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瘫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脑瘫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4年3月-2017年6月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就诊的78例脑瘫患儿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对其进行调查。结果:脑瘫患儿父母PTGI总分为(59.68±9.83)分,处于中等水平;高分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及积极应对得分高于低分组(t=4.073~7.928,P0.05);高分组消极应对得分低于低分组(t=3.725,P0.05);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积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r=0.253~0.476,P0.05);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总分与消极应对得分呈负相关性(r=-0.208,P0.05)。结论:脑瘫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应加强社会支持,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创伤后成长水平。     

急性白血病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急性白血病(Acute Leukemia,AL)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水平及影响因素,针对影响因素提炼促进策略。方法: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中文版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Herth希望量表对96例住院或门诊复查的急性白血病患儿父母进行标准化问卷调查。结果:急性白血病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总分为(60.69±8.63)分,处于中等水平。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白血病患儿监护人受教育程度、就职情况、家庭月收入、家庭居住地、子女数量、付费方式、希望水平、积极应对以及消极应对对PTG影响有统计学意义(F=5.291,11.954,12.121,19.632,6.118,13.783;r=0.555,0.363,-0.235;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希望水平和积极应对是AL患儿父母PTG的预测因素,共解释33.4%的总变异量,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监护人希望水平和积极应对是患儿父母PTG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医护人员如何增强患儿父母应对能力,助力AL患儿父母获得更多的PTG提供了策略性指导。     

脑瘫患儿父母的应对方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 研究脑瘫患儿父母的应对方式、生活质量情况,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为医务人员对患儿父母进行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应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应付方式问卷对60例脑瘫患儿父母及60例正常儿童父母进行评定,对比脑瘫患儿父母与正常儿童父母的差异,并分析脑瘫患儿父母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结果 脑瘫患儿父母的生活质量较正常儿童父母明显低(t=-5.61,P＜0.01),脑瘫患儿父母更倾向于采用自责(Z=-3.22,P＜0.01)和退避(t=2.47,P＜0.05)应对方式,他们的生活质量与解决问题存在正相关(r=0.62,P＜0.01),与自责、退避、合理化存在负相关(r=-0.27～-0.39,P＜0.01或P＜0.05).结论 脑瘫患儿父母在子女治疗过程中承受着较大的生活及心理压力,应对方式更倾向于使用消极方式,且采用的消极应对方式越多其生活质量越低.     

正颌手术患者创伤后成长状况及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

目的:探讨正颌手术患者创伤后成长状况及其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我院行正颌手术的患者86例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TGI)、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探讨患者创伤后成长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间关系。结果:86例正颌手术患者创伤后成长总分(43.34±17.89)分,各维度均分由低到高依次为精神改变(0.91±0.44)分、对生活的欣赏(1.92±0.72)分、个人力量(2.26±0.76)分、人际关系(2.63±1.24)分、新的可能性(2.70±1.13)分。根据27%划线原则纳入26例患者进行分组,其中PTGI量表总分≥57分者为高分组、PTGI量表总分≤31分者为低分组,两组各23例患者。高分组SSRS量表中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及总分均高于低分组(t=-13.440,-16.169,-12.632,-14.904;P0.05);高分组TCSQ量表中消极应对方式低于低分组(t=16.225,P0.05),高分组TCSQ量表中积极应对方式高于低分组(t=-13.555,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正颌手术患者创伤后成长状况与其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及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精神改变=0.940、0.926、0.929、0.952、0.958,r个人力量=0.961、0.951、0.954、0.976、0.975,r人际关系=0.936、0.944、0.918、0.953、0.944,r新的可能性=0.949、0.945、0.935、0.964、0.953,r对生活的欣赏=0.956、0.958、0.954、0.976、0.975,rPTGI=0.958、0.958、0.945、0.974、0.969;P0.05);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r=-0.941,-0.967,-0.968,-0.961,-0.975,0.978;P0.05)。结论:正颌手术患者存在一定的创伤后成长,积极的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对正颌手术的患者而言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不同职业赴川救援人员替代性创伤及其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职业对救援人员替代性创伤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替代性创伤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灾难救助者替代创伤问卷、社会支持量表、应对方式问卷对205名赴川救援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1不同职业救援人员在认知反应(F=21.641,P0.001)、情绪反应(F=4.217,P0.01)、行为反应(F=3.347,P0.05)、生理反应(F=6.572,P0.001)及替代创伤总分(F=7.104,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生活信念因子上无显著差异;2替代创伤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r=-0.202,P0.01)、主观支持(r=-0.197,P0.01)、积极应对(r=-0.249,P0.01)存在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r=0.301,P0.01);但只有消极应对在回归方程中具有统计学意义(t=2.516,P0.05)。结论学生和其他类志愿者创伤程度高于心理工作者、医护人员和教师,学生志愿者创伤程度最高,心理工作者创伤程度最低;社会支持状况越好,救援人员的替代性创伤程度越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越多,救援人员替代性创伤程度越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越多,救援人员替代性创伤程度越高。     

