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

目的:本文采用元分析技术探讨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通过文献搜索整理筛选后共有51篇文献85个独立研究样本符合元分析要求(n=19470),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元分析。结果: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378,P0.05),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351,0.458;P0.05),与消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r=-0.307,P0.05)。元分析调节效应检验发现,被试国籍、文献级别与类型、EI测量工具、被试身份对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均具有调节效应。结论:情绪智力可能是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值得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正念与自尊的关系:情绪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正念、情绪和自尊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及情绪在正念与自尊间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五因素正念量表中文版(FFMQ)、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PANAS)和自尊量表(SES)对391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正念、积极情绪和自尊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421,0.528,0.507;P0.01),正念与消极情绪显著负相关(r=-0.362,P0.01),消极情绪和自尊间也显著负相关(r=-0.396,P0.01);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正念对自尊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13,P0.01);③情绪在正念和自尊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33.17%、22.03%、55.20%。结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正念与自尊间存在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正念能够通过改善个体的情绪,进而提升个体的自尊水平。     

名字喜爱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自尊在名字喜爱度和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中国科学院大学在校生641人[男368人,女247人;年龄17-27岁,平均年龄为(22.46±2.02)岁]。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包括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和名字喜爱度问卷进行测量。结果:名字喜爱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自尊水平之间均呈正相关(r=0.15~0.31,均P0.001),名字喜爱度与消极情绪间呈负相关(r=-0.12,P0.01)。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间均呈正相关(r=0.39~0.47,均P0.001),与消极情绪间呈负相关(r=-0.41,P0.001)。自尊在名字喜爱度与生活满意度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自尊在名字喜爱度与积极情绪和名字喜爱度与消极情绪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个体对自己名字的喜爱度可以通过自尊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大学生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应对方式在大学生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所起的潜在中介作用,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方法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Rosenberg自尊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286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探讨应对方式在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结果相关分析发现自尊和积极应对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r=0.15~0.42,P0.05);自尊与消极情绪显著负相关(r=0.48,P0.001);消极应对方式与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r=0.30,P0.001);自尊与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r=0.27,P0.001),与消极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r=-0.23,P0.001)。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消极应对在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β=0.08,P0.05)。结论自尊既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消极应对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大学生情绪表达冲突与抑郁间的作用

目的:探讨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大学生情绪表达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情绪表达冲突问卷(AEQ)、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和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3)测量了428名大学生,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1)情绪表达冲突与消极认知情绪调节、抑郁得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44、0.35,P0.001);领悟社会支持与情绪表达冲突、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抑郁得分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0.11,P0.05;r=-0.16,P0.01;r=-0.38,P0.001),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抑郁得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42,P0.001);(2)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在情绪表达冲突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55.3%和10.6%。结论:情绪表达冲突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     

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情绪应对策略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与情绪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大学生情绪应对策略问卷、人格五因素问卷、控制源测量问卷、生活定向测验和应对效能量表,对612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 1相关分析表明,5个人格变量与积极情绪的调节和情绪加工都有显著的相关(r=0.145~0.446,P0.01),神经质、外倾性与情绪表达存在显著相关(r=0.193,0.282;P0.01),神经质、外控性、乐观倾向与消极情绪的调节存在显著相关(r=0.183~0.261,P0.01);2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对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的调节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0.263、0.299,P0.001),外倾性对4种情绪应对策略均有显著预测作用(β=0.094~0.444,P0.001),控制源、乐观倾向对积极情绪的调节和消极情绪的调节都有显著预测作用(β=0.079~0.217,P0.001),应对效能则可以显著地预测积极情绪的调节、情绪加工和情绪表达策略(β=-0.089~0.314,P0.001)。结论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对情绪应对策略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     

儿童主观幸福感和同伴关系的相关性

目的:主要探讨儿童主观幸福感与同伴关系的相互关系。方法: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同伴提名法对242名小学生进行测量。结果: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在性别(F=4.377,P0.05)和年级(F=3.861,P0.05)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同伴交往状况与主观幸福感有密切联系,同伴关系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r=0.270,P0.01),与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r=0.210,P0.01),而与消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r=-0.155,P0.05)。结论:小学生在同伴中的接纳度越高,越能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和较少的消极情绪,同伴关系是影响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生活事件:情绪智力的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情绪智力在主观幸福感与生活事件之间的作用模型。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师范大学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69名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生活事件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情绪智力均呈显著负相关(r=-0.33,P0.01;r=-0.16,P0.01),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0.26,P0.01);2表达情绪能力能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β=0.28,P0.01);3理解和推理他人情绪的能力在主观幸福感—生活事件中起缓冲效应(β=-0.26,P0.01),即较低或者中等程度的理解和推理他人情绪的能力能缓解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结论大学生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生活事件既存在主效应,又存在缓冲效应。     

