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绍兴市城区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为抑郁症的预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自制一般情况问卷、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s Scale,LES）按整群抽样法对绍兴市越城区4个街道的1 776名围绝经期妇女进行调查。对抑郁症可疑者用国际疾病分类（ICD-10）抑郁发作标准诊断。结果调查对象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27.36%,抑郁症的发生率为9.52%。无工作、离婚或丧偶、有慢性病、对生活环境不满意和邻里关系差的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的发生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围绝经期抑郁症妇女的抑郁程度与慢性病、离婚或丧偶以及负性生活事件得分呈正相关,与有工作、对生活环境满意以及邻里关系好呈负相关,而与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月经情况等无相关性。结论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的发生率较高,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尤其对有危险因素的妇女,应加强社区的精神卫生防治工作。     

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高危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发生的相关因素,为针对病因的干预提供依据,以提高绝经期妇女的生活质量.方法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调查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的存在与严重程度,用改良围绝经期症状评分表(KMI)、生活事件量表、改良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自拟的一般资料调查表调查高危因素,用相关、回归的方法分析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的发生与调查的高危因素的联系程度.结果痛经程度、绝经、经前期综合征、遗传因素、居住环境、抑郁史、月经初潮年龄、月经周期、生育胎儿数目、生活事件量表总分、改良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和KMI等与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发生密切相关.结论应该强化针对相关密切的高危因素的干预措施,加强围绝经期妇女的心理保健.     

更年期抑郁症的临床特征分析及护理对策探讨

目的：分析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妇女的抑郁症发病率,并根据更年期妇女抑郁症的发病特点,找出指导患者控制或消除抑郁症的对策。方法：随机将围绝经期妇女分为绝经组和绝经前组,采用Zung抑郁量表对724例患者进行评定和静脉血内分泌激素FSH、LH、E2测定。Zung量表总分为80分,评分≥40分可诊断为抑郁。结果：绝经前组更年期抑郁症的发病率为13．3％,绝经组抑郁症的发病率为5．6％。绝经前组更年期抑郁症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绝经后X^2=12．797,P〈0．05）。结论：更年期抑郁症患者常有某些躯体或精神因素作为诱因而发生精神、躯体疾病;患者常常伴有生理和心理改变。对更年期抑郁症患者需从生物、心理及社会诸方面进行综合护理。     

血清睾酮水平与围绝经期抑郁症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研究显示,妇女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性激素迅速变化时期。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围绝经期女性睾酮水平与抑郁症发生的相关性。方法根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DRS)评分及ICD-10"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筛选70例研究对象,包括围绝经期抑郁组和青年抑郁组,另选取同期查体健康的妇女60例为对照组(包括围绝经期和青年组)。采集晨起空腹外周血,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睾酮水平。结果抑郁症妇女血清睾酮水平低于正常妇女(0.38 nmol/L vs 0.82 nmol/L,P0.05),尤其是围绝经期抑郁症组妇女睾酮水平最低(0.299 nmol/L),低于其他3组(P0.05);睾酮水平与HDRS评分存在负相关关系[Exp(B)=0.141,P=0.008],睾酮水平也与围绝经期HDRS评分存在负相关关系[Exp(B)=0.100,P=0.003]。结论血清睾酮水平降低与抑郁症发生有关,尤其是围绝经期抑郁。适当的血清睾酮水平可能有助于减少围绝经期抑郁症的发生。     

