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进不同海拔高原军人抑郁症状发生特征及其与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相关研究

目的 调查急进高原军人在不同海拔高度的抑郁症状发生率并探索社会支持、生活事件对其影响.方法 采用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S-D)等工具对急进高原1 214名军人进行测试,用SPSS 18.0对数据进行t检验、Logistic回归等统计分析.结果 ①急进高原4 800 m军人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急进高原3 680 m军人组(30.1％vs18.4％;P＜0.01).②急进高原3 680 m军人抑郁症状水平显著低于急进高原4800m军人(P＜0.01),其中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和人际4个因子差异显著(P＜0.01).③急进高原军人抑郁症状水平和生活事件刺激量呈正相关,和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0.473,P＜0.01;r=-0.374,P＜0.01).结论 急进高原军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及抑郁整体水平随海拔高度增高显著上升;生活事件可能促进急进高原军人的抑郁发生;社会支持对急进高原军人的抑郁发生具有缓冲作用.     

高原军人抑郁、焦虑与情绪调节方式的关系

目的 探讨高原军人抑郁、焦虑与情绪调节方式的关系.方法 采用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军人情绪调节方式量表(armymen emotion regulation types questionnaire,AERTQ)对4691名高原军人进行抽样调查.结果 ①高原军人抑郁发生率为31.60％,均分为(13.27±7.19);状态焦虑均分(39.28 ±8.98),特质焦虑均分(39.28 ±8.43).②4种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使用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13 890)=1401.99,P＜0.01],从高到低依次是自我安慰(15.60 ±4.29)、情感求助(13.82 ±4.22)、行为抑制(13.45 ±4.32)、认知重视(11.16 ±3.98).③高原军人的抑郁、状态焦虑、特质焦虑都与认知重视(r=0.492、r=0.303、r=0.373,P＜0.01)、行为抑制(r=0.189、r=0.041、r=0.057,P＜0.01)呈正相关,而与情感求助(r=-0.099、r=-0.185、r=-0.161,P＜0.01)、自我安慰(r=-0.150、r=-0.221、r=-0.227,P＜0.01)呈负相关.③认知重视、行为抑制、情感求助、自我安慰能够有效地预测高原军人抑郁情绪,总解释率为29.40％;认知重视、情感求助、自我安慰能够预测高原军人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总解释率分别为17.00％、22.10％.结论 使用不同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对高原军人抑郁、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有重要影响.     

特殊环境下军人职业倦怠与神经内分泌指标变化的研究

目的：探讨特殊环境下军人职业倦怠与神经内分泌指标的关系。方法采用职业倦怠问卷（CMBI）对入伍1 a以上的262名军人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干旱沙漠环境军人75人,高原高寒环境军人91人,对照组军人96人,分别测定血清中去甲肾上腺素（NE）、5-羟色胺（5-HT）、热应激蛋白 HSP-70、血清皮质醇（COR）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含量（ACTH）。结果（1）高原高寒和干旱沙漠环境军人职业倦怠程度均高于对照组,且高原高寒环境军人高于干旱沙漠环境军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2）干旱沙漠环境军人热应激蛋白 HSP-70高于高原高寒环境和对照组,而高原高寒环境军人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高原高寒和干旱沙漠环境军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3）相关分析表明,职业倦怠与热应激蛋白HSP-70呈负相关（r＝-0．078,P ＜0．05）,成就感降低与血清皮质醇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呈负相关（r＝-0．123, r＝-0．126,P ＜0．05）。结论特殊环境下军人职业倦怠程度较高,特殊的环境会引起神经内分泌指标的变化。     

2037名驻高原官兵认知功能降低情况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研究发现,高原环境会对人的认知功能,如短时记忆、注意广度及注意转换能力、思维判断能力等均有显著影响,会使高原军人的认知功能下降,对其心理知觉和心理运动能力产生影响,降低作业绩效[1-2].不同海拔高度[3]、睡眠质量[4]及环境改变[5]等因素均会影响高原地区军人认知情况.本研究对2 037名驻高原官兵进行调查和分析,系统了解驻高原官兵的认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高原环境下军人认知功能的防护和健康服务研究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参考.     

