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由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经历长时间热缺血损伤,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和移植物功能丧失发生率较高,曾一度摒弃不用.20世纪90年代,随着等待移植的患者数量迅速增加,等待移植患者的死亡率不断攀升,DCD再度作为扩大标准的供者(ECD)被用于临床.为了减轻热缺血损伤,部分移植中心利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对来自DCD的器官进行保护,认为ECMO对保障DCD的移植受者安全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就ECMO在DCD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中供者器官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热缺血损伤,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移植物丢失以及缺血性胆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如何避免、减少或修复DCD器官热缺血损伤进而保护移植受者的安全是当前DCD研究的一个热点.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于2009年2月开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DCD器官进行保护,目前共完成了52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均获得满意疗效.ECMO对DCD器官热缺血损伤的保护和修复机制不仅在国际DCD器官移植领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更是解决我国DCD热缺血损伤的有效方法.笔者认为:这些机制对进一步扩大ECMO在我国DCD的应用范围,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在心脏死亡或脑死亡器官捐赠中应用的进展

由于对供者器官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而标准脑死亡器官捐赠(DBD)的来源并未增加,供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日趋严重,因而扩大标准的供者(ECD)不断增多.ECD的重要来源包括难以维持循环功能稳定等基本条件的部分DBD,以及心脏死亡器官捐赠(DCD).作为ECD,无疑会增加热缺血时间,使得器官移植后的存活能力降低,发生器官原发性无功能(PNF)的几率较高.将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应用于DCD和DBD中,能够有效缩短器官的热缺血时间,对已受热缺血损伤的器官可通过相应的体外循环支持措施,使其功能恢复.目前,ECMO技术在DCD和DBD中逐渐应用,有效地提高了ECD的使用率.     

体外膜肺氧合用于尸体供器官保护的技术操作规范(2019版)

为了进一步规范临床将体外膜肺氧合(ECMO)用于尸体供器官保护的技术操作,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学专家从ECMO应用基本原则,ECMO在脑死亡器官捐献(DBD)、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中的应用规范等方面,制订各类供体应用ECMO的技术规范。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获取流程探讨

目的总结并进一步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获取流程的初步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7月至2012年1月期间广州军区总医院28例DCD者的临床资料、供体入选标准及器官获取流程。结果 28例DCD供体均成功实施了器官捐献,其中MaastrichtⅢ类3例(10.7%),MaastrichtⅣ类1例(3.6%),脑-心双死亡捐献(DBCD)供体24例(85.7%)。3例MaastrichtⅢ类供体实施了标准DCD器官获取流程(简称DCD流程),1例MaastrichtⅣ类供体采用DBCD器官获取流程(简称DBCD流程)非体外膜肺氧合(ECMO)模式,24例DBCD采用了DBCD流程ECMO模式。供体器官热缺血时间:DBCD为0 min,MaastrichtⅣ类为18 min,MaastrichtⅢ类平均25 min(22～28 min)。本组共获取了28个肝脏、40个肾脏、2个心脏,分别成功用于肝移植、肾移植和心脏移植。结论我国DCD器官获取可分为DCD流程和DBCD流程,后者又分为ECMO模式和非ECMO模式。ECMO模式可避免器官热缺血损伤且没有伦理学争议,对我国公民DCD器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中的应用进展

供肝短缺已经成为制约肝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是扩大供体池的一个重要来源。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可提高DCD供肝的质量,增加器官捐献供体池,改善肝移植受体的预后。本文综述了ECMO对DCD供体器官支持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术、ECMO用于DCD供体肝移植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提示ECMO在我国DCD供体肝移植中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     

心脏死亡供肾评估和保存的现状及进展

由于心脏死亡捐献(DCD)器官较脑死亡捐献(DBD)器官的热缺血时间更长,组织缺氧、缺血再灌注损伤也较严重,这就增加了不可逆的移植物原发性无功能(PNF)和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的发生.因此,对DCD器官进行科学的评估和保存,选择质量较好的供肾,缩短供肾的热缺血时间,从而减轻组织缺氧和炎症反应等不利因素,是减少PNF和DGF,增加移植物活力及受者存活率的有效手段.现就此作如下综述.     