社会因素和性激素与围绝经期抑郁症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社会因素以及性激素水平与围绝经期抑郁症高发的关系。方法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17）及国际疾病分类（ ICD-10）中“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筛查入选研究对象。收集79名围绝经期抑郁症和58名围绝经期非抑郁症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和外周血标本。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中的雌二醇（ E2）、睾酮（ T）、孕酮（ P）、黄体生成素（ LH）和卵泡刺激素（ FSH）水平。结果围绝经期抑郁症组睡眠障碍和慢性病发生率高于非抑郁症组（χ2＝4．700,P＝0．030;χ2＝4．866,P＝0．027）。围绝经期抑郁症组E2、T、P水平均低于非抑郁症组（ z＝-3．175,P＝0．001;z＝-3．726,P＜0．000;z＝-2．868,P＝0．004）。 HAMD评分与E2、T、P均存在负相关关系（ r＝-0．284,P＝0．001;r＝-0．389,P＝0．000;r＝-0．352,P＝0．000）。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2、T、P水平高是抑郁症发生的保护因素[OR（95％CI）分别为：3．851（1．347～11．785）,P＝0．014;4．580（1．298～14．132）,P＝0．012;1．864（0．984～3．942）,P＝0．049）]。结论睡眠障碍、慢性病、E2、T、P水平与围绝经期抑郁症的发生相关,E2、T、P水平高是围绝经期抑郁症发生的保护因素。     

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焦虑症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青岛市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焦虑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取整群与随机抽样结合方法,选取1600名35～59岁的女性,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抑郁症、焦虑症的发生率分别为2.06%,1.19%;45～54岁组发生率最高（P〈0.05）。不同年龄组抑郁及焦虑分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年龄、人际关系、对工作和生活失去兴趣、易烦躁、增加腹压时溢尿、失眠、耳鸣为抑郁、焦虑分数的影响因素,影响抑郁分数的还有生活压力、生活水平、焦虑、外阴瘙痒;影响焦虑分数的还有多疑、尿频、颈椎疼痛。结论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发生抑郁焦虑症。除生理因素外,家庭、社会、经济、个性等均是其影响因素。     

中国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现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中国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状流行水平及影响因素,为探讨预防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资料,研究对象为45～55岁围绝经期女性,共纳入2 807例有效样本,采用流调用抑郁量表CES-D10评定抑郁症状。采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对象平均年龄（50.99±2.9）岁,抑郁症状检出率35.5%,抑郁平均得分为（8.43±6.6）。其中绝经前妇女抑郁症状检出率33.1%,绝经后抑郁率35.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抑郁症状与受教育水平OR = 1.765（1.267～2.458）、日常生活活动能力OR = 0.776（0.662～0.957）、睡眠时长OR = 1.289（1.075～1.546）、自评生活满意度OR = 52.392（20.879～131.468）有关。结论 中国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应积极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促进围绝经期妇女心理健康。     

围绝经期抑郁症状与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关联性研究

目的：分析围绝经期抑郁症状与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关联性,为早期诊断,寻找围绝经期妇女身心保健的有效对策提供重要依据。方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在某院就诊的150名围绝经期妇女进行调查,SDS评分≥53分被定义为存在抑郁症状。按有无抑郁症状分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利用放免法检测血清雌二醇、孕酮、促卵泡激素、促黄体生成素水平;应用SPSS13.0进行录入数据和统计分析。结果：两组的年龄之间具有可比性（P〉0.05）;抑郁组雌二醇、孕酮水平低于非抑郁组,而促卵泡激素水平高于非抑郁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促黄体生成素水平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围绝经期抑郁的发生与血清雌二醇、孕酮水平降低和促黄体生成素水平升高有关。     

围绝经期抑郁症与雌激素及单胺类递质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讨围绝经期抑郁症与雌激素及单胺类递质水平的相关性,以分析围绝经期抑郁症的可能发病机制。方法 选择2012年10月至2014年1月浙江省武义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收治的围绝经期抑郁症患者53例,设为观察组;另选择同期体检的健康围绝经期妇女56例作为对照组。用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D）评价受试者抑郁状况,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两组血清雌二醇（E2）和卵泡刺激素（FSH）水平,高效液相－电化学法测定两组血浆5－羟色胺（5-HT）和去甲肾上腺素（NE）水平。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HAMD总分与E2、FSH、5-HT和NE进行相关性检测。结果 观察组E2显著低于对照组（t＝8．616,P＜0．05）,FSH显著高于对照组（t＝6．668,P＜0．05）。观察组5-HT显著低于对照组（t＝9．030,P＜0．05）,NE显著高于对照组（t＝4．798,P＜0．05）。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HAMD总分与E2呈显著负相关（r＝－0．547,P＜0．05）,与FSH呈显著正相关（r＝0．488,P＜0．05）,与5-HT呈显著负相关（r＝－0．387,P＜0．05）,与NE呈显著正相关（r＝0．294,P＜0．05）。结论 雌激素及单胺类递质可能参与了围绝经期抑郁症的发病,并能提示病情的严重程度。     

