%CI:1.16～1.85)和疾病情绪(OR=1.75,95%CI:1.32～2.33)是焦虑的预测因素。结论 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年后患者的焦虑及抑郁状况仍有待改善,可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改善疾病感知水平,从而改...     

中国HIV/AIDS患者抑郁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 探讨中国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方法 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查找自建库至2021年3月期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献。用RevMan 5.3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并对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评价。结果 共纳入22篇文献,研究对象共7101例。有8个因素的合并OR值有显著意义。结果显示年龄［OR=1.52,95%CI(1.18,1.95)］、居住情况［OR=1.35,95%CI(1.05,1.74)］、户籍类型［OR=1.50,95%CI(1.14,1.97)］、CD4水平［OR=1.56,95%CI(1.28,1.91)］、疾病分期［OR=1.79,95%CI(1.08,2.95)］、感知羞辱或歧视［OR=6.07,95%CI(4.50,8.19)］、社会支持［OR=0.50,95%CI(0.41,0.61)］、经济状况［OR=0.51,95%CI(0.39,0.66)］是中国HIV/AIDS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结论 年龄≥50岁、户籍为农村、独居、CD4+T淋巴细胞＜200个/μl、疾病分期为艾滋病期、感知歧视或羞耻是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的危险因素,经济水平和社会支持较好是保护因素。     

北京市石景山区抗病毒新政执行后艾滋病感染者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北京市石景山区抗病毒治疗新政(发现即治疗)执行后确诊的HIV感染者接受或未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的现状和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2016年6月－2018年1月在北京市石景山疾控中心确诊的HIV阳性感染者122例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问题、抗病毒治疗情况、接受治疗的影响因素。用SPSS 16.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社会人口学特征使用描述性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接受早期治疗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多因素回归分析时,把多分类变量设为哑变量,自变量通过逐步前进法加入模型当中,0.05为显著标准。 结果 共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122份,其中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的有55人(占45.08%),主要原因为认为治疗利大于弊(61.8%);未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的67人(占54.92%),主要原因是无法坚持终身服药(26.9%);能够增加HIV感染者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的保护因素:早期有人建议治疗(OR=0.345, 95%CI:0.185~0.953)、本地户籍(OR=0.156, 95%CI:0.185~0.478)、家人支持(OR=0.436, 95%CI:0.275~0.885)。不利于HIV感染者接受治疗的因素:工作经常出差(OR=15.825, 95%CI:1.674~155.446),年龄＜40岁(OR=2.323, 95%CI:1.123~5.025)。 结论 抗病毒治疗新政(发现即治疗)执行后确诊的HIV感染者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主要与正确认识疾病、熟知抗病毒治疗政策、医生主动服务、家人支持相关,提示艾滋病防治机构,增进医患之间的沟通并加强对艾滋病患者的宣教,可以促进艾滋病患者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     

我国中部农村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高危性行为特征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中部农村地区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高危性行为特征。方法2003年12月~2004年5月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调查HIV感染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婚内、婚外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情况。结果提供知情同意和符合纳入标准的HIV感染者832人,其中95.7%(796人)的感染者过去有献血史,27.5%(229人)的感染者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婚内、婚外性行为100%使用安全套的分别为35.9%(180/501)和18.7%(3/22),年龄(OR=0.65;95%CI为0.44~0.95)、文化程度(OR=1.71;95%CI为1.11~2.64)、是否知道自己感染HIV(OR=1.58;95%CI为1.04~2.04)和近3个月婚内性行为是否100%使用安全套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我国中部农村地区HIV感染者100%安全套使用率较低,应加强HIV感染者检测后结果告知和咨询工作,以及为其免费提供安全套以降低HIV的性传播。     

2006-2019年台州市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生存状况分析

【目的】分析2006—2019年浙江省台州市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对台州市2006—2019年首次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进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K-M)法计算累积生存率和抗病毒治疗累积成功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抗病毒治疗后HIV感染者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2 904例研究对象,K-M法估算抗病毒治疗后1、3、5、8年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6.9%、94.9%、93.1%和92.1%,抗病毒治疗累积成功率分别为91.3%、85.3%、81.8%和73.8%。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18～30岁年龄组、基线CD_4~+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基线无贫血、抗病毒治疗有效、基线无症状体征、传播途径为同性性传播相比,年龄51～60岁(HR=4.94,95%CI:1.66～14.69)、年龄60岁(HR=9.14,95%CI:3.14～26.63)、基线贫血(HR=2.24,95%CI:1.55～3.23)、基线CD_4~+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HR=4.35,95%CI:2.14～8.86)、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失败(HR=3.90,95%CI:2.73～5.58)、异性性传播(HR=1.92,95%CI:1.15～3.20)、基线出现症状体征(HR=1.68,95%CI:1.16～2.41)是HIV感染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台州市抗病毒治疗效果较好,各年累积生存率、抗病毒治疗累积成功率较高。需要重点关注年龄大、有贫血的HIV感染者,加强对抗病毒治疗初期效果的监测,并做好"发现即治"工作,从而进一步降低HIV相关病死率。     