心脏死亡供体肝移植12例初步经验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供体（DCD）肝移植的具体流程和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0月至2012年12月中山市人民医院12例DCD临床资料、供体维护、器官获取、受体围手术期及预后等。结果12例供体均为脑、心双死亡供体,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3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5±7．0）min。1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胆道并发症2例,肿瘤复发1例,死亡2例。结论DCD供体肝移植能获得较满意的效果。通过快速获取器官、合理利用ECMO,能提高器官捐献成功率、减少供肝热缺血时间及冷缺血时间。     

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

目的 总结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7月至2011年5月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施行的20例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供者通过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避免热缺血,M-Ⅲ供者不采用ECMO,待心跳停止5 min后实施肝脏获取手术.受者均采用原位肝移植术,其中17例行胆管端端吻合,3例行胆肠吻合.所有受者获定期随访.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20例供者中M-Ⅲ占10％( 2/20),DBCD占90％ (18/20).20例受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平均手术时间、无肝期、术中出血量和术后ICU时间分别为(6.2±2.7)h、(54±13) min、(2305±1311)ml和(44±35)h.全组无手术死亡,术后肝功能恢复满意,无原发性肝脏无功能或移植肝功能恢复延迟;术后1个月内1例受者因脓毒血症死亡,1例因肺部感染死亡,其余18例受者长期生存,最长生存时间为58个月.结论 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是现阶段我国可以应用的供肝获取方法,其中以DBCD为主要类型;建立科学的心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流程,合理使用ECMO等保护供肝质量措施,对我国公民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有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发展及影响因素:单中心经验

目的总结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发展概况、影响潜在DCD供者捐献因素及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应用的单中心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PO)服务范围内所有DCD供者资料。总结我院DCD例数、年均增长率、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DCD来源供肝丢弃情况、中国Ⅰ、Ⅱ、Ⅲ类捐献比例、我院OPO服务范围内潜在DCD供者捐献影响因素及ECMO在DCD中的应用情况。同时查阅同一时期中国及广东省DCD数据。我院与全国中国Ⅰ类供者比例、我院和广东省DCD例数年均增长率比较分别采用卡方检验和Man-Whitney U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共实现241例DCD,中国Ⅰ、Ⅱ、Ⅲ类捐献比例分别为29.9%(72/241)、26.6%(64/241)、43.5%(105/241)。我院中国Ⅰ类捐献比例(29.9%)高于全国水平(13%)(χ2=55.381,P0.05)。241例DCD共获取供肝234例,因供肝因素放弃移植26例,丢弃率为11.1%(26/234),影响供肝丢弃主要因素为冷/热缺血时间过长、供肝肝硬化、灌注不良、肝功能异常和挫裂伤。期间,我院和广东省DCD例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7.78%和104.50%(U=11.0,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院和广东省每百万人口(PMP)器官捐献率分别从0.407、0.144 PMP升高至3.948、4.145 PMP。同期我院OPO服务范围内医院上报潜在DCD供者778例,捐献转化率为31.0%(241/778)。影响潜在DCD供者捐献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属及社会因素、供者自身病情及医患关系。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共完成145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其中中国Ⅰ、Ⅱ、Ⅲ类捐献供器官中应用率分别为58.3%(42/72)、62.5%(40/64)和60.0%(63/105)。结论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合理应用器官保存技术,将有助于推动DCD肝移植发展。     

携氧技术在肝移植供肝保存中的应用

供肝短缺问题是制约肝移植发展的主要因素,供肝保存技术是保证并进一步扩展供肝来源的关键。供肝保存过程中携氧技术的应用有望进一步提高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和扩大标准器官捐献(ECD)供肝质量。本文综述了携氧载体、携氧方式及相关应用机制等方面最新进展。医用携氧载体主要包括血红蛋白类物质及全氟化碳类物质(PFC)。携氧方式包括吹入法、鼓泡式氧合及膜式氧合3种。携氧技术提高供肝质量的机制主要是抑制过多氧自由基产生、减少缺血再灌注损伤。随着DCD及ECD供肝越来越多进入临床,携氧技术必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且PFC为缓解血制品供不应求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应用体外膜肺氧合的配合与监护

