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73例,供者43例,其中本院器官获取组织42例,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1例。分析肾移植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73例受者随访9~38个月,术后6个月、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7.3%/94.5%、94.5%/91.8%。10例(13.7%)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15例(20.5%)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1例(28.8%)受者发生肺部感染。2例受者移植肾丢失,4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近期疗效较好,是解决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     

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知晓情况及意愿，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 方法选取合肥市4个城区辖区内及2个乡镇的10个社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采取随机便利抽样调查法对居民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及捐献意愿。根据居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条目的调查结果(剔除"不能确定"者)将其分为同意捐献组和不同意捐献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居民年龄。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居民性别、城乡差异、文化程度、是否了解器官捐献程序、国家相关法律是否完善、家属是否同意、对相关机构是否信任、对捐献途径是否了解及是否受传统观念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最终纳入7 520名居民参与问卷调查，平均年龄(35±10)岁(18～84岁)，其中男性3 824名(50.8%)；城镇居民4 150名(55.2%)；职业以退休人员、农民、工人、自由职业和学生为主，分别为1 570(20.9%)、1 177(15.6%)、1 140(15.2%)、1 089(14.5%)和1 088名(14.5%)；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4 262名(56.7%)。79.6%居民听说过器官捐献(5 982/7 520)，85.7%居民不知晓器官捐献流程(6 444/7 520)，96.9%居民表示身边无人接受过器官捐献(7 287/7 520)。居民获取器官捐献知识以电视和报纸为主，分别占57.3%(4 306/7 520)和23.7%(1 784/7 520)。86.9%居民愿意主动向身边人宣传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愿意签署器官捐献意向书以及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的居民分别占36.8%(2 766/7 520)和30.7%(2 308/7 520)。年龄、城乡差异、文化程度、器官捐献程序不了解、家属不同意、对相关机构不信任、对捐献途径不了解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均是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t＝6.63, χ²＝7.13、6.87、4.61、14.88、4.24、11.81和10.53，P均<0.05)。 结论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众多，多途径增加器官捐献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识至关重要。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肺部感染诊治研究

目的分析DCD供肾移植肺部感染的特点及诊治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6月至2014年12月施行的DCD供肾移植69例,以同期的尸体供肾移植129例作为对照组。所有受者均采用抗体诱导+他克莫司(TAC)+麦考酚酯(MMF)+泼尼松(Pred)四联免疫抑制方案。分析总结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特征,治疗效果。结果随访6~24个月,DCD组和SCD组受者肺部感染总体发生率分别为17.4%和33.3%,移植术后半年内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5.9%和15.5%;DCD组肺部感染死亡3例,SCD组死亡4例。病原体的种类主要为卡氏肺囊虫、CMV;肺部感染治疗期间急性排斥反应发生各为3例和4例;肺部感染发生同受者DGF状态、感染前使用ATG相关,同供体携带病原体无显著性关联;肺部感染治疗前后受者移植肾功能无明显差异。结论 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同尸体供肾移植相当,DGF和T细胞清除剂使用时主要诱因,经积极治疗后可以获得良好的结局。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的单中心数据分析

目的  了解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现状,为促进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思路和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151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潜在捐献者114例。分析潜在捐献者捐献失败的原因;收集器官捐献成功者的一般资料;分析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器官捐献情况和器官利用情况。结果  151例器官捐献者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捐献转化率为24.5%。器官捐献失败者114例,捐献失败的原因分别为家属不同意、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无充足时间评估和工伤纠纷未解决。器官捐献类别包括34例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捐献者死亡原因包括19例颅脑外伤、14例脑卒中和4例其他。37例器官捐献成功者中,以流动人口为主。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154个,其中大器官124个。人均大器官和组织捐献个数（4.2± 1.6）个,人均大器官捐献个数（3.4± 1.1）个。154个捐献器官中,利用率为96.7%（149/154）,器官分配前4位城市为南京、无锡、苏州、常州。结论  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功率及捐献转化率偏低,应建立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网络、加大器官捐献宣传力度以及开展协调员技能培训。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规范化管理探索

目的 探讨医院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的规范化管理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伦理审查情况,比较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捐献者的基本资料,分析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对委员到会率、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 结果  伦理委员会结构规范化调整前后性别、年龄、死亡判定等捐献者伦理审查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伦理审查死亡原因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死亡原因对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死亡原因、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委员到会率较调整前提高（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委员到会率、死亡原因对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伦理审查时长较调整前缩短（P<0.05）。 结论  合理设置伦理委员会总人数、标准化审核流程,可以提高伦理审核时效,应建立委员考评机制动态调整委员、明确委员和秘书的职责和分工,以进一步提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规范化管理水平。     

器官捐献后的心理救助

心理救助是器官捐献者家庭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的是积极预防、及时控制和减缓捐献者亲属的心理伤害, 促进心理重建, 保障心理健康, 维护社会稳定。探讨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伤害表现与发展规律, 寻找有效的心理救助模式与干预对策, 对于今后更加广泛而深入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从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伤害的表现、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救助的实施者与阶段性目标、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救助的基本原则和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救助的主要技术步骤等方面进行阐述。未来有必要将心理救助与家庭困难物质救助适当分开, 按照心理救助专业化、系统化、长期化的要求, 尽快建立多层次、长效的心理卫生服务体系, 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可操作性的工作流程, 为器官捐献者亲属提供及时、有序、高效的心理救助服务。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自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125例供者与210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移植术后有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受者分为肺部感染组(37例)和无肺部感染组(173例)。了解肺部感染受者的一般情况和预后。对供者因素(性别、年龄、维持治疗时间、感染史)、受者因素[性别、年龄、吸烟史、糖尿病史,术前血红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血清肌酐等水平,术后有否急性排斥反应、有否使用生物制剂、有否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及复方磺胺甲噁唑(SMZ)]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与结论  37例肺部感染患者中,8例发展为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供体维持治疗时间、有感染史,受体吸烟史、糖尿病史、无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或SMZ。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经验探讨

