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禁制度与宋代台谏机构的运转

宋代朝廷为提高行政部门工作效率、防范官员交结请托,设立了谒禁制度来规范一些重要官员的私人社交活动。学者虽已对其设计方案与发展历程有所认识,但多对这项制度的执行效果持否定态度。本文以谒禁制度与宋代台谏制度之运转的关系为重点考察对象,进一步考订了宋代针对台谏官的谒禁制度规定,并深入分析其实施效果。谒禁制度作为一套结果导向色彩浓厚的制度,虽然难以有效预防并及时阻止官员社交活动中的不法行为,但还是能够对官员的交往行为起到一定程度的规范作用。对于台谏官而言,谒禁制度有着抑制台谏官员获取信息的主动性、便于事后追责等等功效,同时也带来了部分官员日常活动受限、"信息掮客"活跃等问题。     

略论唐代岭南地区的世官制与区域流官制

唐代岭南地区的地方行政十分复杂而特殊,就其官制来说,除了众所周知的羁縻府州土官制度和正州全国流官制之外,在正州系统内,还至少存在着两种特殊的官制:一种是与羁縻府州土官制相似的正州"世官制",即在正州中,也存在着官员的终身世袭现象,并为朝廷所认可,成为制度长期实行;另一种是官员的区域迁转制度,即官员的升迁和流动,不超出岭南道这个地理区域,可称之为"区域流官制"。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该制度以盛唐时期的岭南道最为典型。     

制外之例：明代免觐考察制度

明初国家创设朝觐考察制度时,除云南布政司外各省直地方官员必须三年一次朝觐考察。然而明朝进入中期以后,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不断深化,国家对社会控制松懈。同时,由于水旱灾伤频发,地方事故窃发,兵荒相交等错综复杂因素并存,朝觐考察制度运行发生"越轨"和失范,地方官员奏免朝觐现象渐多,降至成化、嘉靖时期达到顶峰。免觐考察,从特例到普遍、从事实到惯例,自下而上形成一套奏请程序,在既定朝觐考察之外又演变出一套免觐考察制度,构成朝觐考察制度不可分割的部分。免觐考察的大量存在,显著降低了朝觐考察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违悖了明初朝觐考察制度设计的初衷和本意。     

元代崇明海运家族变迁考论

元开海运,以朱清为首的崇明海民势力专治海漕,随着大德年间朱张伏诛,这一海民势力声势渐微。他们的家族的后代纷纷出现了"去海道之旧习"的现象,以地方士人的形象示人。这一转变为朝廷提供了平反朱清、张瑄家族的礼制依据,这层依据之下则是朝廷自身的政治考虑和海运家族自身的运作。元明鼎革这些海运家族一蹶不振,虽然客观上元代海运促进了崇明—太仓一地的民安物阜,但在后世地方乡人的记忆中并没有这批开创海运的官员的地位。     

康熙朝奏折中的经世官员及其典范化

康熙朝经世官员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拥有掌握特殊治理技术的优点,二是存在很多难以回避的缺点。由于存在缺点,经世官员很难通过常规选任程序进行选拔,只能通过特殊选任程序进行选拔。由于豁免缺点的条件不同,经世官员分别被时人称为"廉吏"或"循吏"。经世官员之所以会被保举,是因为地方督抚可以借此获得人事提名的权力。在18世纪的官箴书中,经世官员所受的处分被解释为坚持人地相宜原则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原本被视为升迁障碍的缺点反而变成理应效仿的优点。通过这种方式,经世官员演变成为州县官员的典范。     

城隍如何守城: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地方政治

明洪武年间始,朝廷要求各地府州县遍设城隍神。善城隍即善化县城隍之神,又称定湘王。明清之际,善城隍经历了国家神地方化的过程。以善城隍庙为中心,结成了一张由信仰、文化和经济等相联系的关系网。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城81日不下,善城隍因护城有功,被敕封"永镇"二字。考察善城隍守城及敕封的来龙去脉后发现,官方敕封的真正原因是安抚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商民,以达到联合地方力量维护社会稳定之目的;而敕封行为的发生,是缘于长沙民众的请求。地方神明能够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地方问题的原因,不仅与清王朝统治能力日渐式微有关外,还与地方神明的内在发展以及地方社会力量的增强相关。对于是否利用地方神明来解决地方问题,不同的地方官员的态度可能并不一样;在利用的过程中,晚清政府对不同神明态度亦并不相同。     

