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超重幼儿干预管理的实践研究

我国在2006年第三次全国儿童肥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0年来0-6岁儿童肥胖和超重的总检出率为7.2%和19.8%,并有不断增长趋势。根据2012年中国0-6岁儿童营养发展报告显示对比2005年城市和农村5岁以下儿童的超重和肥胖发生率分别为5.3%和3.9%,2010年城市和农村分别升高到8.5%和6.5%。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儿童超重和肥胖问题日益突出。根据我镇试点幼儿园近三年来肥胖超重幼儿数据进行分析,制定相关措施进行干预管理,并开展实践研究,取得一定成效。     

学龄期儿童超重和肥胖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学龄期儿童超重和肥胖的影响因素,为儿童超重和肥胖的防治提供基础资料。方法选取155名7~11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肥胖104例、超重51例,160例7~11岁正常体重儿作为正常对照。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儿童肥胖的影响因素,对相关因素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人工喂养、父亲超重或肥胖、母亲超重或肥胖、食欲好食量大、经常喝饮料或吃甜品、每天运动时间〈2 h是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结论儿童超重或肥胖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造成,与父母的肥胖程度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广西6～13岁儿童超重肥胖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广西6~13岁儿童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研究超重肥胖的发病机制及有效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按照分层整群随机的方法,于2010年抽取广西6 370名6~13岁儿童,进行身高、体重测量及问卷调查,以《中国学龄儿童少年超重和肥胖预防与控制指南》(试用)为判断标准,对检出的超重肥胖儿童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6370名儿童超重肥胖率为9.9%,其中男童超重肥胖率为12.2%、女童7.5%;城市儿童超重肥胖率14.6%、农村儿童4.8%。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城乡、父母亲文化程度、出生体重、饮食开支、偏食、吃饭速度、户外活动时间、睡眠时间与儿童超重肥胖有统计学关联(P0.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城乡、吃油炸食品、喝碳酸饮料、偏食是儿童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父母亲文化程度、睡眠时间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保护因素。结论广西6~13岁儿童超重肥胖率低于全国水平,生活环境、饮食行为及运动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主要影响因素,健康教育、饮食调整及运动锻炼是减少儿童超重肥胖的重要措施。     

中国学生超重、肥胖流行现状与15年流行趋势

目的:分析我国不同群体学生超重、肥胖流行现状和近15年来的流行趋势变化,为制定学生肥胖防治措施提供依据.方法:1985年和2000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对象为7～22岁学生.利用新建儿童青少年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体重/身高2,kg/m2)标准筛查超重、肥胖,分析不同群体检出率.结果:2000年我国7～22岁城市男生、乡村男生、城市女生、乡村女生肥胖检出率分别为4.37%、1.46%、2.32%和0.92%,超重检出率分别为10.38%、4.34%、5.94%和3.67%,比1985年成倍显著上升.地区差异极其明显:部分发达大城市男女生肥胖率达9.63%和4.50%,超重率达15.29%和8.77%;多数地区处于肥胖流行早期,西部肥胖检出率很低,乡村女生基本无肥胖流行.结论:中国发达地区采取学生肥胖综合防治措施已刻不容缓.其它地区也应采取相应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超重和肥胖儿童并发性早熟的危险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对超重和肥胖并发性早熟儿童的临床特征和饮食及生活方式的分析,探讨超重和肥胖儿童并发性早熟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92例性早熟的超重、肥胖儿童为研究对象,测量体格生长指标,检测性激素水平和代谢指标,采用调查问卷询问父母喂养和养育方式及生活习惯等,以同期就诊于徐州医科大学淮安临床学院门诊的42例性发育正常的超重、肥胖儿童作为对照组。结果:(1)超重、肥胖并发性早熟儿童体重指数(BMI)、BMI-标准差评分(SDS)、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较对照组低,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SDS较对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中枢性性早熟(CPP)组的2岁内进食豆制品、母乳喂养≤6月、开灯睡觉及母亲初潮≤13岁占比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3)母乳喂养≤6月及母亲初潮≤13岁是超重、肥胖儿童并发性早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BMI、BMI-SDS、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与超重、肥胖儿童性早熟的发生并非正相关关系,改变婴幼儿的喂养和生活方式对预防超重、肥胖儿童并发性早熟有临床价值。     

从父母的认识看儿童肥胖防治的重要性

目的：研究不同地区华人学龄前儿童父母对儿童肥胖的认识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临床医生开展儿童肥胖的针对性防治提供依据。方法在北京、高雄和旧金山分别选取47名、25名和28名3~5岁儿童及其家长进行研究。采用国际肥胖工作组体重指数标准作为儿童超重/肥胖的判定标准。测量儿童的身高体重,并由家长填写家庭饮食和运动习惯调查问卷、儿童喂养量表、儿童体型图表和人口学调查问卷。结果儿童的平均年龄为4.43岁,超重/肥胖比例为19.0%。超重/肥胖儿童中仅26.3%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超重。家长对儿童体重的担忧程度与食物限制、对儿童体重的认识、食物监测和儿童的体育活动水平有关（R2=0.59,P=0.001）。结论家长对儿童肥胖的认识不准确,且对儿童体重的担忧程度与不健康的喂养行为有关。医生应关注对儿童家长的健康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儿童体重,并指导他们采取科学正确的喂养方法,以提高防治措施的依从性,改善治疗效果。     

