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阿根廷医疗卫生服务体制考察报告

2006年2月8日至18日，国家发改委、卫生部一行6人，赴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管理体制。到卫生部、公立医院、急诊急救站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私立医院和医药学会进行了访问和会谈。由于巴西、阿根廷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差异不太大，本文重点报告巴西医疗卫生体制，同时指出阿根廷的不同点。     

发展中国家模式

总体看,发展中国家卫生体制还处于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收入水平较低,医疗卫生体制一般都在社会健康保险体制和国民卫生服务体制这两种体制中选择。每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往往又与政治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多数国家呈现出明显的混合特征。下面,简要介绍巴西、印度、泰国和古巴医疗卫生体制情况。巴西模式:巴西于20世纪30年代仿效德国模式建立了针对不同职业人群的社会健康保险制度。20世纪60年代中期,巴西合并不同的社会健康保险制度,组建了全国统一的社会健康保险制度。巴西于1986年…     

德中一中德医学协会第24届联合年会暨第5届中德医院管理研讨会在柏林召开

本刊讯2011年9月7日一9日,德中一中德医学协会第24届联合年会暨第5届中德医院管理研讨会在柏林召开。中德医学会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院长陈安民教授携国内3l家医院院长参加了本次会议。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院协会名誉会长曹荣桂、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德国联邦卫生部议会国务秘书安妮特·威德曼·毛茨议员、联邦医师公会会长弗朗一乌尔希里·蒙特戈梅里博士、联邦经济和技术部国务秘书斯特凡·卡普费雷尔等出席会议并就中德两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及医院改革和发展等做了专题讲座。来自中德两国的两百多名卫生相关工作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德中-中德医学协会第24届联合年会暨第5届中德医院管理研讨会在柏林召开

本刊讯2011年9月7日-9日,德中-中德医学协会第24届联合年会暨第5届中德医院管理研讨会在柏林召开。中德医学会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院长陈安民教授携国内31家医院院长参加了本次会议。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院协会名誉会长曹荣桂、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德国联邦卫生部议会国务秘书安妮特.威德曼.毛茨议员、联邦医师公会会长弗朗-乌尔希里.蒙特戈梅里博士、联邦经济和技术部国务秘书斯特凡.卡普费雷尔等出席会议并就中德两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及医院改革和发展等做了专题讲座。来自中德两国的两百多名卫生相关工作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浅谈优质护理服务在基层医院的实施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体制的不断改革,特别是2010年响应卫生部号召,全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我院实行了责任制整体护理。通过实施整体护理,夯实了基础护理,改变了护士的服务意识,提高了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获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将体会总结如下。1改善医院环境,转变全院工作流程为积极响应卫生部全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号召,     

卫生部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刊讯＂卫生部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座谈会＂2012年4月25日在北京新世纪日航酒店举行。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深化医改既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善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更需要精神引领、价值支撑和道德坚守。     

医院"在建工程"科目的运用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医院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规范医院财务行为，加强医院财务管理，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财政部，卫生部联合制定了《医院会计制度》，自1999年1月1日执行。     

陈竺：“十一五”开创了卫生工作崭新局面

在2011年1月6日召开的2011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卫生部门胜利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卫生工作对保民生、促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一五”卫生成就,为卫生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七大确定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奋斗目标,指明了坚持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质的根本方向,     

2007年中国卫生十大新闻揭晓

在1月10日卫生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公布了2007年中国卫生十大新闻： 1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被作为重要目标。“十七大”为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七大”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进一步明确了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明确了今后十几年卫生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加拿大西北部政府继续推广互操作电子健康档案项目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透明度,促进医疗卫生服务单位科学民主管理,依法执业,诚信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家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卫生部近日以部令形式发布《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并将于2010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     

我看当前的医疗改革

2003年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确定了“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课题研究。课题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在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过去的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报告还说,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此外,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期待变革。     

卫生部与重庆签署协议共建统筹城乡卫生发展试验区

卫生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在京举行共建统筹城乡卫生发展试验区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卫生部部长陈竺和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分别代表卫生部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书。卫生部负责人表示，统筹城乡卫生事业发展是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在重庆市开展统筹城乡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的探索，有助于为全国统筹城乡卫生发展探索新路。     

天津市首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创新与发展论坛召开

由天津市卫生局主办、天津市社区卫生协会和天津市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承办的“天津市首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创新与发展论坛”于2012年3月21日召开。论坛得到了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以及中国社区卫生协会的支持、指导，来自天津市各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与卫生技术人员以及天津医学院校、科研单位与社区卫生服务专家指导组的专家、教授近300人参加论坛。     

对某院“重管理、造血式”托管背景下双向转诊的研究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立双向转诊制度;2006年《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制度。同时,卫生部也指出:政府鼓励各城市试推行社区医院首诊制,探索建立社区医院与附近大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努力实现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减少患者辗转求医的环节和花费,缓解大医院的压力。在深化农村医疗卫生体制     

世界医改启示录（一） 英美医改殊途同归

英、美两国医改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在筹资和医疗卫生体制的宏观管理上,发挥政府的组织领导功能;而在医疗卫生的实际生产和微观管理过程中,政府放手和退出。     

"看病贵"的症结与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1．3月18日新华社电：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正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一针对这个尴尬的排名，专家称，中国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处方管理办法(试行)》制定的背景与主要内容释义(一)

1《处方管理办法(试行)》制定的背景与特点 卫生部曾数次修改颁布《处方制度》,最后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1月公布的,至今已2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和医疗卫生工作改革不断深入,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法制有很大的进步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进步迅速,但同时医疗机构承受了严重的挑战,也暴露了医疗体制、临床用药体系和服务理念、服务质量上存在的缺陷和某些不足.     

市场环境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策的伦理学思考

政策的合理性、公正性、正当性和社会性等问题，是判断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策绩效的伦理学指标。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策，既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又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体制、机制性问题，诸如医疗服务供给中的利益化倾向、政策的协调性与配套措施不力、政府定位不够准确和干预效果不好等。重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策的伦理学目标在于，创新医疗卫生体制与机制、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和优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     

高强指出：着力建设四项基本制度

1月8日，200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致信大会。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大会报告中指出，要从维护人民利益出发，按照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着力于缩小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着力于建设群众及时就医、安全用药、合理负担的医疗服务体系，探索中国特色的卫生发展道路。在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卫生保障方面，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要求，着力建设四项基本制度。     

近代西医在中日两国传播之比较

16世纪中叶,西医学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相继传人中日两国,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差异,西医在两国的传播方式显著不同。在中国,西医的传播是先重理论,后趋实用;而在日本,西医的传播则以临床治疗为肇始,从技术上升到学理。因而,中日两国对西医学知识及医学体制的认识、移植和本土化也明显不同。日本本土西医群体的产生早于中国,其吸纳态度也较为积极主动,并且很快建立了国家医疗卫生体制。中国的相应情况明显落后于日本,并一度效法其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