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浆置换治疗肾移植术后抗体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的疗效观察

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治疗肾移植术后抗体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的效果. 方法 2011年1月至2013年9月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后发生抗体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患者5例,男2例,女3例.年龄41252岁,平均46岁.术前诊断均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行规律血液透析.术后采用环孢素[5 mg/(kg·d)]或他克莫司[0.1 mg/(kg·d)],以及吗替麦考酚酯(1.5 g/d)和糖皮质激素行免疫抑制治疗.术后2周内均经移植肾穿刺病理检查及血清供者特异性抗体测定诊断为抗体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予甲泼尼龙(1 000 mg/d)和抗淋巴细胞球蛋白(250 mg/d)治疗无效,在环孢素[5 mg/(kg·d)]或他克莫司[0.1 mg/(kg·d)],以及吗替麦考酚酯(1.5 g/d)和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治疗的基础上,5例患者均分别行血浆置换7次.4例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术前血清肌酐为(784±154) μmol/L,术后2周内开始进行血浆置换;1例原发病为抗肾小球基底膜肾病,术前血清肌酐水平为935 μmol/L,术后35 d开始进行血浆置换. 结果 4例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分别经7次血浆置换治疗后排斥反应得到逆转,肾功能恢复良好,随访3个月时血清肌酐水平为(113±12) μmol/L.原发病为抗肾小球基底膜肾病患者,血浆置换后排斥反应未得到纠正,移植肾功能未恢复,随访3个月时血清肌酐水平524 μmol/L,继续血液透析治疗,随访12个月时血清肌酐水平758 μmol/L,超声检查示移植肾萎缩,予口服他克莫司0.5mg/d治疗. 结论 2周内应用血浆置换能有效地逆转肾移植术后患者抗体介导的急性排斥反应.     

抗体介导的小鼠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动物模型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是影响远期移植肾存活的首要原因, 相关领域的研究正成为热点。小鼠肾移植急性AMR模型可应用于研究移植肾AMR的发生机制、诊断标识、预防和治疗策略。目前国际上已报道数种小鼠肾移植急性AMR模型的建立方法, 但国内尚缺乏相关研究。本文对小鼠肾移植急性AMR模型的建立方法作一总结, 并对该模型的特点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加以探讨, 为需要应用这一模型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肾移植受者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治疗

随着抗体检测技术的发展和C4d等抗体介导免疫损伤标志物的发现，抗HIJA抗体和非HLA抗体在急性排斥反应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MR）又称为体液性排斥反应，是由抗供体HLA分子、血ABO同种凝集素或内皮细胞抗原抗体介导的一类排斥反应。在急性AMR过程中，高效价的抗体导致补体系统的激活和移植物内皮组织的溶解性损伤。     

移植肾慢性活动性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研究进展

有效控制排斥反应是临床肾移植获得成功的基石之一。结合临床和病理学表现,排斥反应的经典类型包括超急性排斥反应、加速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1-2])。随着Banff分类的更新,2005年依据效应机制的不同,将排斥反应分为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T cell mediated rejection,TCMR)和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AMR)^([3])。     

肾移植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的临床病理特征及个体化免疫治疗研究

目的  探讨肾移植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的临床病理特征与个体化免疫治疗策略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 在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肾移植科收治的32例肾移植术后经病理确诊的AMR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不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 采取相应的免疫干预措施,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测定肾功能、群体反应性抗体(PRA)及血清免疫球蛋白(Ig)G、IgA、IgM水平, 并观察不良反应。结果  本组患者中急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AMR)18例, 慢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CAMR)14例; PRA阳性患者13例, 其中8例(62%, 8/13)为供体特异性抗体, 5例(38%, 5/13)为非供体特异性抗体。早期AAMR的主要病理表现为急性肾小管坏死(ATN)样改变, 管周毛细血管炎及小球炎, 动脉纤维素样坏死, C4d在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PTC)呈线性沉积, 免疫球蛋白或C3在动脉壁沉积。CAMR的病理表现为肾小球病样改变, PTC基底膜分层, 动脉内膜纤维增厚, C4d在PTC弥漫沉积。经治疗, 肾功能恢复正常20例(63%, 20/32), 肾功能稳定7例(22%, 7/32), 血清肌酐(Scr)呈缓慢升高5例(16%, 5/32), 其中2例(2/5)回归血液透析, 3例(3/5)尚不需透析治疗, 无1例死亡。治疗后血尿素氮(BUN)、Scr、PRA及血清IgG、IgA、IgM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均为P < 0.01)。治疗期间未见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肾移植术后AMR可表现为AAMR或CAMR。AMR诊断的金标准是移植肾病理活组织检查, 治疗AMR的关键措施是及时采取有效的个体化免疫治疗方案。     