陕西省HIV/AIDS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病毒载量结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陕西省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以下简称为HIV/AIDS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病毒载量结果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对接受抗病毒治疗六个月以上的1 046例HIV/AIDS患者进行病毒载量检测,结合病例流行病学资料分析病毒载量结果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1 046例HIV/AIDS患者中,≥1 000 copies/ml占9.6%(100/1 046),50~999 copies/ml占9.1%(95/1 046),＜50 copies/ml占25.4%(266/1 046),TND(未检出病毒)占55.9%(585/1 046)。单因素分析显示病毒载量结果＜1 000 copies/ml与≥1 000 copies/ml HIV/AIDS患者在民族(P＜0.05)、教育程度(χ²=10.901,P＜0.05)、感染途径(χ²=14.286, P＜0.05)变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是病毒载量≥1 000 copies/ml的保护因素(OR=0.344,95%CI:0.121~0.979),HIV感染途径中注射吸毒是病毒载量≥1 000 copies/ml的危险因素(OR=5.237,95%CI:1.272~21.556)。 结论 陕西省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效果较好,但需要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减少病毒抑制失败。     

2017-2020年河南省许昌市新报告HIV/AIDS病例早期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许昌市近年来新报告HIV/AIDS病例早期接受抗病毒治疗情况,分析影响及时治疗的因素,为提高治疗及时性提供依据。方法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模块中获得2017-2020年许昌市新报告HIV/AIDS病例信息,采用单因素分析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HIV/AIDS病例确诊30 d内开始抗病毒治疗的因素。结果 许昌市2017-2020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1 335例,其中确诊30 d内开始抗病毒治疗808例,占60.52%。已婚有配偶(OR=1.583,95%CI:1.193～2.100)、同性性传播(OR=1.650,95%CI:1.293～2.105)、报告时疾病名称为艾滋病(OR=1.447,95%CI:1.122～1.866)、通过咨询检测发现(OR=1.310,95%CI:1.031～1.644)、本地报告(OR=1.794,95%CI:1.399～2.300)确诊后30 d内接受抗病毒治疗率高。结论 许昌市新报告病例确诊30 d内开始抗病毒治疗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进一步推广建立咨询检测、诊断治疗“一站式”服务,缩短确...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小组关怀管理模式”效果评估

【目的】评估上海市静安区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小组关怀管理模式”的效果。【方法】收集静安区随访管理的HIV感染者2015—2016年的一般情况、生活行为方式、抗病毒治疗情况、生活质量、社会支持、心理状况和医学应对等信息,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或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上述模式的效果评估。【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300例,模式组(参加“小组关怀”活动者)和对照组(未参加“小组关怀”活动者)各150例,两组研究对象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分别为82.7%(124/150)、64.7%(97/150),心理领域总分分别为48.5±9.2、43.9±10.6,社会支持总分分别为28.7±8.2、24.8±6.6;抑郁严重度指数评分均为0.5±0.1,医学应对回避态度分别为16.1±3.0、17.0±2.5。多因素分析显示模式组研究对象近一年性伴侣数减少(性伴侣数0个的OR=2.1,95%CI:1.1~3.9;性伴侣数1个的OR=3.6,95%CI:1.9~6.8),近一年安全套使用情况较好(无性行为的OR=5.3,95%CI:2.4~11.7;一直使用的OR=10.6,95%CI:4.7~24.1;偶尔不用的OR=5.1,95%CI:1.8~14.8)。【结论】“小组关怀管理模式”在促进患者行为改变、加强健康关注和对抗病毒治疗的诱导方面效果显著。     

淮安市HIV/AIDS既往检测情况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淮安市HIV/AIDS既往接受HIV抗体检测情况,为完善艾滋病检测策略提供依据。方法从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淮安市截止到2017年底的HIV感染者数据,对HIV/AIDS既往检测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794例,其中15.62%的感染者既往接受过HIV抗体检测。多因素分析显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6.06,95%CI:2.85～12.88)、样本来源于检测咨询(OR=4.39,95%CI:2.41～7.98)和专题调查(OR=2.17,95%CI:1.05～4.50)、确证年份在2013年以后是影响艾滋病感染者既往接受HIV抗体检测的因素。结论淮安市HIV/AIDS既往接受检测的比例较低,其他就诊者检测是发现感染者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推广PITC服务,扩大检测覆盖面。     

