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工作场所中的欺负行为及与工作倦怠、工作满意度、健康的关系

目的:探讨护士工作场所中欺负行为的现状及其与工作倦怠、工作满意度、健康之间的关系。方法:方便选取河南省3个地市5家医院共计321名护士,用负性行为问卷、中式工作倦怠问卷、工作满意度问卷和一般健康问卷进行调查。结果:①受试(n=261)在负性行为问卷中的最高分为119,最低分为31,平均分为47.4;不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称护士的负性行为问卷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②欺负与工作倦怠问卷的耗竭、人格解体维度呈正相关(r=0.42,0.19;均P0.01)),与工作满意度呈负相关(r=-0.40,P0.01),与健康呈正相关(r=0.33,P0.01)。③在欺负与健康之间存在5条路径,即欺负→健康;欺负→工作满意度→健康;欺负→耗竭→健康;欺负→耗竭→工作满意感→健康;欺负→耗竭→成就感降低→健康。结论:护士工作场所中存在着欺负行为,欺负行为会影响护士的工作倦怠和工作满意度,并最终影响护士的身心健康。     

工作场所欺负与护士心理健康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CSCDCSSCI

目的:探讨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工作场所欺负与护士心理健康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广西南宁抽取6所医院450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工作场所欺负能够负向预测护士的心理健康(γ=-0.357,P<0.01);2一般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护士的心理健康(γ=0.480,P<0.01);3工作场所欺负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对护士心理健康的交互作用显著(γ=0.538,P<0.01)。结论:护士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工作场所欺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青少年受欺负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目的:考察应对方式在青少年受欺负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Olweus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青少年病理性网络使用量表(APIUS)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619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1不同年级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差异不显著,女生在突显性(t=-3.764,P0.05)和消极后果(t=-7.146,P0.001)两个维度显著高于男生,男生在强迫/戒断症状维度(t=5.310,P0.01)显著高于女生;2青少年关系受欺负对强迫/戒断症状(β=0.25,P0.05)、心境改变(β=0.26,P0.05)、社交抚慰(β=0.29,P0.01)和消极后果(β=0.48,P0.01)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青少年言语受欺负对仅对心境改变(β=0.26,P0.05)和社交抚慰(β=0.33,P0.01)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青少年身体受欺负仅对强迫/戒断症状(β=0.23,P0.05)、社交抚慰(β=0.30,P0.01)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应对方式在关系受欺负与消极后果的关系中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0.28,P0.05)。结论:青少年受欺负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受应对方式的影响。     

煤炭企业员工的职业使命感与工作负荷、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考察煤炭企业员工的职业使命感与工作负荷、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以及工作负荷在职业使命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方法:在以煤炭为主营业务的某矿业集团中选取员工404人,采用使命感问卷(SCQ)、工作负荷问卷(WQ)与总体员工满意度问卷(GESQ)进行调查。结果:煤炭企业员工的SCQ得分与WQ、GESQ得分均呈正相关(r=0.13、0.57,均P0.05),WQ得分与GESQ得分呈正相关(r=0.12,P0.05);SCQ得分正向预测WQ工作步调负荷得分和GESQ得分(β=0.15、0.51,均P0.01);工作负荷在使命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调节效应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煤炭企业员工的职业使命感会给他们带来较高的工作负荷和工作满意度,工作负荷的高低可能不会改变使命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心流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目的:探究工作心流在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方法:选取山东省某制造业公司的员工257人,采用明尼苏达满意度调查问卷(MSQ)简式量表、工作心流量表(WOLF)和工作绩效量表进行测量。使用层次回归分析探讨工作心流在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心流呈正相关(r=0.708,P0.01),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呈正相关(r=0.536,0.400,0.567;P0.01),工作心流与工作绩效、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呈正相关(r=0.500,0.345,0.552;P0.01);工作心流在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β=0.365,0.312,0.353;P0.001),工作心流在工作满意度与周边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β=0.103,P0.05)。结论:企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关系密切,工作心流在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间起到了中介和调节作用。     

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保护因素和非保护因素的影响

目的:探讨生活满意度、孤独感、神经质、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对自我效能感的预测。方法:在社区向老人发放、并回收167份问卷,采用生活满意度问卷、孤独感量表、神经质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老年人的相关特征进行测量。结果:生活满意度(β=0.300,P0.01)、孤独感(β=-0.236,P0.01)、神经质(β=-0.156,P0.05)、积极应对方式(β=0.218,P0.01)、消极应对方式(β=0.218,P0.01)可以显著预测自我效能感。逐步回归显示,生活满意度对自我效能感的预测力最大(R~2=0.20)。结论:自我效能感可以被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所预测。     

