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部CT二维与三维特征对肺磨玻璃结节浸润性的诊断效能对比

背景与目的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肺结节三维特征预测浸润性腺癌(invasive adenocarcinoma, IAC)，但少有研究证实与传统的肺结节二维特征相比，三维特征诊断IAC更有优势。本文分别从三维与二维层面分析IAC与非浸润性腺癌组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特征差异，比较二者鉴别IAC的优劣，其中非浸润性腺癌组包括前驱性腺体病变(precursor glandular lesions, PGL)及微浸润性腺癌(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 MIA)。方法收集2019年1月-2019年12月1, 045例肺磨玻璃结节(ground-glass opacity, GGO)手术患者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术前CT影像特征与病理学结果的相关性，由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别按二维与三维分类筛选出鉴别IAC的独立影响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找出鉴别IAC的cut-off值，并以约登指数评估诊断IAC的能力。结果二维因素中结节最大径、实性成分最大径、纵隔窗结节最大径以及三维因素中结节总体积、实性部分体积、平均CT值均是诊断IAC的独立危险因素。将各项指标通过约登指数排列：实性部分体积(0.601) > 结节体积(0.536) > 实性成分最大径(0.525) > 结节最大径(0.518) > 纵隔窗结节最大径(0.488) > 实性成分体积占比(0.471) > 肿瘤消失率(tumor disappearance ratio, TDR)(0.468) > 实性成分占比(consolidation/tumor ratio, CTR)(0.394) > 平均CT值(0.380)。结论三维层面CT特征诊断IAC优于二维层面，实性成分大小优于结节总体大小。     

支气管覆膜支架封堵治疗右肺中下叶切除术后支气管残端瘘经验1例

背景与目的支气管胸膜瘘是临床上较为严重且罕见的术后并发症之一，尤其是肺叶/全肺切除术后支气管残端瘘，处理起来较为棘手。常见治疗方案包括内科保守治疗联合外科手术，但由于瘘口迁延不愈导致胸腔持续与外界相通，患者容易合并严重的胸腔感染及呼吸衰竭等合并症，以至于身体状况无法耐受二次手术。而内镜下治疗，为该合并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回顾性分析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二科2016年6月收治的1例右肺鳞癌患者的诊断、治疗过程，并文献复习。结果患者男性，65岁，因“咳嗽伴痰中带血3月余”入院，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提示右肺下叶软组织密度肿块影，气管镜提示右肺中叶及下叶基底段开口可见肿物，活检病理证实为鳞癌。诊断考虑：右肺中下叶鳞癌(cT2aN2，IIIa期)。患者接受了吉西他滨+顺铂方案新辅助化疗2个周期，评效为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 SD)。末次化疗结束4周之后，患者接受了胸腔镜辅助右肺中下叶切除、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第5天患者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再次气管插管转入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并给予激素冲击治疗。术后第7天患者出现右肺中间干支气管残端瘘，但由于合并ARDS，患者身体情况无法耐受二次手术。遂于体外人工膜肺(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支持下，经硬质支气管镜在中间干支气管残端置入一枚定制的覆膜、可膨胀金属铰链支架，并成功封堵。由于患者的ARDS未见好转，出现不可逆的肺间质纤维化，经过系统的抗感染治疗之后，患者成功接受了双肺移植手术。结论内镜下放置覆膜支架是一种简单、安全、有效的支气管残端瘘闭合术。当患者的临床情况不适合立即手术时，内镜下支架植入可作为一种优选的治疗方法，为后续治疗创造机会。     