高原军人心理健康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情绪调节方式的关系

目的 探索高原军人心理健康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情绪调节方式的关系.方法 采用90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问卷(nega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 bias questionnaire,NCPBQ)、军人情绪调节量表(armymen's emotion regulation types questionnaire,AERTQ)对高原某部4 631名官兵进行调查.结果 ①SCL-90高分组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各因子、认知重视、行为抑制得分上均显著高于低分组(P＜0.01),而在情感求助和自我安慰上则显著较低(P＜0.01);②SCL-90总分与负性注意偏向、负性记忆偏向、负性解释偏向、负性沉思偏向、认知重视、行为抑制均呈显著正相关(r为0.210～0.551,P＜0.01),与情感求助、自我安慰显著负相关(r=-0.07、r=-0.11,P＜0.01);③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中负性沉思偏向、负性注意偏向、负性记忆偏向3个维度和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中认知重视、自我安慰、情感求助3种方式可有效预测高原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解释率为38.5％.④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显示,认知重视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对军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结论 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情绪调节方式与高原军人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应重点关注高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高原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认知重视使用频率,有利于维护和提升高原军人心理健康.     

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情绪的影响

目的 了解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的影响.方法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环境调查表和艾森克个性问卷对267名高原军人进行测评.结果 抑郁检出率51.56%.单因子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自然环境(海拔高度)、家庭环境(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父母教养方式、家庭气氛、家庭结构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没有影响(P＞0.05);部队环境中部队的管理方式(F=1.61)、部队阅历的长短(F=1.28)、干部的态度(F=0.38)和部队生活适应情况(F=0.91)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也没有影响(P＞0.05),而官兵热爱现在生活的程度从总体上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没有影响(P＞0.05),但事后比较发现3组高于2组(F=3.114,P＜0.05);自我环境因素中的人格(精神质F=3.83,P＜0.05,神经质F=14.47,P＜0.01)对高原驻防军人抑郁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结论 高原军人抑郁发生率较高,对高原军人抑郁的发生,自我环境中的人格因素有一定的预测力,而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和部队环境因素对军人抑郁的影响较小.     

高原军人心理弹性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 研究高原军人心理弹性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成人心理弹性量表( RSA)、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随机选取拉萨和林芝的高原军人756名进行测查.结果 ①高原军人心理弹性状况良好(2.78±0.47)分;不同文化程度的高原军人在未来计划(F=3.261,P=0.039)、家庭凝聚(F=6.428,P=0.002)、计划风格(F=4.135,P=0.016)和RSA总均分(F=4.162,P=0.016)上有显著差异,且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及以下;②RSA低分组在SCL-90( t=10.308,P=0.000)和神经质(t=11.297,p=0.000)的得分显著高于RSA高分组,在自我效能感( t=12.956,P=0.000)和内外向(t=13.004,P=0.000)的得分显著低于RSA高分组;③高原军人的心理弹性与自我效能感和内外向存在显著正相关(r自我效能感=0.48,r内外向=0.46),与神经质和SCL-90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神经质=-0.42,r scL-90=-0.41),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内外向和神经质对心理弹性具有42％的预测作用.结论 高原军人心理弹性状况良好,自我效能感、内外向和神经质是影响心理弹性的重要因素.     

