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HIV/HCV共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安徽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共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综合管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安徽省阜阳市接受抗病毒治疗1年以上的HIV/HCV共感染者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患者的一般信息和服药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其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256例HIV/HCV共感染者在过去1个月内抗病毒治疗的服药不依从率为34.0%,结婚年限较长（OR=3.049,95%CI：1.435~6.481,P=0.004）、抗病毒治疗时间较长（OR=1.803,95%CI：1.251~2.599,P=0.002）和饮酒者（OR=2.512,95%CI：1.152~5.478,P=0.021）抗病毒治疗依从性较差,而女性（OR=0.180,95%CI：0.089~0.366,P<0.001）和设置服药提醒者（OR=0.315,95%CI：0.159~0.626,P=0.001）的抗病毒治疗依从性较好。结论 降低社会公众的艾滋病歧视和提高HIV/HCV共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信心,是改善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的关键。     

苏州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疗效分析

目的 评价苏州市经男男同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病毒(HIV)者(MSM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效果。方法 收集于2005-2014年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MSM感染者随访数据,分析其HIV病毒抑制、免疫学应答和生存情况。结果 接受治疗的MSM感染者共735例,平均年龄为(36.5±10.5)岁。治疗后12、24、36和48个月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0.99、0.97、0.97和0.97。治疗后免疫应答比例为88.0%,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平均增长161个/mm³,治疗时间在12个月内(OR:0.30,95%CI:0.16,0.55)、13~24个月内者(OR:0.43,95%CI:0.23,0.84),免疫学应答比例低于治疗24个月以上者。治疗后86.8%的MSM感染者病毒完全抑制,治疗时间在12个月内(OR:0.31,95%CI:0.14,0.66)、13~24个月内者(OR:0.39,95%CI:0.21,0.74)病毒完全抑制比例低于治疗24个月以上者。结论 苏州市MSM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疗效较好,应加强服药初期感染者的管理和监测,以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天津市男男性途径感染HIV者新近感染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天津市经男男性途径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者中新近感染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2013-2015年天津市经男男性途径感染HIV者人口学资料,采用BED捕获酶联免疫法（BED capture enzyme immunoassay,BED-CEIA）进行新近感染判定,计算HIV-1新近感染比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新近感染影响因素。结果 2013-2015年天津市累积报告发现经男男性途径感染HIV者1 474例,495例被判定为新近感染,HIV-1新近感染率为45.7%。3年间HIV-1新近感染者人口学构成基本保持稳定（均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25岁以下年龄组（OR=1.639,95%CI：1.089~2.466）、高中（OR=1.460,95%CI：1.059~2.013）和大学（OR=1.392,95%CI：1.003~1.931）文化程度、学生（OR=1.984,95%CI：1.144~3.442）感染者是HIV-1新近感染的可能性更高;通过自愿检测咨询（OR=3.658,95%CI：2.393~5.590）、性病门诊（OR=3.784,95%CI：2.262~6.329）、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专题调查（OR=4.021,95%CI：2.700~5.987）和无偿献血者筛查（OR=5.192,95%CI：2.775~9.712）发现的感染者为新近感染的可能性较高。结论 天津市经男男性途径感染HIV者中新近感染比例较大,应重点加强对25岁以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和学生中MSM主动监测,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宣传干预措施,以减少二代传播。     

1 166例男男性行为者HIV、梅毒感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索男男性行为人群(MSM)中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对早期抗病毒治疗的可接受性及其影响因素, 为推动上海市MSM人群治疗作为预防(TasP)策略实施提供依据。方法选择2015年1月—2017年6月上海市静安区新发现的、未开始治疗的且愿意配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的男男性传播HIV感染者共193例,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行为学特征、目前身体状况、抗病毒治疗知识、对早期抗病毒治疗的认知情况及接受意愿等。结果男男性传播HIV感染者对艾滋病早期抗病毒治疗政策的知晓率为14.5%,HIV感染者早期抗病毒治疗的接受率为82.4%。是否知晓早期抗病毒治疗的相关知识均与是否愿意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显著相关(P值均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认为艾滋病目前可以治愈(OR=4.60,95%CI：1.45~14.61)、认为早期抗病毒治疗可以延缓发病(OR=4.58,95%CI：1.11~18.94)和认为可以预防性伴/配偶被感染(OR=3.56,95%CI：1.29~9.78)的HIV感染者更倾向于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结论上海市男男性传播HIV感染者对早期抗病毒治疗可接受性较高,但对早期抗病毒治疗政策的了解较少,应进一步加强MSM人群早期抗病毒治疗的动员和宣传,提高感染者对早期抗病毒治疗的全面认知,更好地促进TasP策略的实施, 进而预防HIV在MSM人群的传播。     