雌激素对妇女围绝经与绝经期抑郁障碍的影响

目的 探讨围绝经期与绝经期抑郁障碍妇女的雌激素水平以及用雌激素治疗妇女围绝经期与绝经期抑郁障碍的效果.方法 采用磁酶联免疫技术检测了30例围绝经期和绝经期抑郁障碍妇女血清雌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水平.用雌激素(单用组)或联合应用抗抑郁药物(联合组)治疗围绝经期和绝经期抑郁障碍妇女,并用Hamiltom抑郁量表评估抑郁症状的治疗效果;用围绝经期及绝经期症状评分量表评估围绝经期和绝经期症状的治疗效果.结果 围绝经期与绝经期抑郁障碍妇女血清雌激素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围绝经期及绝经期妇女(P＜0.05).治疗后两组Hamiltom抑郁量表总分均明显下降(P＜0.001);联合组和单用组的减分率分别为70.53%和58.24%,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联合组和单用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93.33%和80%,联合组高于单用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围绝经期及绝经期症状评分均明显下降,差异非常显著(P＜0.001);联合组和单用组的减分率(73.99%和70.66%)、联合组和单用组的总有效率(96.67%和93.33%)也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 围绝经期与绝经期抑郁障碍的发生与雌激素水平的降低有关,因此采用雌激素治疗围绝经期与绝经期抑郁障碍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受雌激素水平的影响,在原来抗抑郁药物的基础上,联合应用雌激素对提高疗效的作用更明显.     

围绝经期综合征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妇女围绝经期综合征及影响因素的流行病学特点。方法选取北京市顺义区医院收治的72例妇科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针对围绝经期症状、心理等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主要心理因素症状为易怒（86．1％）、常感烦恼（82．0％）、不满意（82．0％）等;主要症状体征为失眠健忘（91．7％）、潮热汗出（86．1％）、情绪烦躁（72．2％）、腰颈酸痛（77．8％）、口干舌燥（90．3％）。结论围绝经期症状除生理因素外还与妇女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有关,针对个性特点,配合精神和心理方面治疗,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有助于防治围绝经期综合征。     

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

目的调查广州市社区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社区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广州某城区和市郊两社区为流调现场,抽取40～55岁721例围绝经期女性为研究对象,其中市区368人,郊区各353人,采用自评抑郁量表（SDS）、生活事件量表（L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应对方式问卷（CSQ）和一般社会人口学调查表（SDQ）进行调查和评价,运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影响其抑郁水平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结果抑郁症状发生率为8．04％,46～50岁组发生率（12．35％）显著高于40～45岁组（6．22％）和51～55岁组（5．49％,χ2=9．2552,P〈0．01）;城市社区抑郁症状发生率（10．33％）显著高于郊区社区（5．67％,χ2=5．2902,P〈0．05）;负性事件刺激量和自责是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对支持利用度则是其保护因素;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均与自评抑郁量表评分存在正性或负性显著性相关,各因子间也存在一些显著性相关。结论围绝经期抑郁的发生受多因素影响,应采取多层次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围绝经期妇女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调查广州市社区围绝经期妇女睡眠质量及影响因素,为制定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广州某社区为流调现场,抽取40～55岁721例围绝经期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生活事件量表（L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应对方式问卷（CSQ）和艾森克个性问卷（EPQ）进行调查,以PSQI≥7分作为界值,判断睡眠质量差;运用Spearman相关及多元回归分析,对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721名调查者PSQI总分为6．38±2．82,睡眠质量差检出率为22．61％,51～55岁组睡眠质量差检出率为31．78％,显著高于40～45岁组的14．29％（χ2＝20．856,P＜0．01）和46～50岁组的22．08％,（χ2＝5．691,P＜0．05）,46～50岁组也显著高于40～45岁组（χ2＝4．963,P＜0．05）。 PSQI与负性事件、消极应对和N分显著正相关,与支持利用度、客观支持和E分显著负相关。年龄、负性事件、E量表分、支持利用度和积极应对能预测睡眠质量。结论就围绝经期妇女睡眠质量而言,多因素既有直接影响又存在交互作用,应采取多层次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产后抑郁症影响因素的分析

