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磨一见(剑)——环球性器官短缺与移植危机中的中国新(心)路历程

对器官这一稀缺资源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全球器官买卖相关犯罪率的上升。WHO、国际移植学会、国际器官捐献和获取学会近年来频繁召开各种会议寻求解决途径。2010年新出台的《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及《开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战略计划》提出3个基本原则:(1)死亡后器官捐献优先于活体器官捐献;(2)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优先于心死亡器官捐献(DCD);(3)活体移植有违医学伦理学"无伤害论"原则,应尽量避免。中国器官捐献走过了25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2010年初,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正式启动了由10个省市参与的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拟逐步建立中国器官捐献系统。自我国2003年第1例DBD及2005年第1例DCD以来,已先后积累了100余例器官捐献成功案例。根据以往经验,建议将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四大类:(1)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DBD;(2)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DCD;(3)中国三类(C-Ⅲ):过渡时期脑死亡加心死亡-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4)中国四类(C-Ⅳ):死刑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器官捐献赢得公众支持的3块基石为死亡标准、财务标准和分流标准。加快中国器官捐献发展的四大要素是方向、战略、政策及人员,而"公平、公开、公正"则是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向公开化、合法化、正规化、国际化方向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我国心死亡器官捐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我国心死亡器官捐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供器官短缺是全球器官移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我国器官捐献率明显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心死亡器官捐献（DCD）是现阶段解决器官短缺的关键性措施。我国DCD工作刚开始,涉及到一系列伦理、法律、人权等社会问题。为避免出现器官买卖现象,保障器官捐献工作的有序开展,必须加强器官捐献工作的规范管理,用法律来规范器官捐献的社会行为,用行政手段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协调系统,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制定器官分配的规则和合理的捐献救助标准,以保证DCD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多方协作，全民参与，全面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逐渐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器官短缺严重阻碍着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要摆脱人体器官移植工作面临的困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需从根本上解决器官来源问题,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既符合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伦理学原则,又切合我国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相关工作,并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开展。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初具规模,工作成绩显著。今后,只有多方协作．全民参与,才能全面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开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新局面,使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为世界器官移植事业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规范管理,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有序开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同样面临供器官短缺这一严峻的挑战。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捐献逐渐减少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拓展其他来源的器官捐献。为此,卫生部及相关部门在加快脑死亡立法,规范活体器官捐献,以及推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些规范管理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和长远发展。本文主要分析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面临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应的应对措施。     

我国死亡器官捐献与分配工作建设的现状

2015年以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蓬勃发展,死亡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均居世界前列。器官分配基本原则与核心政策、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范等相继出台。我国在积极推动人体器官捐献的同时,加强器官获取和分配的质控和管理力度,以促进我国器官分配的同质化、规范化发展。     

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目的构建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方法采用McClelland的胜任力辞典法构建协调员胜任力模型初始框架;然后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从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辽宁等器官捐献试点省市选取10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访谈,提取胜任力指标;并通过专家调查法,选取15名专家组成专家小组进行胜任力指标的筛选;最后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结果成功建立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6个维度(一级指标),21个胜任力项(二级指标)。结论该评价体系从多个维度评价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在协调员的招聘选拔、绩效考评、教育培训等各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器官捐献与分配相关问题初步探讨（2）：弹性假定同意器官捐献登记系统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医疗卫生投资较低,预示了在中国建立器官捐献系统较发达国家将会更加困难。＂弹性假定同意＂是经过多年多国实践检验的、能快速增加器官捐献率的知情同意法则,它既符合WHO器官捐献原则,在尊重供体捐献意愿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家属的知情同意权,同时也尊重不愿或不能捐献器官人群的人权,其经济易行的优点更加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心死亡器官捐献、高效率的器官捐献登记系统、帮扶政策三者的有机结合,似乎更加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是中国器官捐献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必由之路——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化、器官捐献专业化、OPO建设学科化

目前我国器官移植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OPO)的学科化建设、捐献器官获取成本收费与财务管理和"中国模式"下器官移植技术体系建设, 只要我们坚持器官捐献专业化、OPO建设学科化、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化的发展道路, 就一定能够创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先进性的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队伍和中国体系。     

美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体系简介

美国是世界上器官移植开展最早和数量最多的国家,1968年就出台了《联邦遗体捐献法》,1984年又出台了《国家器官移植法》,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成立了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移植协调管理机构和分布在各州和地区的58个器官获取组织,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网络,形成了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能有效地开展工作,较好地解决了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这些实践对中国目前开展的器官捐献工作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1月至2021年6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182例潜在器官捐献者的基本信息,分析器官捐献转化率、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基本情况及器官捐献失败者捐献失败的原因。分析器官捐献产出情况及器官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结果182例潜在器官捐献者中,捐献成功46例,捐献转化率为25.3%;失败136例,失败原因包括家属不同意(58.1%)、无充足时间评估(24.3%)和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17.6%)。46例器官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212个,包括肾脏88个、肝脏42个、肺脏15个、心脏19个和角膜48个,人均捐献大器官和组织4.6个,人均捐献大器官3.6个。年龄、性别、籍贯、捐献辖区和血型是大器官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捐献辖区是组织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结论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偏低,家属不同意是最主要的原因。应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提升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     