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冲突与初中女生抑郁焦虑的关系

目的探讨亲子冲突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女生抑郁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自我评价量表(YSR)、亲子冲突问卷和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BI)对949名初中女生进行调查。结果 1初中女生抑郁焦虑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维度均呈显著相关(r=-0.33,-0.25,0.23;P0.01)。抑郁焦虑与亲子冲突呈显著正相关(r=0.24,P0.01)。亲子冲突与教养方式各维度均呈显著相关(r=-0.37,0.26,-0.36;P0.01);24种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下初中女生的抑郁焦虑得分有显著差异(F=13.47,P0.01),其中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女生抑郁焦虑水平最高;3亲子冲突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女生抑郁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父母教养方式既可以直接影响初中女生的抑郁焦虑,也可以通过亲子冲突间接影响抑郁焦虑。     

硕士生的自我接纳与特质焦虑:特质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硕士生特质应对方式在自我接纳与特质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1040名硕士生,采用自我接纳量表(SAQ)、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和特质焦虑问卷(T-AI)评估其自我接纳、特质应对方式与特质焦虑。结果:(1)女生在消极应对方式方面的得分高于男生(t=-2.60,P0.05),城市学生自我接纳得分高于农村学生(t=-2.37,P0.05);(2)自我接纳得分与消极应对方式得分呈负相关(r=-0.57,P0.001),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50,P0.001);特质焦虑得分与自我接纳(r=-0.61,P0.001)、积极应对方式(r=-0.49,P0.001)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58,P0.001);(3)自我接纳直接预测特质焦虑(β=-0.61,P0.001),又通过消极应对方式间接预测特质焦虑(β=0.34,P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8%;又通过积极应对方式间接预测抑郁(β=-0.25,P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5%。结论:硕士生特质焦虑与自我接纳、特质应对方式密切相关,特质应对方式在自我接纳与特质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与高中生应对方式及抑郁情绪

目的 探讨高中生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应付方式问卷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386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①高中男生的GSES得分显著高于高中女生(t=2.550,P＜0.05);高三学生应对因子解决问题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一和高二学生(F=3.173,P＜0.05);②高中生GSES得分与应对因子解决问题、求助有显著正相关(r1=0.393,P1＜0.01;r2=0.149,P2＜0.01),与自责有显著负相关(r=-0.149,P＜0.01),与SDS得分有显著负相关(r=-0.338,P＜0.001);③GSES得分高与GSES得分低的高中生在应对因子解决问题、自责、退避和SDS的得分上有差异显著(t1 =-7.695,t2=3.472,t3=-3.258,t4=6.800).结论 高中男生的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高中女生;高中女生更多使用求助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高、更多使用积极应对方式的高中生,抑郁水平较低.     

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应对方式与幸福感的关系

目的探讨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应对方式与幸福感的关系及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教师职业幸福感调查问卷、应付方式问卷、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量表对湖南省1555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幸福感与工作压力的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410,P0.01);②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的消极应对方式与幸福感的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383,-0.169,-0.242,-0.250;P0.01),与压力的得分显著正相关(r=0.270,0.220,0.255,0.213;P0.01);③应对方式在工作压力与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压力既可以直接影响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也可以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职业幸福感。     

负性情绪对大学生情绪性进食的影响: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负性情绪对大学生情绪性进食的影响,检验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进食行为问卷、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734名大学生进行集体施测。结果:1男生在负性情绪各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0.05),女生在情绪性进食和积极应对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01),而在消极应对方式上性别差异不显著(P0.05)。2负性情绪各维度与情绪性进食均呈显著正相关(r=0.117~0.179,P0.01),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r=0.340~0.369,P0.01),而与积极应对成显著负相关(r=-0.151~-0.232,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情绪性进食呈显著正相关(P0.01),积极应对方式与情绪性进食的相关不显著(P0.05)。3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情绪对情绪性进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P0.05)。结论:负性情绪与情绪性进食存在相关,消极应对方式能部分中介负性情绪对情绪性进食的影响。     

