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原发性肝癌(primaryhepaticcancer,PHC)是世界范围内第8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在我国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占其91.5%.HCC是肿瘤病因学中的重要类型,肝硬化、病毒性肝炎、化学致癌物及环境因素等所造成的慢性肝脏损害都可诱发HCC.HCC恶性度高,容易复发及转移,预后差,而且早期诊断较困难,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期.HCC的生物标志物对于HCC的早期诊断、监测肿瘤进展、疗效判定、复发和存活率的判定十分重要.因此,寻找有效的HCC生物标志物是医学工作者多年以来的努力方向,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是临床上诊断HCC最常用的指标,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0%和90%,AFP-L3、AFU、DCP及anti-p53等也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新近发现SCCA-IgMIC在HCC患者有表达,其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可能不久以后会成为HCC早期诊断的重要依据.     

生物标志物在肝细胞癌诊断与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恶性肿瘤,但因其早期诊断的困难、复发率较高等特点,患者预后仍较差.因此寻求有效的早期诊断以及治疗后早期复发监测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生物标志物在HCC的诊断、进展监测以及预后评估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多种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血清标志物相关模型的构建以及液体活检技术的出现, HCC的诊疗现状得到了极大改善.本文就近年来生物标志物在HCC的诊断与治疗中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改善患者的预后提供新思路.     

肝细胞癌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由于起病隐匿，大约一半的患者确诊时已中晚期。2007年靶向治疗开始成为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治疗，近年来免疫治疗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靶免联合治疗取得了明显的疗效。但免疫治疗在肝细胞癌中的疗效差异较大，寻找免疫治疗疗效预测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尤为重要。目前尚未有达成共识的肝细胞癌免疫生物标志物，本文就肝细胞癌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肝细胞癌血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HCC)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寻找高效的肿瘤标志物是HCC早期诊断和改善预后的关键。经典的血清肿瘤标志物如甲胎蛋白(AFP)因敏感性较低,在诊断HCC上的应用有其局限性。近年来一些研究提出的许多新的血清标志物可以帮助诊断HCC,其中还有一部分可以辅助HCC的分期及预后评估。此外,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也是新的研究方向。该文就HCC血清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晚期肝细胞癌的前瞻性临床治疗研究

１６０例确诊为晚期肝细胞癌患者被随机分为Ａ,Ｂ与Ｃ三组,Ａ组应用特异性肿瘤细胞毒Ｔ淋巴细胞（ＣＴＬｓ）加肝动脉（ＨＡＩＣ）联合疗法,Ｂ组予ＣＴＬｓ单一疗法,Ｃ缚接受单一ＨＡＩＣ治疗,结果提示,联合疗法的总缓解率（完全反应＋部分反应）与１,２,３年的生存率均比两和单一治疗高（Ｐ〈０．０１）。因此,ＣＴＬｓ加ＨＡＩＣ联合疗法可能是治疗晚期肝癌细胞癌病人理想的治疗手段。     

160例晚期肝细胞癌患者治疗效果

我们应用特异性肿瘤细胞毒Ｔ淋巴细胞（ＣＴＬｓ）加肝动脉化疗（ＨＡＩＣ）、单一ＣＴＬｓ及单一ＨＡＩＣ治疗晚期肝细胞癌,对比其疗效。１．病例１６０例均确诊为晚期肝细胞癌。随机分为３组,Ａ组８０例,瘤体平均面积（７．０±７．６）ｃｍ;Ｂ组４０例,瘤体平均面积（６８．０±８．９）ｃｍ;Ｃ组４０例,瘤体平均面积（７．０±６．４）ｃｍ。平均年龄４７．７岁。２．治疗方法：Ａ组给予ＨＡＩＣ每２０天１次,２～４次为一疗程,在第一次ＨＡＩＣ后５～７天给予第一次ＣＴＬｓ治疗,之后每周进行ＣＴＬｓ治疗一次,共５次。Ｂ组…     

肝细胞癌survivin表达与临床相关性

目的:探讨survivin在肝细胞癌(HCC)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资料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及半定量RT-PCR检测76例HCC组织中survivin表达情况,分析其与临床病理资料的关系;应用Kaplan-Meier法及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survivin表达与预后的关系.结果:76例HCC组织中survivin阳性表达53例,表达率69.74%;肝癌组织survivin mRNA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0.782±0.284 vs 0.251±0.064,P＜0.01);survivin 阳性表达HBsAg阳性、Edmondson等级、门静脉癌栓及肿瘤数目相关,与肝硬化、肿瘤大小、AFP水平及假包膜无关.survivin阳性组与阴性组术后的1,2,3年的生存率分别为62.0%、40.7%及19.0%和85.9%、59.3%及50.8%(P=0.025).在多变量回归COX分析显示:survivin阳性表达、门静脉癌栓及肿瘤数目是肝癌预后的高危因素,危险度分别为值分别为为1.702、1.994及6.391.结论:survivin过表达可能参与了肝癌的形成和发展,survivin基因的检测有助于有高危肝癌患者的选择,survivin有望成为肝癌治疗的新靶点.     