CT三维重建联合术中肺自然萎陷定位在胸腔镜肺段切除术中的初步探讨

背景与目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三维重建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肺磨玻璃结节（ground glass nodule, GGN）肺癌患者术前规划中，但术中如何准确定位结节和保证安全切除边缘依然是临床医生面对的难题。本研究旨在探讨全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中，CT三维重建联合术中肺自然萎陷定位方法的准确性、便捷性及切缘的安全性。方法选取2019年7月-2019年12月收治入院的45例影像学表现有肺GGN的患者为研究组，45例患者均接受薄层CT扫描并术前进行三维重建，于麻醉后快速打开胸腔小操作口和患者气道，利用压强差使肺快速自然萎陷，根据自然标志线进行GGN定位，3-0 prolene线标记，然后行三维重建指导下的胸腔镜肺段切除术。标本摘除后测量GGN与缝线标识的距离、GGN与切缘的距离并常规送检切缘。统计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病理资料与术后并发症，并与同期采用hookwire定位针进行定位的连续45例患者进行比较。结果CT三维重建联合术中无创式肺自然萎陷GGN定位，平均定位时间为6.9 min，定位准确率为90.6%。术中发现广泛胸腔粘连2例，肺气肿1例。术后病理均证实为肺腺癌，切缘送检均呈阴性。肺段切除后均无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结论CT三维重建联合术中肺自然萎陷GGN定位，缩短了术中寻找GGN的时间，保障了切缘的安全性，是一种更经济、实惠、便捷的定位方法，使肺段切除更加精准。     

淋巴管生成与非小细胞肺癌淋巴转移的机制研究进展

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排名第一，肿瘤发生转移往往预示患者预后不良。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淋巴转移是导致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淋巴管生成是促进肿瘤淋巴转移的重要环节。本文综述肿瘤相关淋巴管生成的分子机制，探讨肿瘤微环境与淋巴管内皮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并总结了目前关于非编码RNA对于肿瘤相关淋巴管生成调控机制的研究及进展，以期为NSCLC相关淋巴管生成的研究与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双根超细胸腔引流管在单孔胸腔镜肺部手术中的应用

背景与目的目前在单孔胸腔镜肺手术中需留置双根胸腔引流管时常联合使用细管与粗管，且粗管多置于切口内，增加了术后疼痛感及切口愈合不良风险。本研究将评估单孔胸腔镜肺部术后采用双根10 F超细猪尾巴管引流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胸心外科同一治疗组2018年6月-2020年6月的单孔胸腔镜肺手术病历资料，对比在不同时期分别采用“10 F超细猪尾巴管+24 F粗管”及“双根10 F超细猪尾巴管”两种胸腔引流方案的效果。结果2019年6月及以后采用“双根10 F超细猪尾巴管”方案的A组共有106例，2019年6月及以前采用10 F超细猪尾巴管+24 F粗管的B组共有183例。术后A、B两组胸腔引流液量(mL)(1^st: 199.54±126.56 vs 203.59±139.32, P=0.84; 2^nd: 340.30±205.47 vs 349.74±230.92, P=0.76; 3^rd: 435.19±311.51 vs 451.37±317.03, P=0.70; 4^th: 492.58±377.33 vs 512.57±382.94, P=0.69; 共计: 604.57±547.24 vs 614.64±546.08, P=0.88)、引流管留置时间(d)(上管：2.54±2.20 vs 3.40±2.07, P=0.21;下管：2.24±2.43 vs 3.82±2.12，P=0.10)、术后住院时间(d)(6.87±3.17 vs 7.06±3.21, P=0.63)、切口愈合不良情况(0 vs 3.28%, P=0.09)、术后调整下胸腔引流管情况(0.94% vs 2.19%, P=0.66)、术后第一次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ore, VAS)(3.00±0.24 vs 2.99±0.15, P=0.63)在两组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但A组术后VAS₂(2.28±0.63 vs 2.92±0.59, P < 0.01)、VAS₃(2.50±1.58 vs 2.79±1.53, P=0.02)、术后追加镇痛药物频次(25.47% vs 38.25%, P=0.03)及术后调整上胸腔引流管的频次(0 vs 4.37%, P=0.03)均较B组显著偏低。结论在部分高选择的单孔胸腔镜肺手术过程中采用双根10 F超细猪尾巴管引流安全有效，可减少术后疼痛，降低术后胸腔引流管重置发生率。     