急进高原驻训军人正负性情绪变化特点与人格特征的关系

目的 探讨急进高原驻训军人不同任务阶段正负性情绪变化特点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方法 采用正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对700名急进高海拔高原驻训军人进行纵向动态追踪测评,分析其正负性情绪变化特点与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对正负情绪量表进行同质性检测,同质性信度(Cronbach'sα系数)为0.94,斯皮尔曼分半信度在0.936,说明适用于急进高原驻训军人的测评.结果 ①急进高海拔高原驻训军人负性情绪因子得分呈现显著的阶段差异(P＜0.01).②内地集结期,正性情绪因子得分外向型军人显著高于内向型军人(P＜0.05),负性情绪因子得分内向型军人显著高于外向型军人(P＜0.05).③内地集结期,正性情绪因子得分情绪稳定型和中间型军人显著高于情绪不稳定型军人,负性情绪因子得分情绪不稳定型军人显著高于情绪稳定型和中间型军人(P＜0.05).结论 急进高海拔高原驻训军人正负性情绪变化与人格特征存在密切关系,性格外向和情绪稳定军人多以正性情绪为主,阶段变化不显著;性格内向和情绪不稳定军人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阶段变化显著.     

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的了解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环境(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和部队环境)调查表.结果SCL-90结果显示:高原驻防军人的主要心理问题是强迫症状和敌对性(与中国军人常模比较t=4.03,3.41,P＜0.01).单因子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表明:自然环境中海拔高度、部队阅历的长短(军龄)对高原驻防军人心理健康没有影响(P＞0.05);家庭环境中的父母职业对高原驻防军人心理健康没有影响(P＞0.05),父母的文化程度(焦虑、抑郁的F=3.14、2.99,P＜0.05)、教养方式(强迫症状、抑郁、敌对和偏执的F=3.05,4.27,3.07,4.11,P＜0.05)和家庭气氛(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的F=3.99,3.99,3.09,3.92,4.19,2.88,P＜0.05)对高原驻防军人心理健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部队环境中部队的管理方式(敌对、精神病性的F=3.59,4.09,P＜0.05)和干部的态度(焦虑、敌对、恐怖和偏执的F=3.21,4.36,3.31,5.86,P＜0.05)对高原驻防军人心理健康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结论高原驻防军人存在一些心理问题,父母的文化程度、教养方式、家庭气氛、部队的管理方式和干部的态度影响高原驻防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急进高海拔高原驻训军人急性应激反应特点

目的 探讨急进高海高原驻训军人急性应激反应特点.方法 采用军人急性应激反应量表(acute stress response scale for armymen,ASRSA),于到达高原(海拔3 450 m)3d内,对600名急进高海拔高原驻训军人进行团体心理测评,比较其急性应激反应的人员类别、文化程度、子女结构和婚姻状况差异.结果 各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72～0.95(P＜0.01),同质性信度(Cronbachα系数)为0.961,Spearman分半信度为0.946,说明ASRSA在急进高海拔高原军人群体中有较好的信度和区分度,可以作为急进高海拔高原军人群体中的测评工具.①急进高海拔高原驻训军人急性应激反应各维度得分在士(军)官和义务兵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急进高海拔高原驻训军人急性应激反应各维度得分在文化程度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科及以上文化组认知改变、情绪反应、行为变化、生理反应、病理改变、工作效率和总反应指数得分显著高于高中及以下文化组(P＜0.05);③独生子组急性应激反应病理改变和工作效率维度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组(P＜0.05);④急进高海拔高原驻训军人急性应激反应各维度得分在未婚组和已婚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⑤急进高海拔高原驻训军人急性应激反应病理改变得分在各军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急进高海拔高原驻训军人急性应激反应得分存在显著的文化程度、子女结构和军龄差异.     

高原军人抑郁症状流行病学特征

目的 对高原军人进行抑郁症状的流行病学特征的调查研究.方法 采用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S-D)中国修订版,整群抽取某部高原军人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4 631例.数据采用SPSS 23统计软件进行录入与处理,用t检验和x2检验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 ①高原军人抑郁发生率为31.6％ (95％CI=30.2 ～33.0),其中,轻、中、重度抑郁发生率分别为11.3％(95％ CI=10.4 ～12.2)、11.4％(95％ CI=10.5 ～ 12.3)、8.8％ (95％ CI=8.0 ～9.6).②高原军人的抑郁总分未发现性别差异(P＞0.05).③士官的抑郁总分显著高于列兵(P＜0.05).④驻地海拔越高,高原军人抑郁水平越高(P ＜0.05,P＜0.01).⑤单亲家庭出身的高原军人的抑郁水平高于双亲家庭出身者(P＜0.01).⑥年龄30岁及以上的高原军人在抑郁总分和各因子的得分上都显著高于30岁以下者(P＜0.01),而30岁以下的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⑦军龄13年及以上的高原军人的抑郁水平高于军龄不足13年者(P＜0.01).⑧抑郁水平与海拔高度、年龄、军龄显著相关(P＜0.01),与原生家庭结构相关(P＜0.05).结论 高原军人具有较高的抑郁发生率和抑郁水平,其CES-D评分与年龄、军龄、职别、原生家庭类型、海拔有关.     