肝细胞癌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对于临床诊断及预后的意义

肝细胞癌(HCC)是2020年癌症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也是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症。大多数肝癌患者在就诊时已发展为晚期癌症,尽管HCC发病率很高,但对于晚期患者的治疗方案并不多,所以提高HCC患者的早期发现率非常必要。本文总结HCC中已发现的生物标志物,希望能够为肝癌的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提供新的视角。     

晚期肝细胞癌患者HBsAg水平与预后的关系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水平是否与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的总体生存和介入后乙型肝炎病毒(HBV)的再活化有关。方法对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登记的HBV相关性HCC患者216例进行分析。采用统计学分析方法探讨HBsAg水平与临床特征参数的关系及预后影响。结果血清HBsAg与抗病毒治疗(P0.001)、HBV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1～2个月后脱氧核糖核酸(HBV DNA)再活化(P0.001)、ALT水平(P=0.028)显著相关。抗病毒治疗与HBV再活化相关(P0.001),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HBV再活化(P0.001)。然而,我们也观察到血清HBsAg与抗病毒治疗之间的相关性(P0.001)。此外,我们检测到HBsAg水平较高的HCC患者比对照组更易发生HBV再活化(P0.001)。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表明,血清HBsAg水平是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P=0.002)。结论 HBsAg水平可能是影响HCC预后的潜在因素。HBsAg水平高、HBV DNA检测不出的患者应在TACE前先行抗病毒治疗。     

不同抗病毒治疗方案在接受放疗的HBV相关性肝细胞癌中的作用

目的探讨恩替卡韦(ETV)与非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对HBV相关性肝细胞癌(HCC)放疗患者HBV定量以及肝功能的影响及可能影响因素,并对总体生存时间进行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2011年1月至2016年6月收治的128例HBV相关性HCC患者资料,全部患者均接受肝癌病灶三维适形放疗。根据放疗前抗病毒治疗方案分为ETV组87例和非ETV组41例。放疗结束后每4~8周复查肝功能及HBV DNA定量等,并随访观察两组患者1、2和3年生存率及生存时间。比较两组间乙型肝炎再活动率、肝脏毒性发生率及生存率差异。结果放疗结束后ETV组仅有1例患者(1.15%),而非ETV组有12例患者(29.27%)出现乙型肝炎再活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放疗后共51例患者出现肝脏毒性,其中ETV组26例(29.89%),非ETV组25例(60.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ETV组与非ETV组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19.27±2.53)个月(95%CI:14.305~24.235)和(11.43±5.29)个月(95%CI:1.059~21.801),两组间3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7)。结论在HBV相关性HCC人群中,放疗前进行ETV抗病毒治疗较非ETV治疗能够更有效预防乙型肝炎再活动以及肝脏毒性的出现,然而不同抗病毒治疗方案对患者的长期生存获益并无差异。     

236例肝细胞癌患者与乙型肝炎病毒DNA及血清标志物的临床探讨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肝细胞癌（HCC）的重要相关因素。现将我院于2005年5月2007年7月收治的有明确慢性乙型肝炎病史的HCC患者236例进行分析。     

甲胎蛋白应答评价索拉非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效果分析

目的 探讨甲胎蛋白(AFP)应答在索拉非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晚期肝细胞癌中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2020年9月—2022年2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索拉非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的48例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治疗后AFP应答水平进行分组：应答组(治疗6～8个月时，与基础AFP比较，AFP下降率>20%,n=32);无应答组(治疗6～8个月时，与基础AFP比较，AFP下降率≤20%,n=16)。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绘制生存曲线，行Cox单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到与OS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比较两组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总生存期与治疗效果。结果 两组患者中均未观察到达到临床缓解的病例。AFP应答组的客观有效率(21.88%vs 0)和疾病控制率(84.38%vs 43.75%)均高于无应答组(χ²值分别为2.530、6.668,P值分别为0.112、0.010)。应答组无进展生存期(9.9个月)、总生存期(13.8个月)均高于无应答组(6.8个月、11.1...     

