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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积极情绪和抑郁症状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对110例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评估,使用中介检验程序检验积极情绪对抑郁症状的作用。结果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积极情绪、积极应对方式、领悟社会支持三者两两之间呈中等正相关(r=0.41~0.64,P0.01),并且每项都与抑郁呈中等负相关(r=-0.37~-0.50,P0.01),且均与消极应对方式没有相关关系。消极应对方式仅与抑郁呈低等正相关(r=-0.20,P0.05)。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对抑郁的回归效应检验显著(β=-0.29,-0.24,P0.05),而积极情绪的回归效应检验不显著(β=-0.13,P0.05)。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积极应对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在积极情绪与抑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积极情绪可能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对抑郁产生间接作用。 相似文献
2.
目的了解抑郁症患者生活事件、特质应对方式、父母养育方式及社会支持状况及其性别差异。方法选取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抑郁症诊断标准的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2013年3月-2014年2月门诊和住院患者104例,在社区中选取与所调查抑郁症患者社会人口学特征较为接近且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评分8分的健康人106例作为对照组;对两组进行生活事件(LES)、特质应对方式(TCSQ)、父母教养方式(EMBU)及社会支持(SSRS)量表测评。结果抑郁症患者负性刺激量、积极应对方式、父亲处罚严厉、母亲处罚严厉、母亲拒绝否认因子评分与对照组比较[(29.96±11.81)vs.(15.00±9.81),(29.31±5.39)vs.(25.36±5.00),(14.69±4.11)vs.(18.41±10.29),(10.23±2.69)vs.(12.34±4.39),(10.02±2.29)vs.(12.64±4.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699~9.976,P均0.01)。男性抑郁症患者的积极、消极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总得分均高于女性(P0.05)。结论 1抑郁症患者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并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2父母亲的教育方式均表现为低处罚严厉、低拒绝否认,母亲还表现为低过度保护;3抑郁症患者的客观社会支持较多、主观社会支持较少;4男性比女性抑郁症患者采用更多的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并有更多的社会支持。 相似文献
3.
目的调查抑郁症患者的幸福感,探讨其总体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于2019年2月-9月在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焦虑抑郁科门诊及住院患者中选择120例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患者作为抑郁症组,同时从社区人员及患者家属中选择122例作为对照组。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中国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进行评定,应用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比较抑郁症患者GWB、SSRS与SCSQ评分的相关性。结果抑郁症患者GWB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2.43±13.48)分vs.(84.97±10.02)分,t=-14.780,P<0.01];抑郁症患者GWB评分与SCSQ总评分和积极应对方式评分均呈正相关(r=0.378、0.460,P均<0.01);抑郁症患者GWB评分与SSRS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评分及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354~0.561,P<0.05或0.01);SSRS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评分及总评分与SCSQ总评分和积极应对方式评分均呈正相关(r=0.234~0.398,P<0.05或0.01)。结论抑郁症患者幸福感较低,且其幸福感水平与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相关。 相似文献
4.
首发青少年抑郁症与应激及应激相关因素的关系研究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目的了解青少年首次抑郁发作与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对52例首次抑郁发作的青少年患者和214例正常对照者进行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的测评。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抑郁症组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应激总量的得分上均较高,差异非常显著(P<0.01),抑郁症组的患者较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较少采取积极应对方式,且有较少的社会支持,差异非常显著(P<0.01)。结论青少年首次抑郁发作与负性生活事件、不良应对方式和缺乏社会支持有关。 相似文献
5.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心理弹性的特点,及影响心理弹性的相关因素。方法选取抑郁症患者60例,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自尊量表(SES)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对患者进行调查。结果①不同分组的CD-RISC得分中,30岁以下患者的CD-RISC低于30岁以上(P0.05),重度抑郁患者低于中轻度抑郁患者(P0.05),有自杀念头患者低于无自杀念头患者(P0.05);②心理弹性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r=-0.56,P0.01),积极应对、自尊与心理弹性显著正相关(r=0.79,0.65,P0.01),消极应对与心理弹性不相关(r=0.13,P0.05)。③抑郁症状、积极应对和自尊对心理弹性有预测作用(R~2=0.72,P0.05)。结论心理弹性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和自尊是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提示通过转变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自尊,能提高患者心理弹性,帮助疾病恢复。 相似文献
6.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血管内皮功能的改变。方法:运用日立-图腾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高频探头检测24例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组)和20名健康对照者(健康对照组)肱动脉反应性充血前后血管内径的变化(即血流介导的内皮依赖性血管扩张,FMD)及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后的内径变化(即非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NMD);同时测定两组血浆一氧化氮水平(NO);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Beck抑郁量表(BDI)评定抑郁症组患者抑郁的严重程度。结果: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症组FMD较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t=3.62,P0.01);两组NMD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5,P0.05)。抑郁症组的血浆NO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t=3.63,P0.01)。相关分析显示,抑郁症组HAMD及BDI得分与FMD负相关(r=-0.687,r=-0.621;P均0.05);两组血浆NO水平与FMD正相关(r=0.726,r=0.743;P均0.05)。结论:抑郁症患者血管内皮功能受损可能与血浆NO水平减低及抑郁严重程度有关。 相似文献
7.