目的探讨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的护理配合与监护要点。方法对24例脑-心双死亡的器官捐献者持续严密地进行心电和血压的监测,重点监测收缩压、平均动脉压和心电图,及时为医师提供启动和中止ECMO的时机;配合医师进行ECMO的置管与运转以及各参数的监测与维护;做好拟献器官功能的监测与维护等。结果 24例脑-心双死亡的器官捐献者,在脑死亡后等待心脏停跳的过程中全部应用ECMO,ECMO支持时间51～380min。成功获取肝脏24个、肾脏34个、心脏2个、角膜46个,器官热缺血时间全部为0。24个供肝全部有效地用于24位肝移植患者,受者术后肝功能恢复满意,痊愈出院。结论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应用ECMO,对捐献者的严密监测、ECMO系统的维护以及对拟捐献器官功能的保护是护理工作的重点。     

体外膜肺氧合对非可控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的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非可控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的保护效果。方法随机选取60例非可控型DCD患者,按ECMO体内灌注的时间将60例供体随机分为3组,实验组1利用ECMO灌注2 h,实验组2灌注4 h,实验组3灌注6 h,每组20例,相应受体亦分为3组,每组20例。同时随机选取20例接受循环功能稳定的脑死亡器官捐献(DBD)的受体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受体的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和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比较各组受体的移植肾恢复时间、术后第1日尿量和术后1年移植肾功能等指标;比较各组受体术后1年人、肾存活率。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各实验组受体的PNF、DGF及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与对照组比较,各实验组的移植肾功能恢复时间明显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而各实验组受体术后第1日尿量及术后1年的肾功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各实验组及对照组肾移植术后1年的人、肾存活率均为10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利用ECMO技术辅助非可控型DCD的循环或呼吸功能可以很好地保护供肾功能,提高供肾使用率。     

采用体外心肌持续灌注技术修复心脏死亡捐献器官功能对扩大心脏捐献人群的可行性研究

<正>来自美国威斯康星的学者采用体外灌注系统应用于成人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的心脏,观察心脏修复的可能性及其收缩功能。经威斯康星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依照器官获取组织(OPO)DCD协议,共有5例脑死亡(BD)和5例DCD捐献心脏用于研究。全部BD捐献心脏均被拒绝用于临床心脏移植,原因包括冠状动脉疾病(3例)、高龄(1例)和复杂的社会历史(1例)。所有心脏均以UW液冲洗后进行冷保存,采用体外灌注系统,经2小时氧合血液再灌注后,评估左心室收缩末期压力-容积关系(LV-ESPVR)。全部5例BD和4例DCD捐献心脏得到修复。一例DCD心脏因热缺血时间(WIT)过长DCD WITUW     

体外膜肺氧合用于心死亡供肝的初步经验

目的 总结体外膜肺氧合(ECMO)保护心死亡供肝的初步经验.方法 回顾分析2009年7月至2011年5月期间广州军区总医院肝移植中心施行的17例心死亡肝移植供者临床资料,了解供者原发病和有关指标、供者捐献与获取流程、ECMO使用方法.结果 17例供者均先诊断脑死亡然后等待心脏停跳,属于脑心双死亡供者(DBCD).在心死亡过程全部应用了ECMO,ECMO时间51～380(平均187)min.所有供者均成功获取了供肝并用于受者.受者全组无手术死亡.术后肝功能恢复满意,未发生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并发症.术后1个月内因肺部感染死亡1例,其余16例顺利康复出院并随访至今,随访最长时间为29个月.结论 DBCD是我国公民心死亡供体的特殊类型.ECMO可以控制DBCD热缺血损伤且没有伦理学争议,对我国公民心死亡器官捐献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评估方法及改善的研究进展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正逐渐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受多种不稳定因素影响,其质量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导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肾术后原发性无功能和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的发生率较高。因此,提高术前评估水平、改善供肾质量、降低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率是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目前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的两种常用评估方法——术前供肾活组织检查和机械灌注,及改善供肾质量的方法——体外膜肺氧合(ECMO)进行述评,介绍其研究进展。     