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思考

器官捐献离不开协调员。只有建立一支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职业化协调员队伍,才能及时发现潜在捐献者、提高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率。现阶段协调员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选拔、聘用协调员忽视专业特点,协调员队伍建设非专业化明显;协调员职业方向不明确,对未来比较迷茫;协调员社会地位不明确,流动性大;政府配套制度缺陷,基本保障制度未建立,协调员缺乏被尊重感。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器官捐献法,确保器官捐献工作有法可依;并设立专门机构,健全组织领导,明确协调员的工作权限和其他相关部门的义务;同时建立严格的选拔机制,加强培训与考核,建立精神激励、物质激励、职业发展激励等多方面的长效激励机制。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需要经历一个在实践中探索、认识上深化、理论上总结的过程。     

法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及规范

法国较早建立起国内统一的公平、公开、公正的组织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器官捐献率位于世界前列。2004年8月法国政府对生命伦理法规进行修订,创建了欧洲唯一的综合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业务涉及器官捐献与移植、组织和细胞、人类生育繁殖、胚胎学及人类遗传学4个领域。本文简要介绍法国生物医学研究所、器官捐献相关法律和捐献移植现状、器官获取与分配步骤等。     

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的ICU血流动力学管理进展

本文综述了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的ICU血流动力学管理进展。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管理是当前我国器官捐献的核心环节。科学的供者管理、保护和优化器官功能是ICU的工作重心, 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供捐献的器官数量。血流动力学的管理是脑死亡潜在供者的管理中最大的挑战, 做好供者管理可最大限度保护供器官功能, 提高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者的移植成功率。     

器官捐献高等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改革和法治化进程始于2007年首部器官移植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颁布。历经10年的探索，我国根据自身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的具体情况，建立了一个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和国际伦理准则且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中欧双方一直重视在医学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临床科研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多年来，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中欧10所大学联合向欧盟委员会"伊拉斯谟＋"项目申报的"中欧器官捐献领导力培训及专业技术输送计划"。该课程旨在中国医学教育领域建立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生)新课程——器官捐献。课程融合中欧教育特点，以网络教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联合培养了首批中国器官捐献国际师资团队及器官捐献管理人才，并正式出版了我国首部器官捐献高等教育专业双语教程——《中欧器官捐献管理(双语版)》。项目至今已成功培养了144名本地在职医务人员或在读医学研究生，并在导师指导下产出了40余篇学术论文。     

加强中国器官获取组织的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器官获取组织(OPO)运行管理中的核心和难点,尚无经验可循。鉴于器官捐献业务内容和资金收支的复杂性,现阶段OPO财务管理存在体制不合理、财务风险意识淡薄、财务管理目标取向模糊、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以及缺乏系统的评价指标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等问题。为准确反映OPO的财务状况和器官捐献工作推进情况,必须借助科学的手段、准确的数据,对筹资、投资、耗费、收入和分配等各个环节以及各种资产形态进行有效管理,建立切实可行的会计制度、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规范与标准,设立专职财务人员,构建器官捐献经费信息化管理平台,实行财务专项管理、严格的成本核算和内部控制管理,确保财务信息的正确性和一致性,促进器官捐献经费管理的科学化、透明化、精细化,最大程度地体现器官捐献事业的公益性。     

器官捐献肾移植供者评估模型的研究进展

本文综述国内外器官捐献肾移植供者评估模型的研究进展, 比较分析不同模型纳入的关键特征变量, 指出模型构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以期为精准医学模式下器官捐献肾移植供者评估体系的选择、建设和临床应用提供线索和帮助。     

2例脑死亡无偿器官捐献供体的维护体会

目的探讨脑死亡器官移植供体的维护要点。方法我院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期间共完成2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体的无偿器官捐献工作。供体确诊为脑死亡,应用机械通气、血管活性药物及其他相关药物维持供体,监测有创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心率、血气交换、尿量、电解质酸碱平衡、体温、血细胞比容、白蛋白水平等,维持供体器官灌注。结果 2例DBD供体维持生命体征平稳,捐献的器官功能稳定正常。其中,供体1在入ICU后6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3 h;供体2在入ICU后8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1 h。捐献的肝脏、肾脏和角膜均成功移植于受体。结论 DBD供体维护是确保潜在供体器官成功捐献和捐献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有效提高捐献器官的利用率及缓解目前器官短缺状况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伦理学问题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以心跳、呼吸停止为死亡标准的死后器官捐献模式.该模式在我国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在伦理学上存在不少争议.坚持《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中的知情同意和无伤害原则,在工作流程过程中保证器官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给予DCD捐献者适当补偿,进一步提高DCD利用率等措施将有助于促进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工作的健康发展.     

人体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问题

死亡后捐献是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器官捐献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损害捐献者权益的情况。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判定死亡。死亡标准的建立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中西方死亡判定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动机纯正原则,以知情同意为前提,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严格遵循死亡判定程序和操作规范,确保死亡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