目的探讨临床医生人格特征、焦虑抑郁情绪及应对方式的关系。方法采用抽签法抽取153名临床医生,其中外科医生65人,内科医生88人。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对临床医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外科医生的精神质、焦虑、抑郁及消极应对方式评分高于内科医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25、4.24、4.54、3.15,P均0.05),而其积极应对方式评分低于内科医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1,P0.05);积极应对方式与内外倾向、神经质呈正相关(r=0.40,0.17,P均0.05),与焦虑、抑郁呈负相关(r=-0.68,-0.61,P均0.01);回归分析显示,科室、神经质及焦虑因素对积极应对方式有着直接影响作用(t=4.18、3.97、-4.16,P均0.01)。结论外科医生较内科医生更易表现出低亲和力、冷漠、焦虑、抑郁情绪等,较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处理问题,应该重视人格维度中神经质和精神质维度的干预。 相似文献
8.
目的:探讨社区独居老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自我效能与抑郁状况的关系。方法:随机抽取虹口区1个街道(广中街道),分别以老年抑郁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应对方式问卷和自我效能量表调查社区独居老人(n=1 033)的抑郁状况、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自我效能。结果: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抑郁状况的独居老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自我效能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独居老人的抑郁和自我效能、问题解决应对方式、求助应对方式、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呈负相关,与退避应对方式、自责应对方式和幻想应对方式呈正相关(P0.05)。结论:独居老人的抑郁状况和应对方式及自我效能密切相关。 相似文献
9.
目的:调查抑郁症残留症状及危险因素和其对疾病结局影响。方法:选择100例治疗12周以上抑郁症患者,评估人口社会学资料、抑郁症状、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结果:贝克抑郁自评问卷(BDI)≥5分和汉密顿抑郁量表17项(HAMD17)≥8分的患者比例分别为53%和49%;残留症状与负性生活事件(t=-4.90,P=0.00)、积极应对方式(t=8.22,P=0.00)、消极应对方式(t=-4.53,P=0.00)、社会支持(t=2.01,P=0.05)及家庭支持(t=1.97,P=0.05)明显有关;有残留症状者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显著差于无残留症状者(P〈0.01)。结论:抑郁症患者残留症状发牛率相当高.需要心弹社会干预。 相似文献
10.
目的调查合并抑郁的乳腺癌患者人格特征类型及应对方式,探讨其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与抑郁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在济宁市各级医院抽取合并抑郁的乳腺癌患者为被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和医学应对问卷(MCMQ)对被试的人格特征、抑郁症状和应对方式进行调查。结果 (1)合并抑郁情绪的乳腺癌患者精神质(P)、神经质(N)和掩饰性(L)维度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66、7.40、-8.40,P0.05或0.01);(2)合并抑郁的乳腺癌患者MCMQ各维度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7.33、12.19、8.65,P均0.01);(3)MCMQ面对维度与内外向(E)和L维度评分呈正相关(r=0.44、0.49,P均0.05),回避维度与P维度、N维度和L维度评分呈正相关(r=0.28、0.35、0.27,P均0.05);(4)EPQ-RSC的P和N维度与SDS评分呈正相关(r=0.31、0.55,P0.05)。结论合并抑郁的乳腺癌患者人格特征类型越极端,越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抑郁症状更明显。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