湖南狱警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目的:探讨湖南狱警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为监狱管理部门的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问卷法对151名湖南狱警的工作满意度以及组织公民行为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在性别、婚姻、工作年限等的分布差异,并探讨了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结果:1监狱警察组织公民行为总体得分处于中等水平(珚x=22.46),女性狱警在组织公民行为的人际和睦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男性狱警(t=-2.85,P0.01);2已婚和其他组(离异、丧偶)狱警的工作满意度得分显著高于未婚狱警(F=4.63,P0.05);3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显著相关(r=0.27,P0.01)。结论:湖南狱警的工作满意度可以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     

女员工婚姻质量与自我和谐、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目的考察邯郸市某公司女员工婚姻质量、自我和谐程度以及应对方式的基本情况,探讨婚姻质量与自我和谐、应对方式的关系。方法采用Olison婚姻质量问卷、自我和谐量表(SCCS)及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邯郸市某大型商场82名女性销售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因子得分均低于常模,具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t=-6.4296,P<0.01;t=-4.1643,P<0.01;t=-6.6874,P<0.01);②婚姻满意度与自我和谐呈负相关(r=-0.280,P<0.05),与自我的灵活性呈显著正相关(r=0.303,P<0.01),与自我的刻板性呈负相关(r=-0.228,P<0.05),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r=-0.240,P<0.05);夫妻交流与自我和谐呈负相关(r=-0.297,P<0.05),与灵活性呈显著正相关(r=0.298,P<0.01)。结论婚姻质量与自我和谐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婚姻质量与应对方式关系较为复杂。     

某医科大学硕士新生应对方式与自我接纳的相关分析

目的:了解某医科大学硕士新生的自我接纳与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和自我接纳问卷(SAQ)对某医科大学研究生新生进行调查分析。结果:男女新生在自我评价因子、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来自城市与来自农村的新生在自我评价因子和积极应对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积极应对方式与自我接纳因子、自我评价因子和自我接纳量表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403,0.529,0.544;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自我接纳因子、自我评价因子、自我接纳量表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r=-0.590,-0.425,-0.609;P0.01);应对方式对自我接纳有预测作用(P0.01)。结论:应对方式的改变会影响研究生新生自我接纳程度的改变,倾向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新生自我接纳程度较高,反之自我接纳程度较低。     

农村幼儿园女教师工作—家庭平衡及其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了解农村幼儿园女教师工作家庭平衡现状及其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方法:选取农村幼儿园女教师187名,采用工作-家庭平衡问卷(WFBQ)和工作满意度问卷(TJSI)进行施测。结果:WFBQ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资源共享、家庭平衡、工作平衡;不同婚姻状况、幼儿园性质、个人月收入的幼儿女教师WFBQ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WFBQ的3个因子得分与TJSI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0.16~0.61,均P0.05);幼儿园性质、月收入、工作平衡、资源共享、工作-家庭平衡对TJSI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7~0.52)。结论:农村幼儿园女教师工作-家庭平衡对工作满意度有积极作用。     

大学生生命意义寻求和视角转换对抑郁的影响——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目的:考察大学生生命意义寻求对抑郁的影响通径以及视角转换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研究以116名大学生为对象,分三个时间点,间隔3个月和2.5个月进行纵向问卷追踪,采用生命意义感问卷测量生命意义寻求倾向和生命意义感,用意义取向应对量表中的"调整角度和视野"维度测量个体进行视角转换的能力,用流调中心抑郁问卷(CES-D)测量抑郁状况。结果:视角转换得分与意义感得分呈正相关(r=0.29,P0.01),与CES-D得分呈负相关(r=-0.34,P0.001),视角转换得分在意义寻求得分和意义感得分之间起调节作用(β=0.22,P0.01),该调节作用通过意义感得分的中介作用影响CES-D得分。对于视角转换得分低于一个标准差的个体,生命意义寻求得分通过降低意义感得分进而提升CES-D分数,95%的可信区间为(0.07~0.33);在视角转换得分高于一个标准差的个体中,不存在该中介通径。结论:视角转换策略通过调节意义寻求和意义感的关系进而缓解抑郁,提示了在大学生群体中,视角转换在生命意义寻求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     