公立医院治理制度改革的利益相关者识别分析

目的准确识别公立医院治理制度变革涉及的各利益相关者,厘清各方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推进公立医院治理制度改革。方法采用文献综述法、政策法规分析法和专家访谈法,采访地方行政官员、医院管理者和临床医生等共I5人,列举分析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类型和改革中的职权变化。结果公立医院治理制度改革涉及14个利益相关者,改革的推进会导致各利益相关方工作量的增加或权益的减少,改革比较复杂,难度较大。结论利益相关者在公立医院治理制度改革中的力量不容小觑,行政决策首脑必须明确改革的方向,描绘清晰的愿景,设立权威联系人,建立联动机制．设立改革专项经费,补偿各利益相关者的额外劳务,才能保证改革的可行性。     

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应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被国民党视为威胁统治的"心腹大患"。为镇压革命,南京国民政府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采取了系列举措创设和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农村基层厉行保甲,设置临时清乡善后委员会和特别区政治局,县府裁局改科,县以下分区设署,省县之间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省府合署办公等,目的在于提高应对中共和红军的行政效能。这些源于"剿共"的政治制度应对举措,构成了国民党镇压革命"七分政治"方针的核心环节,尽管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问题,但在消弭革命和战后维持国民党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应对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后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变革的基调,改变了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趋势,加强了国家对乡村和社会的管控,实为近代以来国家治理和中国政治现代化逻辑的必然发展。同时揭示,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制度,只是关于国家权力分配、组织、运行等的规范,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历史功用,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政党所改造利用并发挥作用。     

唐代吴令光与王郢史迹探微——王朝政治运作视野下的“海乱”平定史事之考察

传世文献详尽记载的唐朝"海乱"主要有两起,分别是玄宗天宝年间"海贼"吴令光与僖宗乾符年间的浙东偏将王郢的涉海"叛乱"活动。两次涉海活动,时间间隔百年之久,地域却完全重合,均发生在浙东沿海。这两次"平乱"的相同之处在于借助海域作为活动平台,参与镇压的势力当中地方官军最具实际处事能力;不同的是各自时代背景的差异导致事件走向大不相同,折射出不同背景下的王朝政治运作规律。此外,两次的"平乱"过程当中,无论是朝廷、地方官员、方镇将士或者"作乱"者本身,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诉求;特别是参与"平乱"的势力,在共同维护地方秩序的同时,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权威;因此可谓是各方势力之间的博弈,从当时政治的权力分层运作和兵力部署中就能体现。     

制度史视野下的北宋诸州编录条贯:以《长编》所引诸州“编录条贯册”为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的某州“编录条贯册”,是北宋诸州将朝廷颁降法令文书(“条贯”)分门誊录、编纂形成的文书册簿。这一文书得以进入《长编》,缘于李焘查阅任职四川诸州所藏北宋“编录条贯册”,引证册中“条贯”补正《实录》《国史》等“纂修之史”。诸州“编录条贯册”是考察北宋编录条贯制度实践与制度生成过程的重要材料。部分北宋诸州诸路官员通过将“条贯”分门编录整理成册，方便官员查询检用卷帙浩繁的法令文书，以防胥吏舞文之弊。“编录条贯册”中“条贯”保持了颁降法令文书的原始面貌，承载着制度生成过程的重要信息。如“泸州条贯册”所载熙宁五年刑部帖，承载着熙宁三年以来朝廷推行衙前坊场买扑的文书信息。此帖反映了坊场买扑制度由“一时指挥”到“长行永制”的制度生成过程，折射出熙宁三年至五年间朝廷推行募役法和榷酒制度改革的政治过程。     

脉络、姻亲与举业:明清之际的嘉善曹氏家族

明清时期的曹氏家族是嘉善县域社会中的顶级家族,很多族人在地方上属于"乡望",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整个家族地位的抬升与稳固,虽多依赖族人科举功名的进取,但与地方上众多势豪家族的姻亲联结,为家族获取了更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势豪巨族之间存在着紧密合作的关系,对国家则都保持着高度忠诚,并未出现垄断地方社会的强势状态。在经历了明清交替的漫长历程后,很多世家大族已然淹没不彰。虽然曹氏家族也受到明清鼎革的影响,但直至清初,并未出现明显的衰替。《曹氏族谱》编录的世系脉络中,确实是以获得科举功名及朝廷恩赠荣衔的"绅士"为主,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构成评价家族中卓越成员的重要标准。在曹氏的相关家传或族谱记述中,那些维系亲族关系的物质要素,除了族谱的修撰比较清楚外,宗祠活动、族田或义庄建设的记述,都无法得到清晰的认识,观念相对淡漠。在清代中期以后,曹家也步入了子孙没落、家系断绝的常态。     