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对男性固定性伴性传播危险分析

目的 了解有高危性行为的HIV阳性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对男性固定性伴的性传播危险状况,探讨对固定性伴性传播危险相关联的因素。方法 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在上海和成都市招募有高危性行为的HIV阳性MSM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匿名方式,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结果 研究对象中,最近6个月对男性固定性伴有性传播危险的比例为26.9%（83/308）;多因素分析显示,确认HIV感染时间<1年者对男性固定性伴传播危险,分别是HIV感染确认时间在1～2年和≥3年者的3倍（OR=0.34,95%CI：0.15～0.79）和6倍（OR=0.17,95%CI：0.06～0.49）;将HIV感染状况告知全部男性固定性伴的调查对象,对男性固定性伴的传播危险是全部未告知者的1/25（OR=0.04,95%CI：0.01～0.13）;家人知晓HIV感染状况者对男性固定性伴传播危险降低到1/4（OR=0.24,95%CI：0.10～0.55）;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者对男性固定性伴的传播危险是其它途径的3倍（OR=0.33,95%CI：0.14～0.78）。结论 HIV阳性MSM与男性固定性伴间存在的性传播危险可能加速HIV在MSM人群中的扩散。强化性伴告知、及早抗病毒治疗及新媒体干预等方法可望发挥遏制HIV继续传播的作用。     

云南省2016年新报告外籍和中国籍HIV/AIDS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云南省新报告外籍和中国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简称HIV/AIDS）特征,为艾滋病防治提供依据。方法 在艾滋病基本防治信息系统下载数据库,分析2016年新报告外籍和中国籍HIV/AIDS流行特征和接受服务的差异。结果 全省新报告HIV/AIDS中国籍11 515例,外籍1 084例;外籍女性（40.41%）、15~45岁（89.85%）、未婚（33.95%）、已婚（58.30%）、初中以下（77.68%）比例高于中国籍（均有P<0.001）。外籍主要分布于德宏州（717例）等边境地区,中国籍以红河州（2 379例）最多。外籍从感染到发现的平均时间为（4.3±3.4）年,小于中国籍（5.5±3.6）年（F=5.387,P=0.020）。外籍注射吸毒（25.55%）、来源于出入境检测（29.34%）和性工作者检测（2.03%）比例高于中国籍,CD4⁺T淋巴细胞检测（62.82%）和当年的抗病毒治疗（12.08%）比例低于中国籍（均有P<0.001）。结论 云南省外籍HIV/AIDS主要分布于德宏州等边境地区,以中青年为主,注射吸毒和性工作者比例较高,但接受艾滋病相关服务比例低,应加强边境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     

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家属及朋友感染HIV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的家属及朋友感染HIV的现状和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方便抽样方法和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于2013年3～6月对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住院及门诊部的192名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家属及朋友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结果 192位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家属及朋友中,感染者家属占86.5%（166/192）,感染者家属及朋友的HIV感染率为36.5%（70/19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与感染者的关系为配偶或性伴（OR=4.464,95%CI：2.128～9.366）、同性恋/双性恋（OR=4.523,95%CI：1.676～12.209）、吸毒（OR=6.755,95%CI：1.720～26.528）是感染者家属及朋友感染HIV的危险因素;与感染者感情关系亲密（OR=0.229,95%CI：0.097～0.539）是其感染HIV的保护因素。结论 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配偶或性伴与其存在着性关系,故感染HIV风险较其他亲友高,但与HIV感染者/AIDS患者感情亲密的配偶或性伴较感情疏远者感染HIV风险低。同性恋/双性恋、吸毒是感染HIV的高危因素。关于与HIV感染者/AIDS患者感情关系和除配偶或性伴以外其他亲友感染HIV的相关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湖北省HIV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病毒载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观察湖北省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病毒载量结果,分析治疗效果的影响因素。方法 对湖北省接受抗病毒治疗≥6个月的1 665例HIV感染者进行病毒载量检测,收集其人口学特征和病毒载量检测结果,分析抗病毒治疗失败的影响因素。结果 1 665例HIV感染者中,男性占73.3%,平均年龄为（50±15.1）岁,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平均为（220.38±172.37）个/mm³。检测结果为病毒抑制失败率（VL≥1 000 copies/mL）占9.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同性传播（OR=2.789）、异性传播（OR=5.019）、静脉吸毒传播（OR=12.867）、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50个/mm³（OR=1.773）是HIV感染者病毒抑制失败的危险因素。结论 湖北省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效果较好,应注意鉴别可能导致治疗失败的原因,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     