基于三维重建的影像学分析在部分实性肺结节中的研究进展

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随着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在临床的普及，胸部CT已成为临床筛查早期肺癌、降低肺癌死亡率的重要手段。早期肺腺癌的影像学常表现为含有磨玻璃成分的部分实性结节。随着影像学的发展，部分实性结节的影像学表现与其预后的关系越来越受关注。同时随着三维重建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临床医师对该类结节诊断治疗的精确性。本文聚焦于部分实性结节的传统影像学分析和基于三维重建的影像学分析，对两者的利弊作一系统阐述。     

转化性小细胞肺癌研究进展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转化是非小细胞肺癌尤其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突变患者的重要耐药机制之一。目前发现转化性SCLC具有与原发性SCLC相似的临床特征，对化疗短期有效，中位生存期仅1年左右。RB1缺失、体细胞拷贝数改变与SCLC转化有关，但发生SCLC转化的确切分子机制仍不完全清楚。转化性SCLC的治疗也面临巨大的挑战，针对SCLC的化疗方案是目前的主要治疗选择，联合治疗、局部治疗以及预防SCLC转化的策略也在探索。本文将转化性SCLC的临床特征、分子机制和治疗选择进行综述。     

癌相关成纤维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在肺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是分布在肿瘤细胞周围的动态网络，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s）作为肿瘤微环境中的一部分，不但与正常成纤维细胞密切相关，而且可以分泌多种物质（包括外泌体）参与肿瘤微环境的调控。外泌体不仅与肺恶性肿瘤微环境形成密切相关，同时其可增加肺癌细胞侵袭与转移能力，对肿瘤免疫抑制有介导作用，还参与肺癌患者接受放化疗后耐药的机制中。本文就CAFs来源相关外泌体在肺癌中的研究现状和进展做一综述。     

非小细胞肺癌不同部位组织样本PD-L1表达水平比较研究

背景与目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作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免疫治疗患者分层标志物已进入临床病理常规检测。然而PD-L1表达在肺内和肺外不同转移部位的空间异质性是困扰临床检测的难题。本研究旨在探讨NSCLC不同部位组织样本的PD-L1表达评分的差异，从而有助于晚期肺癌患者的PD-L1检测策略的制定。方法回顾性收集PD-L1（22c3抗体，Dako）临床病理连续检测的131例肺外转移性NSCLC以及同期非配对肺内肿瘤972例进行对照分析，对比肺外与肺内肿瘤组织样本检测的PD-L1肿瘤阳性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 TPS）差异。结果肺外转移性NSCLC的PD-L1阳性表达率（TPS≥1%）为61.83%，TPS评分显著高于同期肺内肿瘤（P=0.03）。不同部位组织样本的PD-L1表达评分具有显著差异（P=0.007）。肝脏和肾上腺转移瘤的PD-L1阳性率高，分别为85.71%和77.78%，其TPS评分均显著高于肺内肿瘤（P < 0.05）。淋巴结、骨、脑、软组织和胸膜转移瘤的PD-L1表达率为40.00%-66.67%，TPS评分与肺内肿瘤无显著差异。组织学和样本类型分析显示，腺癌类型和手术切除的肺外样本PD-L1表达评分显著高于同类型肺内肿瘤。临床病理参数分析显示，PD-L1阳性表达和高表达均与患者男性、吸烟史以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野生型显著相关。结论肺外转移性NSCLC样本的PD-L1表达评分高于肺内肿瘤，且不同部位组织样本的PD-L1表达阳性率存在差异。肺外转移性肿瘤与肺内肿瘤的PD-L1检测差异可能与不同转移部位、组织学和样本类型相关。     