泉州地区7~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泉州地区7~18岁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情况,为制定相应的防治策略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泉州地区2 060名7~18岁的儿童青少年,根据＂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筛选出超重和肥胖。结果泉州市7~18岁儿童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11.6%和6.7%。其中男生的总超重、肥胖检出率均高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3.272和9.785,均P〈0.01）。结论泉州地区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日益增多,对儿童的青少年超重肥胖预防和干预势在必行。     

北京市低年级学生单纯肥胖症的流行学研究

目的揭示北京市低年级小学生肥胖症流行特点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早期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分层整群抽样,对10221名1～2年级小学生进行身高、体重测量及相关因素家长问卷调查.结果低龄学童肥胖率为15.4%,超重率为 12.5%;男高于女,以年龄递增,肥胖程度以轻中度为主,占80%以上.与儿童肥胖相关的主要因素有:儿童不良饮食行为、父母肥胖、高出生体重、早期喂养、运动、父母文化程度及其他不良家庭和环境因素.结论大城市低龄学童超重和肥胖发生率有明显升高趋势,此阶段实施早期干预措施对预防青春期及成年期肥胖和其他相关疾病有重要的意义.     

吉林省延吉市儿童和青少年超重/肥胖现况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2016年吉林省延吉市城区儿童和青少年超重/肥胖现状及相关的生活方式,阐明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普查方法对吉林省延吉市城区6~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42 132人进行身高和体质量测量,计算体质量指数（BMI）。采用问卷调查、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参加体检调查对象中抽取10~14岁儿童和青少年1 523人,调查饮食习惯。采用中国肥胖工作组制定的标准筛查超重和肥胖,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筛选超重/肥胖影响因素。结果：2016年吉林省延吉市城区6~17岁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总体检出率分别为16.7%和18.4%,超重+肥胖检出率为35.0%。男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18.6%,22.0%）均高于女生（14.7%,14.4%）（P<0.01）。7~13岁男生各年龄组超重检出率均高于同年龄的女生（P<0.05或P<0.01）,男生各年龄组肥胖检出率均高于同年龄的女生（P<0.01）。男生超重检出率在12岁达到高峰,在6~10岁肥胖检出率（23.8%~25.6%）均较高,11~17岁肥胖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每周吃烧烤食物≥ 3次（男生OR=1.767,P=0.010,95% CI：1.148~2.719;女生OR=2.205,P=0.002,95% CI：1.327~3.664）和节食减肥（男生OR=2.113,P<0.001,95% CI：1.456~3.065;女生OR=2.128,P<0.001,95% CI：1.430~3.167）增加儿童和青少年超重/肥胖风险,每周吃甜点心≥ 3次（男生OR=0.359,P<0.001,95% CI：0.226~0.573;女生OR=0.324,P<0.001,95% CI：0.186~0.565）和按时吃三餐（男生OR=0.683,P=0.028,95% CI=0.486~0.960;女生OR=0.624,P=0.016,95% CI=0.424~0.916）可降低超重/肥胖风险。自我评价体型在超重肥胖和每天按时吃三餐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结论：吉林省延吉市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日常饮食习惯和节食减肥是超重/肥胖的主要影响因素。     

上海市7～9岁儿童肥胖现况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索上海市7～9岁儿童生活行为因素及父母超重情况与肥胖的关系,为制订儿童肥胖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上海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各1个行政区共9所小学,对入选学校所有二、三年级在校共2 533名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及生活方式、运动情况和饮食习惯问卷调查.计算肥胖率及不同年龄、性别、地区儿童肥胖率.分析生活方式、运动情况和饮食习惯及父母超重情况,初步筛选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将可能的危险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进一步分析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结果 该儿童群体超重率为34.14％,肥胖率为18.00％;其中男孩的肥胖率(22.89％)高于女孩的肥胖率(13.21％)(P＜0.01);中心城区儿童肥胖率(21.62％)高于郊区儿童肥胖率(15.18％)(P＜0.01).各年龄儿童肥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食欲好、进食速度快、不喜欢体育课、看电视时间长、睡眠时间短、较鱼虾类常吃禽畜肉类及父母超重肥胖可能是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结论 上海市7～9岁儿童肥胖率较高,且儿童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运动情况及父母超重肥胖情况与儿童肥胖密切相关,可能为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应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和肥胖干预工作,控制儿童肥胖.     

转型国家和地区的腐败与反腐败现象研究

腐败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司法情况的侧面反映.俄罗斯、韩国、台湾等转型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发展中腐败放量增加,既有腐败的一般性原因.更有转型期制度约束缺失下政治分权导致腐败切入点分散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下权力设租和寻租恶性循环、传统政治道德体系解体下公职人员从政心理发生裂变等特定因素的推助.我们必须看到导致腐败的因素会随着问题被暴露以及社会寻求完善的民主与法制而发生改变.民众的民主监督技能也会因民主的教育而大大提高.对于转型国家和地区民主化发展中不断上演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动乱,我们不能在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下固步自封,停止民主政治发展的探索,更不能背离民主.需要借鉴当代民主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民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顺应本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正确制定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略.有效遏制权力腐败.     