汶川震后初中生创伤后成长状况及相关因素

目的:了解汶川地震后初中生的创伤后成长状况及相关因素。方法:在汶川地震后3年,对地震灾区1665名初中生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Connor-Davidson韧性量表(CD-RISC)、儿童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问卷(CSPSSQ)、简明大五人格量表(Mini-IPIP)进行调查。结果:少数民族、住校、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学生PTGI总分高于汉族、走读、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学生(均P0.05)。回归分析显示,年龄与PTGI总分和他人关系、个人力量因子得分正相关;心理韧性总分与PTGI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呈正相关(β=0.53,0.37,0.53,0.55,0.42,均P0.05);社会支持总分与PTGI总分及他人关系、新可能性、欣赏生活因子得分正相关(β=0.14,0.19,0.10,0.11,均P0.05);简明大五人格量表的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开放性因子得分与PTGI总分均呈正相关(β=0.07,0.10,0.06,0.08,均P0.05),神经质因子得分与PTGI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不相关。结论:初中生的心理韧性、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以及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开放性人格特质可能有助于产生创伤后成长。     

中学生父母控制、应对方式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目的:探讨中学生父母控制、应对方式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方法:方便抽取北京市和哈尔滨市947名中学生作为被试,完成父母控制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BussPerry攻击问卷。结果:①男生的攻击行为水平高于女生(t=3.23,P0.05),其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水平也显著高于女生(t=3.06,3.91;P0.05);初三学生的攻击行为水平最高,明显高于初一、高二和高三学生(P0.05),初二学生和高一学生的攻击行为得分均显著高于高三学生(P0.05);②父母控制与消极应对、攻击行为均存在显著正相关(r=0.407,0.304;P0.05),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负相关(r=-0.128,P0.05);攻击行为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负相关(r=-0.115,P0.05),与消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r=0.356,P0.05);③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父母控制预测攻击行为间起多重中介作用(χ~2/df=3.92,CFI=0.91,GFI=0.93,NFI=0.92,NNFI=0.89,RMSEA=0.04),中介效应占比52.45%。结论:父母控制既能直接影响中学生攻击行为,同时也可通过应对方式影响攻击行为。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应对方式、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应对方式、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为培养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67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积极心理品质各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均值3(t=28.18~56.42,P<0.001),并在人性与爱(4.17±0.54)、正直与勇气(4.13±0.52)、正义与合作(4.00±0.54)3个维度上得分较高,在自我管理与谦逊维度上得分较低(3.62±0.57);2积极心理品质各维度得分在是否独生子女、城乡两个变量上无显著差异(P>0.05);在性别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t=-3.067,P<0.01);除自我管理与谦虚这一维度外,其它维度在年级上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F=3.060~11.210,P<0.05);3积极心理品质各维度得分与积极应对方式(r=0.283~0.380,P<0.05)、领悟社会支持(r=0.210~0.311,P<0.05)存在极其显著正相关,正直与勇气与消极应对存在显著负相关(r=-0.098,P<0.05);4积极应对方式、领悟社会支持对积极心理品质总均分及各维度均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消极应对方式对正直与勇气、人性与爱、正义与合作、灵性与超越、积极心理品质总均分有显著负向预测效应。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对积极心理品质各维度及总均分的累积解释度为9.5%~19.2%。结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状况良好;积极应对方式与领悟社会支持对积极心理品质有一定正向预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对积极心理品质有一定负向预测作用。     