目的  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下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疫情期间1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潜在供者案例,总结工作流程和感染防控要点。结果  11例潜在供者中,6例未成功实施器官捐献。成功实施器官捐献的5例供者脑病发作前无呼吸道症状,脑病发作时入院行肺部CT检查提示1例为吸入性肺炎,余4例检查结果为阴性。住院期间5例供者全部出现发热症状,再次行胸部CT检查均提示肺部炎症,经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血液标本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全部为阴性。所有密切接触器官捐献者的工作人员和受者无确诊或疑似病例出现。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下针对性制定工作流程和防控措施,结合感染风险分级选择实施,可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安全有序地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     

浅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建设

<正>启动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移植试点工作是2010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原国家卫生部)推行的缓解器官供需矛盾、促进移植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1]。试点工作内容要求各试点省、市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试点方案所明确的相关职责,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招募并组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逐步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队伍。协调员的工作贯穿器官捐献的每一个环节,尤其在与潜在     

加速康复外科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围手术期的实践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ERAS）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肝移植围手术期的应用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1年12月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诊治的10例DCD肝移植围手术期施行ERAS方案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手术等待期及围手术期康复方案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良好的营养支持、多模式镇痛等措施。 结果10例患者围手术期顺利实施ERAS,术后拔除气管插管时间为（8.2±1.48）h,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为（77.4±12.93）h,首次肠道通气时间为（54.5±7.41）h,首次进食时间为（59.7±6.95）h,VAS疼痛评分中位数为2.85（0~10）分,术后肺部感染1例（10.0%）,平均住院时间为（17.1±3.03）d,住院费用为（17.8±3.94）万元;无一例术后30 d内非计划再手术或出院后30 d内再入院。 结论在DCD肝移植患者围手术期采用ERAS方案安全有效,可以最大限度减轻患者手术应激反应,在缩短术后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节约医疗成本等方面有良好的效果。     

艰难梭菌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患者中发病特点的分析

目的 观察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CD)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eceased donation,DD)供肾移植患者中的发病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87例异体肾移植患者的资料,根据有无腹泻症状及有无肠道艰难梭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评估方法及改善的研究进展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正逐渐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受多种不稳定因素影响, 其质量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导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肾术后原发性无功能和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的发生率较高。因此, 提高术前评估水平、改善供肾质量、降低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率是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目前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的两种常用评估方法——术前供肾活组织检查和机械灌注, 及改善供肾质量的方法——体外膜肺氧合(ECMO)进行述评, 介绍其研究进展。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的伦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激励政策。为保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公正、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原则,梳理我国当前在实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精神激励缺乏延续性心理干预、人道救助在实践中被曲解及间接经济激励对个人捐献自主性的影响等,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提供参考,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78例临床经验分析

目的  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5年11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完成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76例供体和78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观察肝移植受体早期移植物功能恢复情况并分析引起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危险因素,观察远期的移植物生存及受体生存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78例受体术后EAD的发生率为36%(28/78),其中供体总胆红素(TB)高和冷缺血时间长是EAD发生的危险因素。受者围手术期存活率为92%(72/78),死亡6例,分别死于原发性移植物失功4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肺部感染1例。术后发生腹腔感染5例,胆道狭窄3例,血管血栓形成2例,除1例死亡外,其余经相应治疗后好转。受体术后1年的存活率为84.2%,2年存活率为80.0%。 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是较好的供肝来源,其近远期效果良好。控制术前供肝质量,缩短冷缺血时间等均是提高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国内外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的最新进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寻找多渠道的供者器官来源成为器官移植界的当务之急。近日,关于“扩大可控型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cDCDD)实践的联合声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声明旨在推广cDCDD,以提高器官捐献率,以期实现移植自给自足的最终目标。本文将整理声明提及的重点内容,阐述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DCDD)的学术名称更新及相关讨论、DCDD的发展趋势、构成cDCDD临床路径的基本部分及影响实施cDCDD的关键因素,思考该声明对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器官捐献专家共识

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传播、防控和新冠病毒从捐献者传播到受者的潜在风险及其不确定性等,给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带来严重影响和巨大挑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使用来自新冠病毒感染的捐献者非肺脏器官（肾脏、肝脏和心脏）无论在获取时是否存在症状,传播的风险都很低。推迟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检测阳性者逝世后的器官捐献时间,待病毒检测阴性后再行捐献,将导致相当数量医学上适合移植的器官丢失。为最大限度满足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移植就医需求,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相关专家,结合国内新冠病毒感染流行形势及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的临床实践,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及临床研究证据制定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器官捐献专家共识》,旨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捐献器官的获取和应用提供建议和参考。     

ECMO技术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保护中的临床应用

目的  探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保护中的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应用ECMO技术保护供肝的16例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观察ECMO技术对供者各项指标的影响,观察肝移植术后受者的肝功能情况以及预后情况。结果  与应用ECMO前比较,应用ECMO后供者的心率、总胆红素（TB）、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明显降低,收缩压、舒张压、动脉血氧分压（PaO₂）明显升高（均为P < 0.05）。肝移植受者术后肝功能恢复理想,术后7~28 d肝功能逐渐恢复正常。术后3例受者发生并发症,包括移植肝功能延迟恢复1例、胆道狭窄1例、门静脉血栓1例。其中门静脉血栓受者经二次手术取栓后病情不能缓解死亡,其余2例均经对症治疗后康复出院。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应用ECMO后血流动力学、肝功能等指标均得到明显改善,肝移植受者术后肝功能恢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