小细胞肺癌的免疫治疗临床进展

小细胞肺癌是一种侵袭性强、预后差的恶性肿瘤，多学科联合的综合治疗是其经典的治疗模式。长期以来，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方案一直停滞不前；近些年，免疫治疗药物的初始经验使得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出现了新的契机。部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试验已经证实了其在小细胞肺癌方面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基于Ⅲ期临床试验（Impower133和CASPIAN研究）的结果，目前美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分别批准Atezolizumab、Durvalumab联合化疗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包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不同治疗方案在小细胞肺癌人群的临床试验正积极广泛开展，为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提供了不同的视野。本文综述目前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临床进展。     

单细胞RNA测序在肺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 LUAD）是临床上肺癌最常见的亚型，是癌症相关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过去十几年中，随着薄层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广泛用于常规肺癌筛查，影像学上表现为小结节的LUAD发病率显著增高，其发生发展机制复杂，个体预后差异显著。尽管近年来针对LUAD的靶向和免疫疗法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肿瘤细胞的耐药性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从而限制了患者获益。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以测序为基本手段的基因组学及转录组学进入临床和科研人员的视野。单细胞测序作为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的新型测序手段，与二代测序相比，其能在单细胞水平上对细胞群体进行特异性分析，揭示出每种细胞类型独特的变化，在单细胞水平上对许多异质基质细胞和癌细胞进行较精准地评估，从而揭示了分子成分的复杂性以及与非恶性组织中相应成分的区别。综上，通过单细胞测序深入了解LUAD发生发展机制和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的异质性及其耐药性形成机制，从而发现新的治疗靶点是临床医生和基础科学家迫切的需求。本文综合论述了单细胞测序在LUAD中的具体应用和研究进展。     

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中转开胸83例原因分析：单手术组连续1, 350例手术总结

背景与目的电视胸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 VATS）为肺癌治疗的主流术式，本研究旨在分析单手术组连续VATS肺叶切除术1, 350例中转开胸83例的中转原因，以期对常态下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中转开胸的规律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并更好地把握中转开胸的手术时机。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9月21日-2020年6月1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外科单手术组连续行胸腔镜肺叶切除术的1, 350例患者资料。其中男性773例，女性577例，年龄8岁-87岁，中位年龄61.3岁。全组良性疾病83例，肺转移瘤38例，原发性肺癌1, 229例，其中Ⅰ期: 676例，Ⅱ期: 323例，Ⅲa期: 230例。全组行左肺上叶切除术301例（22.30%），左肺下叶切除术231例（17.11%），右肺上叶切除术378例（28.00%），右肺中叶切除术119例（8.81%），右肺下叶切除术262例（19.41%），右肺中上叶切除术16例（1.19%），右肺中下叶切除术43例（3.19%）。结果单手术组连续1, 350例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患者中有83例（6.15%）因不同原因中转开胸。良性病变的中转开胸率高于恶性肿瘤（P < 0.05）；病理分期为Ⅲa期的中转开胸率明显高于Ⅰ期、Ⅱ期患者（P < 0.05）。联合肺叶切除术的中转开胸率明显高于单肺叶切除术（P=0.001）；左肺上叶切除术的中转开胸率显著高于其他单肺叶切除术（P < 0.001）；右肺中叶切除术的中转开胸率低于其他单肺叶切除术（P=0.049）。中转开胸主要原因为血管损伤（38.55%）、淋巴结干扰（26.51%）、胸腔致密粘连（16.87%）；中转开胸组总体手术时间为（236.99±66.50）min，总体失血量（395.85±306.38）mL。其中淋巴结干扰组患者手术时间（322.50±22.68）min，长于其他原因中转开胸组（P < 0.05）；血管损伤组术中出血量（560.94±361.84）mL，多于其他原因中转开胸组（P < 0.05）；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经验的积累，在手术前、中、后期血管损伤例数逐步下降（P < 0.05）。结论在胸腔镜手术中，肺部良性病变和较晚期恶性肿瘤有较高的手术难度和中转率。不同肺叶切除术中转开胸率不同，左肺上叶切除术中转率较高，而右肺中叶切除术中转率较低。血管损伤、淋巴结干扰、胸腔致密粘连仍是常态下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中转开胸的主要原因。中转开胸会导致手术时间延长和手术出血量增加。随着手术例数的增加，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中转开胸率有持续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肺血管的处理更加成熟。     