特殊儿童家长创伤后成长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目的:探究特殊儿童家长创伤后成长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采用一般人口统计学调查表和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188例特殊儿童家长进行调查。结果:特殊儿童家长PTG总分为(61.37±13.96)分;不同性别的特殊儿童家长在创伤后成长总分(F=6.561,P0.05)以及新的可能维度(F=8.648,P0.01)、个人力量维度(F=8.456,P0.01)、精神变化维度(F=6.082,P0.05)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特殊儿童家长社会支持总分为(36.60±7.60)分,创伤后成长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439,P0.01);回归分析显示,主观支持维度是影响特殊儿童家长创伤后成长的重要因素。结论:特殊儿童家长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加其被支持的主观体验,有利于提高特殊儿童家长创伤后成长水平。     

军队驾驶员特质应对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探讨军队驾驶员的特质应对方式及其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心理干预,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以特质应对方式问卷(CSQ)测评390名驾驶员特质应对方式。结果驾驶员积极特质应对方式得分显著低于常模(t=-26.41,P<0.01),消极特质应对方式得分显著高于常模(t=36.56,P<0.05),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已婚者的积极特质应对方式得分高于未婚者(t=7.78,P<0.01);相关分析显示,军队驾驶员的文化程度与消极应对方式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121,P<0.01),交通差错与消极特质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107,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仅文化程度被纳入消极特质应对方式的回归方程(t=2.396,P=0.017)。结论军队驾驶员的特质应对方式较一般人群消极,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交通差错是影响驾驶员特质应对方式的主要因素。     

大学新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新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学校适应的关系。方法采用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及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对256名大学新生进行测量。结果①大学新生学校适应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r=0.325~0.595;P均<0.01),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r=-0.595~-0.290;P均<0.01);②大学新生学校适应总分及各维度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66~0.492;P均<0.01);③社会支持不仅直接影响大学新生学校适应(路径系数为0.456,P<0.001),还通过积极应对间接影响大学新生学校适应(路径系数为0.509;P<0.001)。结论积极应对在社会支持和大学新生学校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探讨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社会事件对抑郁症的影响

目的 观察抑郁症患者在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以及生活事件方面与健康人的差异。方法 选取2018年9月~2019年2月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心理科住院的抑郁症患者30例作为病例组。另选取同时期本院健康体检者30例为对照组。使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社会支持量表（SSRS）以及生活事件量表（LES）进行测评并比较。结果 病例组SCSQ总分及积极应对方式得分小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SSRS总分及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LES总分及家庭生活、社交及其他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来自家庭生活方面和社交方面的刺激事件可能更容易引起抑郁症的发生,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提高患者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以及在处理事件中选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将有助于降低抑郁症的发生。     

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的:探讨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应对方式问卷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347名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研究。结果:1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呈显著相关(r=0.37,P0.01);2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22,P0.01);3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总分相关性显著(r=-0.53,P0.01);4以心理健康总分为因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自责、幻想和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有预测作用(R2=0.308,P0.05)。结论:服刑人员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     