移植肾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是移植肾排斥反应的一种重要类型,也是导致移植肾丢失的首要原因。与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相比,AMR临床症状重、救治困难、预后差,越来越受到移植科医师的重视。本文就AMR的发病机制进行综述,从抗体生成、免疫激活、移植肾功能障碍等方面简要介绍相关研究进展。     

肾移植术后中远期急性排斥反应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中远期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AR)发生影响因素及移植肾生存情况。 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因血清肌酐水平升高而接受移植肾病理活检并确诊移植肾AR受者临床资料,共纳入43例受者,其中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17例,急性T细胞排斥反应组26例;同时纳入同期(2周内)肾移植且移植肾功能正常的39例受者为对照组。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进行生存分析,并采用log-rank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HLA-A错配2个比例(4/17)高于对照组(1/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和急性T细胞排斥反应组AR发生时和末次血清肌酐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均高于AR发生前(P均<0.05);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和急性T细胞排斥反应组AR发生时和末次血清肌酐和eGFR均高于对照组(P均<0.05);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进入慢性肾脏病(CKD)-4期受者比例低于急性T细胞排斥反应组(χ²＝5.73,P<0.05);急性T细胞排斥反应组进入CKD-4期受者比例以及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移植肾失功比例均高于对照组(χ²＝17.727和9.882,P均<0.05)。AR发生时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和急性T细胞排斥反应组受者均接受PRA检测,前者PRA-Ⅰ和PRA-Ⅱ阳性比例分别为41.2%(7/17)和88.2%(15/17),均高于后者[11.5%(3/26)和26.9%(7/2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42,P<0.001)。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急性T细胞排斥反应组及对照组术后分别有13、24和38例受者应用他克莫司。发生AR时,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他克莫司血药浓度[(3.72±0.76)ng/mL]与急性T细胞排斥反应组[(3.37±0.86)ng/mL]均低于对照组[(5.73±1.25)n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与急性T细胞排斥反应组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均低于发生AR前[(6.27±1.18)和(6.33±1.63)n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7.120和6.216,P均<0.05)。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4例受者应用以环孢素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其中3例术后33、36和55个月环孢素血浓度分别为112.4、138.3和7.0 ng/mL,均低于要求血药浓度。急性T细胞排斥反应组2例应用环孢素受者术后16和177个月环孢素血药浓度分别为43.2和24.6 ng/mL,均低于要求血药浓度。随访至2021年6月30日,急性抗体排斥反应组移植肾生存率低于对照组(χ²＝8.738,P<0.05)。 结论HLA-A位点错配及他克莫司低血药浓度是肾移植术后中远期诱发AR的重要原因。急性抗体介导排斥反应是移植肾生存重要影响因素。     

肾移植受者术前血清抗血管内皮细胞抗体与急性排斥反应的关系

目的 研究肾移植受者术前血清抗内皮细胞抗体（AECA）的水平对术后6个月内发生急性排斥（AR）的预测作用。 方法 将1998年12月至2003年8月在本中心行同种异体肾移植并存有血标本的495例受者纳入研究。回顾总结术后6个月内AR发生情况及相关资料。健康对照（阴性对照）40例。采用细胞-ELISA法,以EA.hy926细胞（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株）为底物检测血清AECA水平。结果采用比值表示,P（患者）/N（阴性对照）=（A患者标本-A空白对照）/（A阴性对照-A空白对照）。P/N大于健康对照组均值加2个标准差者为阳性。 结果 495例患者血清中,AECA阳性93例（18.8%）。维持血透时间大于12个月患者血清AECA水平（1.43±0.37）显著高于未透析患者（1.27±0.32,P = 0.013）及维持血透时间≤12个月患者（1.31±0.32,P = 0.029）。血清AECA水平与透析时间呈正相关（r = 0.218,P = 0.018）。AECA阴性、阳性患者术后6个月内AR发生率分别为23.4%、38.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2）。AECA阳性患者细胞性AR、体液性AR的发生率均显著升高（P = 0.035,P = 0.002）。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ECA阳性、群体反应性抗体（PRA）≥10%、高淋巴毒反应为发生AR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OR）分别为2.056、1.751、1.764（P值分别为0.004、0.029、0.050）。 结论 肾移植受者术前血清AECA阳性预示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风险增加。术前血清AECA水平随透析时间延长而升高。     