山东省2008-2015年首次接受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目的 了解山东省2008-2015年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病人开始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时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收集山东省2008-2015年启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入选时的基本信息,应用Excel 2010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5 330例研究对象中男性占86.1%,已婚或同居者居多,占42.8%,平均年龄为（34.8±10.6）岁。从2008-2015年,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中男性、未婚及35岁以下的构成比呈上升趋势。性传播占93.6%,2008-2015年开始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中同性性传播比例升高。治疗开始时80.7%为世界卫生组织临床分期Ⅰ期,开始治疗时CD4⁺T淋巴细胞M（P₂₅,P₇₅）为272.4（139.0,370.0）个/μl,86.1%开始治疗时无任何症状与体征,HIV确诊阳性时间与开始治疗时间间隔中位数为3个月。从2008-2015年,治疗开始时为临床分期Ⅰ期、CD4⁺T淋巴细胞 ≥ 200个/μl、无任何症状的HIV/AIDS构成比呈上升趋势。结论 山东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时机的选择有所提前,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早发现、早治疗。     

盈江县2011-2016年注射吸毒人群HIV感染与相关行为分析

目的 了解2011-2016年盈江县注射吸毒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状况和行为变化。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对2011-2016年戒毒所注射吸毒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HIV抗体检测。结果 共调查注射吸毒者1 888人,以男性（98.5%）、20~39岁青壮年（75.9%）、小学及以下低文化水平（62.0%）为主;6年HIV感染率为36.2%;32.6%的吸毒者有共用针具史,呈上升趋势;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年龄≥ 50岁（OR=2.95,95%CI：1.43~6.08,P=0.003）和外籍（OR=1.63,95%CI：1.17~2.28,P=0.004）吸毒人员共针倾向性更大。结论 盈江县注射吸毒人群HIV感染水平和高危行为发生率仍较高,需继续加强对低文化程度、青壮年男性和外籍吸毒者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     

北京市石景山区抗病毒新政执行后艾滋病感染者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北京市石景山区抗病毒治疗新政(发现即治疗)执行后确诊的HIV感染者接受或未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的现状和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2016年6月－2018年1月在北京市石景山疾控中心确诊的HIV阳性感染者122例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问题、抗病毒治疗情况、接受治疗的影响因素。用SPSS 16.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社会人口学特征使用描述性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接受早期治疗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多因素回归分析时,把多分类变量设为哑变量,自变量通过逐步前进法加入模型当中,0.05为显著标准。 结果 共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122份,其中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的有55人(占45.08%),主要原因为认为治疗利大于弊(61.8%);未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的67人(占54.92%),主要原因是无法坚持终身服药(26.9%);能够增加HIV感染者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的保护因素:早期有人建议治疗(OR=0.345, 95%CI:0.185~0.953)、本地户籍(OR=0.156, 95%CI:0.185~0.478)、家人支持(OR=0.436, 95%CI:0.275~0.885)。不利于HIV感染者接受治疗的因素:工作经常出差(OR=15.825, 95%CI:1.674~155.446),年龄＜40岁(OR=2.323, 95%CI:1.123~5.025)。 结论 抗病毒治疗新政(发现即治疗)执行后确诊的HIV感染者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主要与正确认识疾病、熟知抗病毒治疗政策、医生主动服务、家人支持相关,提示艾滋病防治机构,增进医患之间的沟通并加强对艾滋病患者的宣教,可以促进艾滋病患者接受早期抗病毒治疗。     