目的探讨孕妇产后抑郁症发病的影响因素。方法应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艾氏产后抑郁问卷(EPDS)及自制问卷对352名产妇进行调查。结果调查的产妇中,EPDS总分≥13分的43例,产后抑郁症发生率为12.2%;经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经济状况差、婴儿性别为女性、产妇身体状况差、产妇年龄大、婴儿健康状况差和婚姻满意度低6种因素为抑郁症发病的危险因素,RR值分别为5.124、4.125、3.785、3.277、2.787和1.958,母乳喂养是产后抑郁症发病的保护性因素(OR=0.424)。结论选择最佳的生育年龄,满足孕产妇的经济、情感需求,提倡母乳喂养,确保婴儿健康,是降低产后抑郁发生的重要措施。     

衢州地区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现状调查分析及Teach-back健康教育模式对知晓率的影响

目的探讨衢州地区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现状调查分析及Teach-back健康教育模式对知晓率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20年1月该院收治的90例围绝经期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围绝经期女性抑郁影响因素,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进行常规宣教,研究组进行Teach-back健康教育模式。分析各年龄段抑郁评分、抑郁影响因素。结果各年龄段抑郁评分存在明显差异,≥50岁年龄段患者抑郁评分明显高于≤45、46~50岁群体(P<0.05);睡眠质量好、从事体力劳动、婚姻质量好、性格外向、工作压力小、遇到困难诉说、月经正常、伴侣无慢性病、无慢性疾病、经常锻炼围绝经期妇女更年期综合征发生率低(P<0.05);遇到困难、工作压力、关注知识、慢病情况、工作性质、睡眠质量、月经情况、锻炼情况、性格、积极就医、伴侣状况、婚姻质量为抑郁影响因素;与对照组对比,研究组知识知晓率更高(P<0.05)。结论遇到困难、工作压力、关注知识、慢病情况、工作性质、睡眠质量、月经情况、锻炼情况、性格、积极就医、伴侣状况、婚姻质量为抑郁影响主要因素,因素分析有利于治疗方案制定,可进一步降低焦虑抑郁评分。经Teach-back健康教育模式后,知识知晓率明显升高,因此该干预方式应广泛应用。     

探讨陕西农村妇女更年期潮热症状发生隋况与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陕西农村更年期妇女潮热症状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陕西省陕南、陕北、关中5个县的825名40～60岁农村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在回收的问卷中,790份问卷合格,合格率达95．8％。结果①陕西农村更年期妇女潮热的发生率为55．7％（440例）,潮热发生的平均年龄为（47．45±6．55）岁,平均持续时间为（3．58±2．76）年。在潮热妇女中轻、中、重度潮热分别占48．2％（212例）、42．9％（189例）和8．9％（39例）,潮热发生至少每日1次者占35．5％（156例）。②潮热组与无潮热组妇女在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收入、月经不调、饮食、乳制品消费、吸烟、饮酒量及更年期知识的获得方式等因素无关（P〉0．05）。潮热组与无潮热组妇女比较,潮热组文化程度偏低（Х2=37．613,P〈0．01）,生产次数（Х2=9．391,P=0．02）、食用豆制品（Х2=12．724,P〈0．01）、体育锻炼（Х2=44．730,P〈0．01）、对更年期的了解（Х2=46．202,P〈0．01）较无潮热组少,家人对妇女的态度（Х2=16．343,P〈0．01）较无潮热组差,性生活满意度（Х2=10．518,P〈O．01）较无潮热组低,身体质量指数（Х2=8109,P=0.02）和腰臀比（Х2=20．469,P〈0．01）较无潮热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③农村更年期妇女的文化程度与潮热程度呈负相关（P〈0．05）。结论陕西农村妇女更年期潮热的发生率相对较高;其文化程度、生育情况、豆制品食用情况、是否体育锻炼、对更年期认识程度、性生活情况、家人对更年期妇女的态度、身体质量指数和腰臀比等因素与潮热症状的发生有关。     