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激活的抗体介导的体液排斥反应--肾移植体液排斥反应的新发现

尽管肾移植的临床效果有了很大的提高，移植物排斥反应仍然是影响肾移植存活的一个主要问题。移植物排斥反应通常被认为是T淋巴细胞介导的，但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体液免疫应答机制在移植物的排斥反应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超急性排斥反应中抗体介导引起的移植物损伤即是典型的体液排斥，当超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时，高滴度的抗HLA抗体可以被检测到。实际上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也被称为体液或血管排斥反应，被认为在三分之一的急性排斥反应中起到关键作用。急性体液排斥反应治疗较为困难，具有抵抗性，最后结局往往导致移植物的功能丧失。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由于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检测技术的突破，移植后产生的抗体对移植物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量证据证明了抗体与排斥反应尤其是慢性排斥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就器官移植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MR）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讨论如下。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与临床

随着器官移植体液免疫理论的发展与抗体检测技术的进步,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已逐渐被认识和引起关注。其治疗难度大、逆转率较低,已成为导致移植物失功的重要原因。本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MR的免疫机制、诊断与防治进展,以及供者特异性抗体的检测技术和临床意义,从而提出供者特异性抗体是引起移植物排斥反应特别是慢性排斥反应的主要原因,移植受者需常规监测抗体以利及时干预和治疗。     

肾移植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移植外科、移植病理学以及移植免疫学的研究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促进了人们对器官移植排斥反应机制、诊断及治疗的认识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Halloran等（[1-2]）确立了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抗体在移植肾排斥反应损伤中的重要作用。     

小鼠心脏移植急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模型的建立和分析

目的  建立小鼠心脏移植急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模型并分析其特点。方法  建立小鼠皮肤移植和心脏移植模型。根据处理方法不同分为同系对照组、非致敏组、预致敏组和预致敏+环孢素组（每组供、受体各9只）。观察各组移植物存活时间、供体特异性抗体（DSA）水平和病理学表现,分析其排斥反应的特点。结果  同系对照组小鼠心脏移植物在3个月观察期内均长期存活,非致敏组、预致敏组和预致敏+环孢素组心脏移植物存活时间分别为（7.0±0.7）d、（2.6±0.5）d和（5.0±0.7）d,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 < 0.01）。预致敏组在心脏移植术后3 d、预致敏+环孢素组在心脏移植术后5 d DSA水平均较基础值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P < 0.01）。非致敏组病理学表现为心肌细胞破坏,形成间质炎,C4d少量沉积,CD3细胞大量浸润;预致敏组和预致敏+环孢素组病理学表现为心肌细胞破坏,形成毛细血管炎,C4d大量沉积,但是前者CD3细胞浸润多于后者。结论  利用不同品系间小鼠皮肤移植和心脏移植的基础上加用环孢素可成功建立实用性强的小鼠心脏移植急性AMR模型,为后续AMR的发病机制和干预研究提供基础。     

肾移植术后抗体监测和移植肾病理学检查有助于早期诊断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

目的 分析肾移植术后抗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抗体监测和移植肾穿刺病理学检查早期诊断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的必要性。 方法 筛选51例术后产生新生供体特异性抗体(dnDSA)的受者,检测供体特异性抗体(DSA)及其结合C1q的能力,同时进行移植肾穿刺病理诊断。对于符合AMR诊断的受者,比较分析移植肾功能不稳定组和稳定组受者的DSA类别、补体结合能力和移植肾病理组织Banff评分。对无排斥反应组、移植肾功能不稳定组和稳定组受者的移植物进行Kalan-Meier生存分析。 结果 在移植肾功能不稳定组和稳定组受者中,HLA抗体的不同类别、DSA的平均荧光强度(MFI)值、补体相关检测C1q结合力和C4d管周毛细血管沉积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在组织形态学损伤方面,两组在微血管炎、动脉内膜炎、肾小管-间质炎、移植肾小球病、肾小管萎缩-间质纤维化等表现的Banff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移植肾功能不稳定组受者移植物累积存活率显著低于稳定组,稳定组明显低于不符合排斥病理诊断的受者(P=0.002)。 结论 肾移植术后定期监测抗HLA抗体和做移植肾病理穿刺检查非常必要,有助于早期发现和诊断AMR。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的研究进展