选择性治理:民初北京妓女检治制度之剖析

1927年2月,京师警察厅以"妓女最易传染花柳病"为由,在北京建立了妓女检治制度。本文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究该制度产生的前因后果,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揭示出在"妓女最易感染花柳病"的社会观念影响下,代表国家的行政机构建立的妓女检治制度,实际上是一项旨在管理花柳病的公共卫生措施,是基于北京实际状况的选择性治理。最后,从当时医学的角度分析了妓女检治制度与花柳病防治的关系,彰显出这种选择性治理的实质。     

财政分权改革对公共医疗供给影响的经验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通过对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考察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对公共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同特殊的政治治理模式（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绩效考核制度及官员晋升制度）相结合,使地方政府在供给公共医疗服务时面临着激励不足和扭曲的困境。     

婚前体检法律制定中的法律经济原则

婚前体检是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第一道防线,我国现阶段取消强制婚检是否会导致社会经济成本的增加,仍有一定的争议.建议根据法律经济原则,尽快明确"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类型,完善婚前体检社会保障制度,成立专门的婚前体检医院,由国家或地方财政承担体检费用,制定灵活的婚姻登记政策,逐步规范我国的婚前体检法律制度.     

法人治理结构:公立医院制度安排的途径及对策

"法人治理结构"是通过制度安排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以保证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研究的是各国经济中的医院制度安排问题。随着公立医院自主权不断扩大,政府在公立医院外部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向日常程序管理和监督管理角色转变,建立和完善公立医院内部治理结构很必要。提出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公立医院制度安排的途径和对策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清代的地方吏役、地方政府与官僚政治

清代地方吏役的行政权力来自于地方政府经济控制和行政权威的弱化,国家对地方吏役管理的失控已不可避免。现实行政的需要（包括官僚结构安排的不合理）把地方吏役推向了权力的前台,回报的低微和身份的不被认可激发了其生存本能和对生存价值的追求,而地方官员执政素质的普遍低劣则提供给其施展抱负的空间与机会。吏役在制造社会冲突的同时,也起到了调和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作用,吏役行政游走于“正式活动”与“非正式活动”之间,与清代地方衙门组织的“去刚性化”形态一起维持着地方政制的运作。     

探寻"爪牙"的秘密,还原历史的本相 ——浅读《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爪牙",乃旧时市井百姓心目中朝廷官员之"狗腿子"是也.如此称呼,自然是讥中带贬,多含不屑.也不能怪,即便在所谓的"有识之士",如文学家、史学家们的笔下,"为官之爪牙"这一特定群体似也有着统一而丑陋的漫画式脸谱——私利盈心、颐指气使、贪腐凶狠、寡廉鲜耻……正像作者白德瑞在《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之扉页所摘引的清代官员屠仁守所痛陈的,"良法美意坏于奸胥蠹役".     

清代的地方官员与讼师——以《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为中心

讼师是民间健讼之风的推动者乃至操控者,他们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矛盾与冲突。通过研究《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我们将他们的健讼行为放在基层社会结构中看,就可以发现这其实也是一种对权力的诉求。     

《灵兰秘典论》的五脏解读(二)——肺为相傅之官

“肺者,相博之官,治节出焉”。“相傅之官”也是一个官称。《灵兰秘典论》这篇文章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五脏比喻为中央官员,把六腑比喻为地方官员。六腑都是干活的官员,是基层干部,做很细致的工作;而中央官员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是它起到一个权衡治理、统摄大局的作用,如果人的身体没有这种统摄作用,也会垮掉。《黄帝内经》认为五脏为贵,六腑为贱。     

清代对人瑞有奖励

人瑞,指的是人间的祥瑞。有典故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这是《旧唐书》里讲的一段故事。因郑仁表年事甚高,喻称“人瑞”。此后,凡年龄特高老者,都称为人瑞。 清代曾明确规定,凡年满百岁的寿民寿妇,分别由各主管部门及省级地方官员予以具奏,朝廷设有专门的奖励。据清人德保等撰修的《钦定礼部则例》记载:凡者寿至百岁或百岁以上者,皇族爱新觉罗氏由宗人府具奏,八旗由都统具奏,各省及直隶地方则由总督或巡抚报请礼部复核,然后请皇帝赐给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