社会支持在大学生抑郁情绪和童年创伤之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抑郁情绪和童年创伤之间的关系。方法:使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社会支持量表(SSRS),童年创伤问卷(CTQ-SF)3个量表对566名大学生集体实施测试。结果:大学生抑郁情绪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负相关(r=-0.273,P0.01),与童年创伤成显著正相关(r=0.273,P0.01);社会支持与童年创伤显著负相关(r=-0.260,P0.01);在社会支持在童年创伤和抑郁情绪之间中介效应的检验中,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24.46%,13.77%。结论:童年创伤对大学生抑郁情绪产生直接的影响,也会通过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抑郁情绪产生影响。     

军校学员组织支持、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目的:讨论组织支持对军校学员自尊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分析,探讨自尊在组织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提升军校学员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水平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组织支持量表、罗森博格自尊量表与主观幸福感量表对某军校403名在读本科生进行测量。结果:(1)本科生组织支持(F=2.57,P0.05)、自尊(F=3.48,P0.05)、生活满意度(F=27.06,P0.01)、积极情感(F=22.05,P0.01)和消极情感(F=7.86,P0.01)年级差异显著;(2)组织支持与自尊(r=0.31,P0.01)、生活满意度(r=0.28,P0.01)、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r=0.30,P0.01),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r=-0.15,P0.01)。自尊与生活满意度(r=0.38,P0.01),积极情感(r=0.37,P0.01)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r=-0.22,P0.01);(3)自尊能够部分地中介组织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组织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33.24%是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实现的。结论:军校学员的组织支持感能显著地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自尊在其中承担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一步验证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网络社会支持问卷、自尊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2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男性大学生在网络社会支持的信息支持维度得分低于女性大学生(t=-2.312,P0.05),工具性支持维度得分高于女性大学生(t=2.567,P0.05);(2)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在专业和年级上均没有显著差异;(3)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有显著正相关(t=0.191,0.167,0.203;P0.001),与消极情感相关不显著;(4)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自尊显著正相关(r=0.110,P0.05);(5)自尊与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r=0.518,0.364,0.479;P0.001),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r=-0.293,P0.001);(6)自尊对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分别起中介作用,对网络社会支持与消极情感不起中介作用。结论: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并且自尊在这两者中间起了中介作用。     

本科护生情绪智力、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本科护生情绪智力、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方法:对蚌埠医学院和皖南医学院958名本科护生采用情绪智力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本科女护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得分高于本科男护生,但本科男护生消极情感得分显著高于本科女护生(t=4.01,P0.01);本科护生在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得分从一年级至四年级逐渐递增,不同年级的本科护生在生活满意度(F=11.78,P0.01)、积极情感(F=12.32,P0.01)、消极情感上有差异(F=11.26,P0.01);2情绪智力、领悟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以及积极情感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27~0.58,P0.01),情绪智力、领悟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33~-0.38,P0.01);3领悟社会支持是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之间的中介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在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1本科护生主观幸福感较好,心理健康状况良好;2本科护生通过合理感知、调节、控制和运用情绪去解决实际问题、拥有更好的人际交往,最终增加幸福感体验。     

家庭无效环境与青少年自伤: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家庭无效环境与青少年自伤之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家庭无效环境问卷、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对2800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中筛选出1066名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家庭无效环境与青少年自伤水平显著正相关;(2)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在家庭无效环境与青少年自伤中起中介作用;(3)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对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结论:在家庭无效环境与青少年自伤的关系中,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起中介作用,而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调节着这种中介作用。     

职业压力与消防官兵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消防官兵应对方式在职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秦皇岛地区161名消防官兵,年龄18~32岁,平均(22.4±2.9)岁,采用消防官兵职业压力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调查。使用回归分析与Bootstrap程序对应对方式在职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职业压力得分与主观幸福感、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的负相关(r=-0.625~0.423,P0.01),而与消极应对方式则呈显著的正相关(r=0.233,P0.01);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r=0.517,P0.01),而消极应对方式则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r=-0.269,P0.01)。消防官兵的职业压力对积极应对方式有负向预测作用(β=-0.420,P0.001);积极应对方式在主观幸福感与职业压力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1.3%。结论:职业压力不仅能直接影响消防官兵的主观幸福感,还能通过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消防官兵的主观幸福感。     