随着免疫抑制剂的研发，肾移植1年的人／肾存活率已经达到90％以上，但移植肾的长期存活率并未因此得到明显改善。美国肾脏数据库（the United States Renal Data System，USRDS）资料显示，美国每年有近5000例移植肾失功，是导致终末期肾脏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第四大病因。     

肾移植术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合并膜性肾病

目的观察肾移植术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MR)合并膜性肾病的临床病理特点,以及膜性肾病可能的发病机制。方法回顾性分析了临床确认的2例肾移植术后AMR合并膜性肾病(membranous nephropathy,MN)患者。总结2例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病理特点和预后,并对比2例患者之间的异同。结果 2例患者的临床表现均为尿蛋白及血肌酐升高,血清中存在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specific antibody,DSA),肾脏病理光镜下可见肾小球炎、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炎,免疫荧光示IgG沉积,呈颗粒状沉积于血管袢;免疫组织化学示人类白细胞抗原-DR(human leukocyte antigen-DR,HLA-DR)抗原染色阳性,电镜下示肾小球足细胞足突广泛融合,基膜上皮侧中-高电子密度的致密物沉积,肾小球袢腔内偶见单核细胞浸润。病例1原发病为膜性肾病,血清抗磷脂酶A2抗体阳性,肾组织中血清抗磷脂酶A2受体(serum anti-phospholipase A2 receptor,PLA2R)阳性;而病例2原发病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LA2R抗体阴性,肾组织中PLA2R阴性。结论肾移植术后AMR与MN可同时存在;二者临床及光镜下病理表现相似,但是血清中PLA2R抗体和肾组织中PLA2R抗体染色存在差别,有助于鉴别可能不同的发病机制。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病理学研究概要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是近来获得公认的导致移植物失功能的主要因素，其临床诊断需要结合移植物功能检测、受者血清供者特异性抗体检测和移植物活组织检查病理学观察及C4d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予以综合判断。其中病理学诊断是不可或缺的手段。本文简述了AMR近来的研究历程和其在主要移植器官内的基本病理学变化特征。移植肾、心脏等主要移植器官发生AMR时可见明显的毛细血管床部分C4d沉积，而移植肝往往C4d沉积不明显。鉴于临床C4d阴性AMR，近来研究较多集中于利用蛋白组学等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协助诊断AMR和寻找新的诊断标志物，移植肝AMR特殊病理学特征如中央静脉炎的意义和C3d、C4d协同染色在移植心脏AMR诊断中的作用。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与临床（附视频）

随着器官移植体液免疫理论的发展与抗体检测技术的进步,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已逐渐被认识和引起关注。其治疗难度大、逆转率较低,已成为导致移植物失功的重要原因。本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MR的免疫机制、诊断与防治进展,以及供者特异性抗体的检测技术和临床意义,从而提出供者特异性抗体是引起移植物排斥反应特别是慢性排斥反应的主要原因,移植受者需常规监测抗体以利及时干预和治疗。     

肾移植超急性排斥反应13例次分析

报告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９９４年１２月间共做尸体肾移植５７０例次，其中发生超急性排斥反应（ＨＡＲ）１１例１３例（１３例次），均经病理证实，发生率为２．３％。移植肾于术中或术后短期予以摘除。并结合临床资料对ＨＡＲ的发生机理、危险因素、鉴别诊断及预防等进行分析，认为ＨＡＲ的发生与受者体内的预存抗体有关，反复输血、多次妊娠、再次肾移植是ＨＡＲ的诱发因素，术前系统、准确的配型有助于减少ＨＡＲ的发生。     

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的早期诊断

急性排斥反应是肾移植术后的重要并发症,也是导致移植物失功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本文就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病机理、临床表现、实现室检查和诊断方法进行了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