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世界上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且尚无二线进展后的标准治疗方案，而肿瘤血管生成目前已被确定为恶性肿瘤的重要治疗靶点，小分子多靶点血管激酶抑制剂可通过抑制血管生成相关信号通路，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目前已开展多项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试验，且已有部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VEGFR-TKIs）获批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本文基于国内外多项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发展现状，归纳了多个VEGFR-TKIs及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FGFR）-TKI单药或联合[包括分别与化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TKIs、免疫治疗、放疗等联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同时探讨了VEGFR-TKIs可能存在的耐药机制及疗效预测指标等，并对未来抗血管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潜在问题进行展望，同时为肺癌后续的精准治疗及个体化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治疗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全世界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肺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NSCLC引起的脑转移发病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脑转移严重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生存时间及生活质量，预后极差，自然病程约1个月-3个月。经过治疗后中位生存时间也仅有3个月-6个月，1年生存率为14%，2年生存率仅为7.6%。脑转移的部位、数量、大小与其症状及生存期相关，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预后更差。脑转移瘤治疗的目标是优化总体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并优先保留神经认知功能。目前，NSCLC脑转移的主要治疗方式包括放疗、手术、化疗、分子靶向、免疫治疗。临床上要根据患者的异质性（临床特点、病理类型、组织分型等），对患者最佳的治疗方式进行多学科的评估。本文旨在对当前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小于1 cm的肺实性结节区分肺癌与肺内淋巴结的多因素分析

背景与目的肺实性小结节的术前诊断及鉴别诊断十分困难。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作为肺癌筛查的常用手段，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本研究旨在对 < 1 cm的肺实性结节临床诊疗中肺恶性结节与肺内淋巴结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为两者的鉴别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2020年6月行手术治疗的肺实性结节患者。共收集了145个结节（肺腺癌60个，肺类癌2个，恶性间皮瘤1个，肉瘤样癌1个，淋巴结81个）的患者临床资料，最终分为肺腺癌和肺内淋巴结两组，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单因素分析（χ²检验、t检验）结果筛选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确定预测变量并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得到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值。结果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结节最长径、Max CT值、分叶征和毛刺征是肺腺癌与肺内淋巴结鉴别的重要指标，风险比分别为106.645（95%CI: 3.828-2, 971.220, P < 0.01）、0.980（95%CI: 0.969-0.991, P < 0.01）、3.550（95%CI: 1.299-9.701, P=0.01）、3.618（95%CI: 1.288-10.163, P=0.02）。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确定预测模型，绘制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值=0.877（95%CI: 0.821-0.933, P < 0.01）。结论对于 < 1 cm的肺实性结节，在众多因素中，肺结节最长径、Max CT值、分叶征和毛刺征对鉴别肺恶性结节和肺内淋巴结更为重要。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预测肺结节早期肺腺癌浸润亚型的临床研究

背景与目的肺癌是国内外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结节的精确检测是降低肺癌死亡率的关键。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在肺结节检测、良恶性鉴别和浸润亚型诊断等领域发展迅速，对其效能进行验证是促进其应用于临床的前提。本研究旨在评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预测肺结节早期肺腺癌浸润亚型的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期间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223例肺结节早期肺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早期肺腺癌分为浸润性腺癌组(n=170)和非浸润性腺癌组(n=53)，其中非浸润性腺癌组又分为微浸润性腺癌组(n=31)和浸润前病变组(n=22)。比较各组的恶性概率和影像特征等信息，分析其对早期肺腺癌浸润亚型的预测能力，并对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早期肺腺癌浸润亚型定性诊断的结果与术后病理进行一致性分析。结果早期肺腺癌不同浸润亚型肺结节的平均CT值(P < 0.001)、直径(P < 0.001)、体积(P < 0.001)、恶性概率(P < 0.001)、胸膜凹陷征(P < 0.001)、分叶征(P < 0.001)、毛刺征(P < 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随着早期肺腺癌不同浸润亚型浸润性增加，各组参数显性征象比例也逐渐升高; 在二分类问题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定性诊断早期肺腺癌浸润亚型的敏感性、特异性及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分别为81.76%、92.45%和0.871; 在三分类问题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定性诊断早期肺腺癌浸润亚型的准确率、召回率、F1分数及AUC分别为83.86%、85.03%、76.46%和0.879。结论该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对肺结节早期肺腺癌浸润亚型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随着算法的优化和数据的完善或可为患者个体化治疗提供指导。     