10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移植总结

目的通过分析我院实施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移植病例,探讨国内DCD器官和移植方面的问题。方法对我院2010～2011年期间参与实施的DCD器官移植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结果本组有4例DCD者共实施了7例肾移植和3例肝移植。捐献者1属于中国DCD器官分类标准(中国标准)二类(MaastrichtⅣ类),热缺血时间40 min,经快速病理检查后放弃了肝脏和左侧肾脏,右侧肾脏进行了移植后患者出现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最终移植肾因破裂出血而被切除。捐献者2～4属于中国标准三类(MaastrichtⅢ类),热缺血时间分别为15、15、10 min,其中捐献者4在器官捐献前已经出现血压下降,需要大剂量多巴胺维持血压,供肝进行了快速病理检查,确认可以使用;捐献者2和3由于是在手术室进行可控性心跳及呼吸终止,热缺血时间均为15 min,未进行病理学检查;共实施了3例肝移植和6例肾移植,手术顺利,移植物功能恢复良好,无并发症发生,无移植患者死亡。结论通过选择符合中国标准三类的捐献者,实施可控的DCD程序,DCD器官移植可以获得满意的效果。供体器官的快速病理检查有利于器官质量的判断,减少移植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62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流程方法及疗效,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提供一定借鉴。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8年10月至2015年12月完成6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62例均符合《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三类捐献标准（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BCD）。所有病例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15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2±6.5）min,冷缺血时间190~680（347±39）min。6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围手术期死于多发动脉血栓形成,1例发生胆漏经引流后自愈,2例发生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后缓解;肿瘤复发转移死亡3例。 结论通过合理流程充分利用ECMO,加强获取器官管理,缩短热冷缺血时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心脏死亡供者供肝移植三例报告

目的 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 共有7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者,原发病包括脑出血3例(其中1例合并高血压),颅脑外伤2例,脑基底动脉闭塞1例,颅脑肿瘤(脑胶质瘤Ⅱ级)卒中1例.依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实施捐献,采用腹部器官联合快速切取方法切取器官.受者的原发疾病为乙型肝炎后肝硬化(失代偿期)和原发性肝癌.术后预防感染,根据凝血酶原时间采取抗凝治疗,采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泼尼松预防排斥反应.结果 有3例供者分别因合并酒精性肝硬化、家属拒绝捐献肝脏和肝脏热缺血时间超过30 min而未能切取肝脏,1例由红十字会协调至其他移植中心,3例完成肝移植.供肝热缺血时间分别为7.5、9和10 min,冷缺血时间为4.5、8.2和6.5h.受者术后随访2～9个月,术后近期无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未发生血栓形成和排斥反应等并发症,肝功能恢复良好,均顺利出院.结论 DCD供肝移植的近期效果良好,选择可控制的中国三类供者、中高度风险的UW评分以及较短的热缺血时间是保障肝移植成功的重要因素.     

医院内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探索及亲属尸体供肾移植首例报告

目的 探索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和该类器官临床移植的效果.方法 捐献者因严重脑外伤致植物状态,复醒治疗2年余无效,在心跳及自主呼吸完全停止,且抢救无效,宣告死亡,按照当时地方有关条例书面完成器官及遗体捐献知情同意及相关法律程序,在纯氧辅助呼吸及持续体外心脏按压支持情况下,采取原位灌洗,整块切取双肾.供肾经组织学评估后分别移植给2例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其中1例(受者一)为捐献者亲生父亲.术后采用环孢素A+吗替麦考酚酯+甲泼尼龙预防排斥反应.结果 供肾热缺血时间为40 min,冷缺血时间为8h.术后2例均出现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分别于术后6周和4周恢复正常功能.术后第42个月,2例均出现慢性移植肾肾病改变.受者一现存活77个月,生活质量尚满意;受者二于术后第56个月死于肺部真菌感染.结论 供肾热缺血时间的长短是DCD供器官能否利用的决定性因素,捐献者心脏死亡后的良好维持及器官获取团队的疾速反应是缩短热缺血时间的保证,而伦理学评估和相关法律程序的准备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