高原军人抑郁及其相关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高原军人抑郁状况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自动思维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艾森克个性问卷对267名高原军人进行测评.结果抑郁检出率51.56%;抑郁与自动思维、消极应对、生活事件、精神质和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和内外向呈显著负相关;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自动思维、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精神质、内外向和神经质对高原军人抑郁均有预测性,其中生活事件、神经质、积极应对和内外向直接影响抑郁,自动思维、精神质、社会支持和消极应对间接导致抑郁.结论高原军人抑郁发生率较高,对高原军人抑郁的发生,自动思维、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精神质、内外向和神经质均有预测力.     

高原汽车兵心理健康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高原汽车兵心理健康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应对方式问卷及成人艾森克人格问卷,对驻扎在格尔木地区某部汽车团汽车兵进行测试.与SCL-90中国常模、军人常模、高原一般军人进行比较,并分析SCL-90军龄、级别特征,进行相关分析.结果①高原汽车兵SCL-90总均分[(1.76±0.59)分]、阳性项目数[(41.01±21.60)分]和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中国军人常模(P＜0.01);除阳性项目数外,SCL-90总均分和各因子得分明显低于高原一般军人(P＜0.05);②高原军人心理健康特征.军龄上:除躯体化因子外,SCL-90各因子得分、总均分和阳性项目数差异无显著性(P＞0.05);级别上:躯体化、偏执因子和阳性项目数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0.05);③SCL-90各因子得分与艾森克人格问卷神经质因子、精神质因子、特质焦虑、状态焦虑和消极应对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内外向因子、掩饰性因子、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结论高原条件下汽车兵心理卫生水平总体较差,并呈现明显的军龄和级别特征;高原汽车兵心理健康与个性、焦虑、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有关.     

高原军人主观应激、人格特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

目的: 探讨高原军人主观应激、人格特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择驻西藏某部队官兵490名,应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生活事件量表和艾森克个性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 人格的内外向维度和来自工作环境的主观应激对高原军人的积极应对方式影响较大,人格的神经质维度、来自适应和人际事件的主观应激对消极应对方式的影响较大;路径分析表明高原军人的主观应激可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应对方式,但通过人格特征的中介再间接作用于应对方式的作用更强. 结论: 高原军人的主观应激和人格特征对其应对方式均有一定影响,其中人格特征对应对方式的间接影响更大.     

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焦虑情绪的影响

目的 了解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焦虑情绪的影响.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环境调查表和艾森克个性问卷对267名高原军人进行测评.结果 高原地区军人的焦虑水平[(37.22±6.64)分]高于全国常模[(29.78±0.46)分],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单因子独立样本变异数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不同海拔高度(≥3587.5m,3587.5～2767.9m,≤2767.9m)高原驻防军人焦虑情绪[(38.37±5.93)分,(36.65±6.951)分,(36.75±6.88)分]差异无显著性;在家庭环境中,父母文化对焦虑有一些影响(家庭环境总体上P＞0.05,事后P＜0.05);在部队环境中,军龄对焦虑有显著影响(P＜0.05);在人格中,神经质能预测焦虑27%的变异量(R=0.52,P＜0.01).结论 高原军人焦虑发生率较高,对高原军人焦虑的发生,父母文化程度、军龄、神经质有一定的预测力.     