血清炎症标志物与肝静脉压力梯度相关性的临床评价

目的通过评估外周血炎症标志物水平与肝静脉压力梯度(hepatic venous pressure gradient,HVPG)的相关性,探索其作为无创诊断对门静脉高压的临床价值。方法纳入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因肝硬化门脉高压食管胃静脉曲张入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并行HVPG压力测定的患者,分析肝功能Child评分、MELD评分、外周血IL-1β、s IL-2R、IL-6、IL-8、IL-10和TNF-α等相关指标与HVPG的相关性,并探究潜在标志物的临床诊断效能。结果共纳入134例进行HVPG测定和炎症指标检测的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患者,HVPG平均值为(16. 0±0. 5)mm Hg,其中有104例(77. 6%)患者HVPG≥12 mm Hg。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发现,肝硬化门脉高压患者肝功能Child评分、外周血s IL-2R和TNF-α与HVPG呈正相关性(P 0. 05),与年龄、MELD评分及其他炎症标志物无显著相关性(P0. 05)。Logistic回归发现,仅s IL-2R与HVPG独立相关(r=0. 416,P 0. 0001)。在诊断HVPG≥12 mm Hg时,IL-2R的AUC值为(0. 772±0. 044)(95%CI:0. 686~0. 857,P 0. 0001),临界值为475 pg/ml,敏感度为51. 9%,特异度为93. 1%,阳性预测值为96. 4%,阴性预测值为35. 1%。结论肝硬化门脉高压食管胃静脉曲张的患者,外周血s IL-2R浓度水平与HVPG呈独立正相关,可能作为门脉压力无创诊断的血清标志物。     

血清生化指标与慢性乙肝患者肝细胞炎症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寻临床肝病常用血清生化指标与慢性乙肝患者肝细胞炎症的相关性,以期寻找无创伤性评价肝炎病变程度的方法。方法选择128例慢性乙肝患者,检测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碱性磷酸酶（ALP）、谷氨酰转肽酶（GG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白蛋白（ALB）和凝血酶原活动度（PTA）,并将其结果与肝炎病理分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AST、ALT、PTA在不同病理分级（炎症）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且随着肝细胞炎症程度加重数值增大;ALB在不同病理分级（炎症）之间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随着肝细胞炎症程度加重数值减小;ALP和GGT在不同病理分级之间无统计学差别。结论 ALT、AST、ALB、PTA能反映慢性乙肝肝细胞的炎症程度。     

HBeAg与乙型肝炎相关性肝细胞癌关系的临床观察

目的研究HBeAg阴性与HBeAg阳性的乙型肝炎相关性原发性肝癌患者生化指标和病毒相关因素的差异,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华西第一附属医院2009年1月～2010年11月以来住院的合并HBV感染原发性肝癌患者220例,分为HBeAg阳性与HBeAg阴性两组。探讨两组甲胎蛋白(AFP)水平、肝功能水平,HBV DNA定量、肝组织学指标的差异。结果HBeAg阳性原发性肝癌195例,占总数的89%;HBeAg阴性原发性肝癌25例,占总数的11%;HBeAg阳性组HBVDNA定量对数均值显著高于HBeAg阴性组(t=2.01,P<0.05);HBeAg阴性组肝纤维化分期为4期的比例为40%,明显高于HBeAg阳性组21%(χ2=9.5,P=0.049)。两组在AFP,肝功能等指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HBeAg阳性原发性肝癌发生率高于阴性者。同HBeAg阳性原发性肝癌相比,HBeAg阴性肝癌患者肝组织学损害程度较重,合并肝硬化更为常见,预后更差。HBeAg阴性患者并发肝细胞癌,早期漏诊率高于阳性者。     

病毒相关性肝细胞癌抗病毒治疗的临床意义

中国大陆地区80％的肝细胞癌(HCC)具有HBV感染背景,其中80％是基于肝硬化背景发生的,治疗方案设计要注意两个原则:(1)积极清除实体肿瘤;(2)积极改善肝脏微环境,防治肝硬化进展,减少HCC的复发和终末期肝病的发生.除了应用手术切除或非手术手段损毁HCC病灶之外,内科综合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具有较多循证医学证据的辅助治疗措施为抗病毒治疗,故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提出了《HBV/HCV相关性肝细胞癌抗病毒治疗专家建议》(以下简称《建议》)[1].《建议》强调了针对HBV/HCV相关性肝细胞癌患者应用抗病毒治疗的必要性,抗病毒治疗的应用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     

晚期肝细胞癌靶向治疗及个性化治疗的现状

随着精准医疗理念的普及,在晚期肝细胞癌系统性治疗领域,新技术驱动的个性化治疗逐渐流行,晚期肝细胞癌靶向治疗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本文就晚期肝细胞癌靶向治疗的现状与过去、新技术驱动的个性化治疗的发展与未来进行综述,着重介绍以sorafenib为代表的分子靶向药的发展历程,以及二代测序、人源肿瘤组织异种移植模型等新技术在个性化精准治疗中的应用。     

NAFLD与肝细胞癌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慢性肝脏疾病,被认为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的表现,其疾病谱从轻微肝细胞脂肪变性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进一步可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细胞癌(HCC)。随着肥胖及胰岛素抵抗问题的日益严重,NAFLD、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肝癌患者也日益增多。近年来研究表明,NASH可不经肝硬化阶段直接发展为HCC,具体机制尚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