南京地区冬季蔬菜中NO_2~－、NO_3~－含量及卫生学对策

测定南京地区冬季２８种蔬菜中ＮＯ２－、ＮＯ３－含量的结果表明：腌制蔬莱中ＮＯ２－含量平均为新鲜蔬菜中的１６倍；南京地区居民冬季大量食用的大品种蔬菜中ＮＯ２－、ＮＯ３－含量远高于其它蔬菜；ＮＯ２－的ＡＤＩ超出ＷＨＯ规定。鉴此，本文提出了卫生学对策。     

老老年高血压的特殊性及诊疗新进展

高血压是老老年群体中常见的慢性病,患病率高,并发症多,危害性大,是心血管疾病重要的危险因素。它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标准与中青年高血压患者不同,不同个体的治疗方案也不相同。通过对近几年老老年高血压的诊断和治疗新进展的了解,重点探讨了老年高血压的治疗特点,坚持个体化用药,从整体考虑,根据老年人用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选择最优化的治疗方案,降低药源性损害,最大程度地降低高血压的危害。     

青少年儿童近视成因及防控进展

众所周知,近视可由遗传、外界环境、不良用眼习惯等综合性因素导致,主要预防措施为定期进行视力筛查,并及时对症治疗,与此同时养成良好用眼习惯,保持充足睡眠,保证一定运动量及营养均衡。若判定为近视,可通过光学镜片、西药治疗及中医治疗等方式延缓度数增加,若以上方式均无效,还可通过手术方式进行矫正。目前,近视给青少年的健康及成长带来的重大影响已成为公论,故我国近视低龄化问题也越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针对社会人群而言,了解近视成因,对精准预防与有效控制格外重要。本文对近年来文献报道进行总结,从近视形成原因、预防、筛查及控制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     

澳大利亚GMP与我国GMP的比较分析

目的:对澳大利亚和我国GMP管理进行对比分析和探讨.方法:借鉴澳大利亚TGA的药品质量监管经验,对GMP体系、现场检查和跟踪检查进行全面阐述,并与我国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与结论:我国GMP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必须进行改进以适应GMP管理国际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促进我国医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Gli1与FoxM1在子宫颈癌组织和细胞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了解宫颈癌组织和细胞中Gli1及FoxM1的表达及意义,并探究这二者的相关性,进而明确FoxM1是否为Gli1在Hh信号通路中的下游靶基因,从而为宫颈癌的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通过免疫组化链霉素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物酶(SP)法检测70例宫颈癌组织和10例正常宫颈组织中Gli1及FoxM1的表达;体外培养宫颈癌细胞系Hela、Siha,将两株细胞分别分为5组,分别下调和上调Gli1基因的表达后,应用逆转录(RT)-PCR法检测各组细胞中Gli1及FoxM1的mRNA表达量,并分析二者的相关性。结果:Gli1和FoxM1蛋白表达水平在宫颈癌组织中明显高于正常宫颈组织(P<0.05)。Gli1的表达在分化程度低的宫颈癌组织中较高(P=0.022),与宫颈癌的侵袭程度有关(P=0.005),在有淋巴结转移中更高(P=0.017);FoxM1的表达与宫颈癌的侵袭程度有关(P=0.011),与年龄相关(P=0.033)。Spearman秩相关检验提示,Gli1与FoxM1相关系数r=0.405(P<0.001),呈显著正相关;分别下调Hela细胞和Siha细胞中Gli1表达后,两细胞系中FoxM1mRNA表达量均明显降低,均呈现正显著相关(r=0.613,r=0.729,P<0.05);分别将Gli1过表达质粒导入Hela细胞和Siha细胞中,两细胞系中FoxM1mRNA表达量均明显增高,均呈现正显著相关(r=0.593,r=0.660,P<0.05)。结论:Gli1和FoxM1在宫颈癌组织中均高表达,且Gli1可调控宫颈癌细胞系Hela、Siha中FoxM1的表达,进而促进宫颈癌的发生发展。     

Suicidal behaviour and risk facto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Jamaica

Suicidal attempts and ideation were examined in children attending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clinics in the Kingston Metropolitan Area during October 1998 to September 1999. The case records of fifty-seven 6-18 year-olds were selected for review in order to identify social and familial factors that place Jamaic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t risk for suicidal behaviour.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consistency of risk factors, data from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clinics were compared over a ten-year period between 1989 and 1999.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aving a poo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imary caregiver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behaviour (p < 0.01) as well as experiencing abuse (p < 0.05). These children also tended to externalize their behaviours (p < 0.01).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ver the ten-year period, Jamaican children seem to be more readily talking about, contemplating and attempting, suicide. The importance of managing intrafamilial issues affecting children is highligh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