高原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特征研究

目的 探讨高原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特征.方法 采用军人情绪调节方式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for armymen,AERTQ)对4 631名高原军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①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自我安慰(15.60±4.29),情感求助(13.82 ±4.22),行为抑制(13.45±4.32),认知重视(11.16 ±3.98).②年龄与认知重视(r=0.14,P＜0.01)、情感求助(r=0.07,P＜0.01)、行为抑制(r=0.06,P＜0.01)和自我安慰(r=0.04,P＜0.05)得分呈显著正相关.③军龄与认知重视(r =0.13,P＜0.01)、情感求助(r=0.06,P＜0.01)、行为抑制(r=0.30,P＜0.05)得分呈显著正相关.④军官在情绪调节方式得分均显著高于士兵和士官(P＜0.01).在认知重视和情感求助因子上,士官得分显著高于士兵(P＜0.01).⑤对高原环境很不适应军人的认知重视得分显著高于适应者(P＜0.01),而情感求助和自我安慰得分显著低于适应者(P＜0.01).⑥低海拔军人在情感求助、行为抑制、自我安慰得分上显著高于高海拔军人(P＜0.01).结论 高原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在职别、适应水平及海拔高度上差异显著,具有高原军人独特的情绪调节特点.     

高原军人自测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了解高原军人的自测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择驻西藏某部队官兵490名,应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艾森克个性问卷、生活事件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调查.结果高原军人的自测健康状况高于平均水平(6.51～7.93分);人格的内外向和神经质维度、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与自测健康各子量表的得分和总分相关显著(r=0.11～0.59,P <0.01);多元回归结果表明,人格的内外向和神经质维度、社会支持、人际和工作环境事件因子、积极和消极应对是影响高原军人自测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结论高原军人的自测健康状况尚好,保持情绪的稳定、完善个性、寻求社会支持、减轻生活事件的影响、采用积极的应对行为是提高他们健康状况的有效途径.     

情绪调节方式在军人幸福感促进心理健康中的作用

目的 探索高原某部官兵幸福感、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采用90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depression scale,CES-D)、状态焦虑量表(state anxiety inventory,SAI)、真实幸福感问卷(authentic happiness inventory,AHI)、军人情绪调节量表(armymen's emotion regulation types questionnaire,AERTQ)对高原某部4 691名官兵进行调查.结果 ①军人幸福感水平与SCL-90总分、CES-D、SAI、认知重视、行为抑制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r值为-0.07 ～-0.41,P＜0.01),与情感求助、自我安慰的情绪调节方式显著正相关(r =0.25、r=0.30,P ＜0.01);②中介模型显示,军人情绪调节方式在幸福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军人幸福感、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幸福感的提升、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培养均有助于高原官兵心理健康的维护与促进.     

高原军人自测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 了解高原军人的自测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择驻西藏某部队官兵490名,应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艾森克个性问卷、生活事件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高原军人的自测健康状况高于平均水平（6.51～7.93分）;人格的内外向和神经质维度、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与自测健康各子量表的得分和总分相关显著（r=0.11～0.59,P 〈0.01）;多元回归结果表明,人格的内外向和神经质维度、社会支持、人际和工作环境事件因子、积极和消极应对是影响高原军人自测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结论 高原军人的自测健康状况尚好,保持情绪的稳定、完善个性、寻求社会支持、减轻生活事件的影响、采用积极的应对行为是提高他们健康状况的有效途径.     

高原军人心理健康与其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目的 了解驻藏高原军人心理健康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驻藏高原地区军人663例,驻内地平原地区军人402例,使用SCL-90量表中筛查出的5个阳性因子(根据文献报道)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了解其心理健康状况和自我效能感水平。结果 高原军人SCL-905个阳性因子的得分均为显著高于平原军人组(P<0.01),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低于平原军人(P<0.01)。高原军人的一般自我效能得分与SCL-905个阳性因子的得分均为显著负相关(P<0.01),高原军人的自我效能水平对其SCL-905个阳性因子得分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结论 高原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显著低于平原军人,且高原军人的一般自我效能水平对其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