液体活检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应用进展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也是癌症患者死亡的首要病因。其中，约85%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肺癌患者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措施一直是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精准治疗和个体化治疗的发展，液体活检因其具有传统侵入性活检所不具备的优点而成为关注的焦点，如安全、便捷、重复性、低创伤性等。液体活检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检测对象主要包括外周血中的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外泌体等。本文将对ctDNA、CTCs和外泌体的检测及其在NSCLC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作一简要综述。     

人工智能在肺结节诊治中的应用专家共识(2022年版)

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用于肺癌筛查已被证实可减低肺癌特异性死亡率，肺癌筛查计划的推广带来了肺结节检出率的显著提高，对这些结节的判断也明显加重影像学科工作负荷。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在协助肺结节良恶性判读及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上体现出的有效性已得到初步验证。随着越来越多的AI产品在肺结节领域进行应用，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模拟医学部胸外科专委会牵头组织该领域专家，参考国内外最新文献、临床研究数据，在专家共识达成统一意见并制定本共识，为国内同行更好地应用AI诊治肺结节提供参考意见。     

单细胞测序在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肿瘤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目前研究认为这种异质性在肺癌研究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对于这种异质性的研究通常使用测序技术，而一般测序技术只能从整体的角度解释样本之间的差异，其分辨率不足以描绘单个细胞之间的差异。因此人们迫切希望从单细胞层面来获得肿瘤微环境中的细胞类型、状态和亚群分布以及细胞之间的通讯行为等信息。单细胞测序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利用该技术将有助于深入了解肺癌的发生和发展机制，并发现新的诊断标记物和治疗靶点，为今后肺癌患者的精准治疗提供理论参考。本文介绍了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发展，并重点讨论了其在肺癌肿瘤异质性、肺癌肿瘤微环境、肺癌侵袭和转移以及治疗反应和耐药等方面的研究。     

Cereblon调节T细胞逆转PD-1抗体治疗肺癌耐药的研究进展

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 1, PD-1）是一种跨膜蛋白，主要表达于T细胞，并与靶细胞上的PD-1配体，即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结合。PD-1作为一种免疫抑制分子，当PD-1与肿瘤细胞上的配体PD-L1结合时，抑制了T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发生肿瘤的免疫逃逸，如外周效应T细胞的耗竭导致效应T细胞向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 Tregs）转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利用PD-1抗体与T细胞上的PD-1结合，从而抑制T细胞表面的PD-1与肿瘤细胞表面的PD-L1相互作用，进而恢复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以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为代表的PD-1抗体现已被批准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但在部分患者中出现了由于肿瘤细胞、T细胞及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导致的耐药，降低了免疫治疗的疗效。因此，如何克服患者的耐药成为了当前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Cereblon（CRBN）作为DDB1泛素环E3泛素连接酶复合物的底物受体及免疫调节药物唯一已知的结合受体，与CRBN调节剂（cereblon modulatory agents, CMs）结合可以通过上调T细胞的增殖、激活和代谢，发挥T细胞的免疫功能从而逆转PD-1抗体耐药。本文就T细胞的下调导致PD-1抗体治疗肺癌耐药的机制、CRBN调节T细胞的机制及CRBN调节剂治疗肺癌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