大学生神经质人格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主观幸福感和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认知失败在神经质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以1953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认知失败问卷、手机依赖指数量表进行测试。结果:①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r=-0.70,P0.001),与认知失败和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r=0.62,P0.001;r=0.54,P0.001);主观幸福感与认知失败和手机依赖均显著负相关(r=-0.57,P0.001;r=-0.46,P0.001);认知失败与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r=0.54,P0.001);②主观幸福感在神经质与手机依赖间具有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7,占总效应的11.86%;③认知失败在神经质与手机依赖间具有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5,占总效应的25.42%;④主观幸福感与认知失败在神经质与手机依赖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9,占总效应的15.25%。结论:神经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手机依赖,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和认知失败间接作用于手机依赖。     

时间心理账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

目的:研究时间心理账户特征、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修正的时间心理账户特征问卷、成人时间管理倾向量表、Compell幸福感量表对275名被试进行测量;采用SPSS 22.0与AMOS 17.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时间心理账户损失规避和非替代性与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在0.18-0.60之间,P0.01),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19,0.13,P0.01);时间心理账户灵活性与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在0.17-0.20之间,P0.01),与主观幸福感没有相关性(r=0.047,P0.05);时间价值感在损失规避和非替代性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时间监控观及时间效能感在时间心理账户损失规避与非替代性对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了时间管理倾向是时间心理账户特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结论:时间心理账户特征通过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影响主观幸福感。     

网际趣缘群体成员的群体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目的:探讨网际趣缘群体成员的群体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法:本研究采用了青少年群体认同问卷、Diener主观幸福感量表,对绵阳市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回收有效数据590份。结果:①网际趣缘群体成员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维度男生大于女生(t=3.274,2.670;P0.01),存在显著性差异;②网际趣缘群体成员的认同感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r=0.283,-0.193,0.136;P0.01)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③在网际群体认同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中,积极情绪起到了中介作用,影响青年网际趣缘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中介效应占比25.18%。结论:网络群体主主要通过影响个体的积极情感体验来影响生活满意度。     

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弹性、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毕业生心理弹性、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随机抽取了5所高校的560名大学毕业生,对其施测心理弹性量表、积极消极情绪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结果①心理弹性与积极情绪(r=0.489,P0.01)和总体幸福感(r=0.541,P0.01)正相关,心理弹性与焦虑(r=-0.468,P0.01)和抑郁(r=-0.601,P0.01)负相关,积极情绪与焦虑(r=-0.230,P0.01)、抑郁(r=-0.392,P0.01)负相关,积极情绪与总体幸福感正相关(r=0.432,P0.01);②积极情绪能够部分中介心理弹性和抑郁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弹性和总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当积极情绪进入回归方程时,心理弹性对抑郁的预测效应从-0.601降至-0.538,心理弹性对总体幸福感的预测效应从0.541降至0.433。结论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弹性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应是通过积极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     

信访干部工作满意度、幸福感、积极情绪及心理健康

目的探讨信访干部工作满意度、幸福感、积极情绪、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其之间关系。方法方便选取陕西省部分城市信访干部191名,对其施测工作满意度、总体幸福感、情绪量表与SCL-90量表。结果①信访干部的工作满意度较高,幸福感较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体验较少,心理健康状况较好;②信访干部的心理健康与工作满意度(r=-0.668,P>0.01)、幸福感(r=-0.298,P<0.01)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r=0.769,P<0.01);工作满意度、消极情绪对心理健康的回归效应显著(t=-5.309,10.175,P=0.000);③工作满意度是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变量(β=0.50,P=0.000)。结论消极情绪和工作满意度是影响信访干部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大学生社会支持、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社会支持、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法：采用社会支持、心理控制源及主观幸福感问卷对376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①社会支持、心理控制源与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以及积极情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在0．17至0．36之间，P〈0．01）；社会支持、心理控制源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r=-0．20，r=-0．26，P〈0．01）。②社会支持对心理控制源和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回归效应显著（β=0．52，β＝0．71）；③心理控制源在社会支持的基础之上对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回归效应显著（β=0．64），是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结论：社会支持通过心理控制源的中介影响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