广州市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目的探讨广州市不同性别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方法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于2013年3—5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一般人口社会学特征、HIV感染相关因素、抑郁状况、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状况、HIV相关羞辱和歧视感等。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并采用单、多因素分析方法对调查对象的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本研究共调查409例HIV感染者/AIDS患者,调查对象中男性占69.9%(286/409),女性占30.1%(123/409);平均年龄为(36.26±8.82)岁。男性调查对象抑郁平均得分为(16.13±10.97)分,抑郁发生率为49.0%(140/286);女性调查对象抑郁平均得分为(16.15±12.71)分,抑郁发生率为46.3%(57/123),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效能得分(OR=0.232)、HIV相关羞辱和歧视感得分(OR=3.082)和性别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OR=0.663)是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相比较于获得较高社会支持的男性感染者,获得较高社会支持的女性感染者其发生抑郁的风险更低(OR=0.663)。基于性别的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男性感染者来说,较高的HIV相关羞辱和歧视感得分(OR=3.102)会增加抑郁的风险,而较高的自我效能得分(OR=0.176)可降低抑郁的风险。对于女性感染者而言,较高的HIV相关羞辱和歧视感得分(OR=4.309)会显著增加抑郁的风险,而有外出打工经历(OR=0.363)和较高的社会支持(OR=0.333)则降低抑郁的风险。结论广州市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状况较为严重。除了HIV相关羞辱和歧视感外,影响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状况的因素具有性别差异,男性感染者主要受到自我效能的影响,女性感染者主要受到社会支持的影响。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阳性者高危行为情况及配偶检测的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男男性行为人群中HIV阳性者的高危行为并分析其配偶检测的影响因素,为预防配偶间HIV传播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广西2016年11月30日前报告的感染途径为同性传播、存活、婚姻状态为在婚的艾滋病确诊病例随访资料。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的方法对影响配偶HIV检测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有405例病例符合纳入标准,年龄中位数43岁。其中42例(10.4%)有非婚异性性伴,性伴数大于等于3人者占46.3%。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率为79.5%,接受CD4检测率为96.3%,配偶接受HIV检测率为48.1%。多因素分析表明,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OR=1.98,95%CI为1.11-3.52)和接受CD4检测(OR=7.27,95%CI为0.88-60.12)是其配偶接受HIV检测的影响因素。结论广西感染HIV、已婚且存活的MSM人群普遍存在高危行为,其配偶接受HIV检测率低,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和CD4检测可以促进其配偶接受HIV检测。     

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抑郁现状及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抑郁现状及相关因素,为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2016年7-8月在南京市某医院对参加抗病毒治疗的 HIV阳性MSM进行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抑郁的相关因素。结果 抑郁症状发生率为38.6%（134/34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社会支持（OR=0.955,95%CI:0.914~0.998）和高自尊（OR=0.788,95%CI:0.731~0.849）的HIV阳性MSM发生抑郁的可能性较小。 确诊时间＜12 月（OR=1.943,95%CI:1.080~3.493）和高感知歧视者（OR=1.049,95%CI:1.021~1.078）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结论 HIV阳性MSM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较高,尤其是新发感染者。需要制定心理干预、咨询、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服务模式,以减少歧视,提高社会支持水平,缓解他们的负性情绪,从而改善其生存质量。     

云南省德宏州HIV感染者的阴性配偶中新发感染率研究

目的 了解德宏州HIV感染者的阴性配偶中HIV新发感染率.方法 2005年11月始在HIV感染者的阴性配偶中建立前瞻性队列,每6个月随访,进行问卷调查和HIV检测.结果 至2008年6月底共纳入研究对象790人,随访观察702人,2006-2008年随访期间发病密度为2.58/100人年,各年度发病密度分别为2.22/100人年、2.95/100人年、2.74/100人年.Cox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与发病风险有关的因素有:居住于盈江县[风险比(HR)=4.37,95%CI:1.48～12.90,P=0.008 ]、有吸毒史(HR=3.49,95%CI:1.09～11.18,P=0.035)以及配偶(指感染者)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HR=3.60,95%CI:1.41～9.16,P=0.007).结论 德宏州HIV感染者的阴性配偶中HIV新发感染率较高,针对某些地区以及本人有吸毒史、或其HIV阳性配偶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配偶仍需加强HIV预防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