高三学生自我和谐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目的考察高三学生自我和谐以及应对方式的基本情况,了解高三学生自我和谐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方法采用自我和谐量表(SCCS)及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邯郸市9所高中82名高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农村学生在自我和谐总分、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量表分上低于乡镇、城市学生,具有统计学意义(d=8.680,P<0.05);②积极应对与自我和谐呈显著负相关(r=-0.307,P<0.01),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呈显著负相关(r=-0.37,P<0.01);消极应对与自我和谐总分呈正相关(r=0.228,P<0.05),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呈正相关(r=0.282,P<0.05);③积极应对方式对自我和谐总分、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有负向预测作用(B eta=-0.278,t=-2.615,P<0.05;B eta=-0.334,t=-3.256,P<0.01);消极应对方式对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有正向预测作用(B eta=0.231,t=2.248,P<0.05)。结论自我和谐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一定联系,特质应对方式对自我和谐有一定预测作用。     

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互关系。方法:对214名大学生进行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情感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测试。结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也呈显著的正相关,而消极应对方式仅与负性情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而消极应对方式仅与主观支持呈显著的负相关;男女生在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上差异显著,在应对方式上差异不显著;不同年级在社会支持上差异显著,而在主观幸福感以及应对方式上差异不显著。结论: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良好的社会支持和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珠三角地区青少年未来取向与学习倦怠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应对方式在中职生未来取向与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为减少中职生学习倦怠感提供实证依据和支持。方法:采用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对700名广东省珠三角地区中职生进行调查。结果:学习倦怠与未来取向的3个因子未来认知、未来情感和未来意志行为均呈负相关(r=-0.10,-0.08,-0.43;P0.05),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r=-0.21,P0.01),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r=0.17,P0.01);消极应对与未来认知、未来情感和未来意志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0.28,-0.25,-0.12;P0.05),积极应对与未来认知、未来情感和未来意志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40,0.28,0.48;P0.01),积极应对在未来认知与学习倦怠的关系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Z=-2.75,P0.01)。结论:中职生的未来认知通过积极应对方式从而降低其学习倦怠水平。     

实习护生自测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的相关

目的:探讨某军队医院实习护生自测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现状及相关性,为提升护生健康、提高临床教学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取方便抽样,选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 V1.0)、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某军队3级甲等医院242名实习护生实施问卷调查。结果:(1)242名实习护生自测健康总分与3个子量表得分均高于国内常模(t=9.38,P0.01);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社会支持、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3个维度的实际值/理论值均70%,其中得分最低的是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维度;(2)实习护生积极应对方式高于常模(t=8.72,P0.01),消极应对方式低于常模(t=-14.02,P0.01);(3)积极应对方式与自测健康的总分和3个子量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322,0.213,0.284,0.288;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自测健康的总分和3个子量表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311,-0.162,-0.299,-0.292;P0.01)。结论:与常模比较,实习护生自测健康水平较好,但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社会支持、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3个维度的健康状况有待进一步提高。实习护生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较多,消极应对方式较少,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越多,健康状况越好。     

首发与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父父、母母心理健康、应对方式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首发与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父父、母母及首发患者父母心理健康、应对方式。方法:将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186例,按患者首发与复发分为父父、母母和首发父母3组,分别测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首发父亲组SCL-90除抑郁、敌对、偏执及其他与复发父亲组无差异外(P0.05),其余各因子及总分均高于复发组(t=1.884~5.613,P0.05或0.01),消极应对高于复发组(t=4.154,P0.01);首发母亲组SCL-90除敌对、恐怖与复发母亲组无差异外(P0.05),其余各因子及总分均高于复发组(t=2.011~5.942,P0.05或0.01),积极无差异(P0.05),消极应对高于复发组(t=4.672,P0.01);首发父、母组间SCL-90除恐怖、其他无差异外(P0.05),其余各因子及总分父亲低于母亲(t=-1.774~-5.120,P0.05或0.01),积极应对无差异(P0.05),消极应对父亲低于母亲(t=-1.783,P0.05)。结论: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心理健康水平低,应对方式简单消极,母亲的心理健康更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