贫困大学生抑郁症状与血浆皮质醇、认知倾向及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目的:了解贫困大学生抑郁症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认知倾向问卷(COAT)、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天津某高校的258名非贫困大学生和173名贫困大学生进行调查,并检测血浆皮质醇含量.结果:①贫困与非贫困大学生相比,抑郁粗分(38.02±8.22)、消极应对(9.31±3.64)得分显著高于后者;乐观因子(7.42±2.86)以及认知总分(11.07±3.52)显著低于后者.②抑郁组贫困生乐观因子分(6.02±2.76)以及认知总分(10.23±3.48)低于非抑郁组(P＜0.01),且抑郁程度与乐观因子呈显著负相关(r=-0.37,P＜0.01);抑郁组贫闲生消极应对(10.26±4.85)得分高于非抑郁组,积极应对(20.08±6.72)分低于非抑郁组(P＜0.01),且抑郁程度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r=0.33,P＜0.01);抑郁组贫困生血浆皮质醇水平(365.4±51.8)高于非抑郁组(P＜0.01),且抑郁严重程度与皮质醇水平呈正相关(r=0.46,P＜0.01).③回归分析显示,乐观因子和血浆皮质醇水平可能是贫困生抑郁症状的预测变量.结论:贫困大学生抑郁症状可能与认知倾向、应对方式以及血浆皮质醇水平相关.     

煤炭企业高管知觉压力、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目的:对煤炭企业高管的知觉压力、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方法:对238名国有煤炭企业高管实施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知觉压力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测试,将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煤炭企业高管的SCL-90总分、人际关系障碍、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和偏执因子得分低于全国常模,具有统计学意义(t=-3.074~-7.654,P0.001);(2)高管知觉压力状况得分低于全国常模,具有统计学意义(t=-17.559,P0.001)。高管积极应对维度得分高于常模,具有统计学意义(t=9.758,P0.001);消极应对维度得分低于常模,具有统计学意义(t=-16.320,P0.001);(3)高管知觉压力和SCL-90总分及其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r=0.304~0.502,P0.01);积极应对方式与抑郁、焦虑和饮食睡眠障碍因子呈显著负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r=-0.059~-0.190,P0.05);消极应对方式与SCL-90总分及其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r=0.151~0.255,P0.05)。知觉压力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r=-0.267,P0.01);(4)知觉压力与消极应对方式对煤炭企业高管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和较好的预测作用(F=28.224,P0.001)。结论:煤炭企业高管的心理健康水平良好,与其知觉压力水平低及良好的应对方式密切相关。     

支气管哮喘患者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

目的研究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方法以症状自评量表(SCL-90)、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60例确诊的支气管哮喘患者和50例正常对照者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患者组SCL-90总分、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4.441,5.722,4.124,3.232,5.631,4.300,3.863,1.712,1.982;P<0.05或P<0.01);抑郁和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5.101,7.142;P<0.01)。患者组的积极应对方式显著低于对照组(t=-5.591,P<0.01),消极应对方式显著高于对照组(t=4.482,P<0.01)。相关分析显示,积极应对与SCL-90总分、焦虑、抑郁得分呈负相关(r=-0.238,-0.259,-0.324;P<0.001),消极应对与SCL-90总分、焦虑、抑郁得分呈正相关(r=0.407,0.435,0.442;P<0.001)。结论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低,存在明显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且更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     

医生职业承诺对职业倦怠与工作要求关系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究医生职业承诺对职业倦怠与工作要求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期利用职业承诺降低医生职业倦怠水平。方法:选取全国10地区15家医院(三级、二级、一级)的510名医生(年龄20~60岁,工作年限5年~20年),使用职业倦怠量表(MBI-GS)、工作要求-资源问卷(JCQ)的工作要求分量表及职业承诺问卷(CCQ)进行测评。结果:医生MBI-GS的3个维度得分与工作要求总分均呈正相关(r=0.35、0.18、0.12,均P0.01);情绪衰竭、去人性化维度得分与CCQ总分呈负相关(r=-0.29、-0.18,均P0.001),低成就感维度得分与CCQ总分呈正相关(r=0.10,P0.05)。医生职业承诺对工作协调性要求与情绪衰竭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β=-0.09,P0.05),职业承诺对去人性化与工作要求3维度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β=-0.09、-0.09、-0.09,均P0.05),职业承诺在个人成就感与工作强度要求和知识技能要求的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β=0.10、0.09,均P0.05)。结论:本研究提示,医生的高职业承诺可以缓冲工作要求对职业倦怠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