112例空巢老人的心理量表测评及其相关因素

目的拟对空巢老人的幸福度、抑郁感、孤独感状况进行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社区空巢老人晚年生活质量提供依据。方法对112例空巢老人采用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老年抑郁量表/UCLA孤独量表（MUNSH/GDS/UCLA）和空巢老人一般状况调查表进行测定,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112例空巢老人幸福度得分为（36.58±6.87）,抑郁得分为（11.00±2.89）,孤独得分为（30.58±7.29）。不同月均收入、文娱活动频率的GDS/UCLA/MUNSH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体育锻炼频率的UCLA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被调查的空巢老人的幸福度低、轻度抑郁、中度孤独的状态不容忽视,月均收入、文娱活动频率、体育锻炼频率是提高空巢老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上海项目社区妇女更年期综合征调查分析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项目社区妇女更年期综合征的主要症状及发生比例,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进一
步制定和实施干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取非概率抽样对符合条件的４５７名妇女进行结构式问卷调
查。结果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 量表显示更年期综合征的发生比例为３７．８６％, 前３ 位症状依次为： 潮热出汗
（４１．３６％）,头痛（２９．３２％）,关节痛（２８．４５％）。不同家庭收入状况、月经状况、既往体质,更年期综合
征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 月经期间是否不适（犗犚＝
０．４８７,９５％犆犐：０．３２５～０．７３０）, 是否绝经（犗犚＝０．６３１,９５％犆犐：０．４１８～０．９５２）, 既往体质（犗犚＝
２．６２６,９５％犆犐：１．１２４～６．１３５）是更年期综合征的影响因素。结论　上海市项目社区妇女更年期综合征的
发生率较高,需开展有针对性地宣教活动,以提高更年期生存质量。
关键词：更年期妇女;更年期综合征;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 量表
中图分类号：Ｒ１７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６６３９ （２０１４）０４ ０３２４ ０４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街道地区妇女围绝经期综合征患病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研究围绝经期综合征患病情况及影响围绝经期妇女生活和工作的因素。方法对上海市徐汇地区不同职业的310例40～65岁妇女围绝经期综合征患病率、临床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妇女从事职业与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有明显关系。另外孕产次、孕产年龄、月经情况、婚姻状况、药物避孕等与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生相关。大部分妇女对围绝经期的保健意识暨知识缺乏。围绝经期妇女的“激素替代治疗”使用率明显低于欧美国家。结论健康教育、心理卫生服务、专科咨询以及雌激素替代治疗等干预措施,可作为探索最佳干预模式的有效方式。     

产后抑郁症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影响产后抑郁发生的社会心理因素,为预防产后抑郁症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1：1配对的病例—对照流行病学研究设计,选择确诊的100例产后抑郁症患者为病例;同时选择就诊的非抑郁症产妇,以年龄（相差1岁以内）为配比变量,与病例1：1相匹配者为对照。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2组人群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夫妻关系、母女关系、分娩情况、家庭经济收入及对婴儿性别的是否满意等信息。问卷的分析和统计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的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产后抑郁症患者与丈夫关系融洽度低于对照组,且有统计学意义（OR=0.232,95%CI：0.103～0.526）;对照组母女关系融洽度高于病例组,且有统计学意义（OR=0.590,95%CI：0.352～0.988）;病例组孕期有负性生活事件的危险性高于对照组,且有统计学意义（OR=2.469,95%CI：1.098～5.553）;产后抑郁症患者家庭经济收入稳定性低于对照组,且有统计学意义（OR=0.243,95%CI：0.093～0.634）。结论孕期发生负性生活事件可能增加孕妇发生产后抑郁症的危险性,产妇与丈夫及母亲关系融洽、家庭经济收入稳定可降低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