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新报告HIV感染者/AIDS患者晚发现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2015年广西新报告HIV感染者/AIDS患者晚发现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广西2015年新报告HIV感染/AIDS患者CD4⁺T淋巴细胞首次检测结果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15年共收集8 586例新报告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研究对象首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中位数为237.5个/μl,其中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占43.12%;单因素分析发现,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传播途径、样本来源及地区均为晚发现的影响因素（均有P<0.05）;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晚发现的危险因素有男性（OR=1.851,95%CI：1.673~2.048）,农民、工人、民工（OR=1.387,95%CI：1.242~1.549）,初中及以下文化（OR=1.619,95%CI：1.400~1.873）,已婚有配偶（OR=1.207,95%CI：1.075~1.354）、离异或丧偶（OR=1.508,95%CI：1.309~1.738）。结论 广西HIV感染者/AIDS患者晚发现疫情较严重,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艾滋病的宣传力度与筛查力度。     

武汉市PLWHA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及相关因素

目的 了解武汉市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PLWHA）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现状,分析其相关因素,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面对面匿名调查。结果 在调查的451名PLWHA中,服药依从性均数为98.73%,其中,有414人（91.8%）服药依从性≥ 95%,37人（8.2%）服药依从性<95%。多因素分析显示,治疗时间>24月（OR=0.383,95%CI：0.191~0.767,P=0.007）,歧视感知高（OR=0.980,95%CI：0.961~0.999,P=0.042）的PLWHA服药依从性越差。结论 武汉市PLWHA服药依从性较高,应加大对治疗时间较长,歧视感知水平较高的人群的关注,探索干预性措施,以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     

持续随访干预对HIV感染者/AIDS患者高危性行为的影响

目的评估上海市静安区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小组关怀管理模式”的效果。方法收集静安区随访管理的HIV感染者2015—2016年的一般情况、生活行为方式、抗病毒治疗情况、生活质量、社会支持、心理状况和医学应对等信息,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或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上述模式的效果评估。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300例,模式组（参加“小组关怀”活动者）和对照组（未参加“小组关怀”活动者）各150例,两组研究对象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分别为82.7%（124/150）、64.7%（97/150）,心理领域总分分别为48.5±9.2、43.9±10.6,社会支持总分分别为28.7±8.2、24.8±6.6;抑郁严重度指数评分均为0.5±0.1,医学应对回避态度分别为16.1±3.0、17.0±2.5。多因素分析显示模式组研究对象近一年性伴侣数减少（性伴侣数0个的OR = 2.1,95%CI：1.1 ~ 3.9;性伴侣数1个的OR = 3.6,95%CI：1.9 ~ 6.8）,近一年安全套使用情况较好（无性行为的OR = 5.3,95%CI：2.4 ~ 11.7;一直使用的OR = 10.6,95%CI：4.7 ~ 24.1;偶尔不用的OR = 5.1,95%CI：1.8 ~ 14.8）。结论“小组关怀管理模式”在促进患者行为改变、加强健康关注和对抗病毒治疗的诱导方面效果显著。     

我国及寒地与非寒地地区高血压影响因素的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

目的 系统评价我国及寒地与非寒地地区高血压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方法 以高血压不同影响因素为主要检索词检索文献,进行文献筛选、提取相关数据。使用CMA V2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本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共纳入分析了16个高血压影响因素。合并OR值大于1.00,与高血压关联强度较强的前3位的因素依次为肥胖、家族史、糖尿病,其合并OR（95%CI）值分别为3.00（95%CI：2.69~3.36）、2.04（95%CI：1.87~2.23）、1.94（95%CI：1.68~2.24）。人群归因危险度共计算肥胖、超重、糖尿病、吸烟、饮酒5种因素,人群中患高血压22.00%与肥胖有关,21.39%和超重有关。分层分析发现年龄（OR_寒地=1.35,95%CI：1.27~1.45）;OR_非寒地=1.50,95%CI：1.47~1.53）、性别（OR_寒地=1.30,95%CI：1.16~1.45;OR_非寒地=0.99,95%CI：0.90~1.09）、腰围OR_寒地=2.75,95%CI：2.11~3.59）;OR_非寒地=3.06,95%CI：2.70~3.48）三个影响因素在寒地与非寒地地区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结论 影响我国居民高血压的主要因素为超重、肥胖、糖尿病、吸烟、饮酒。我国寒地地区与非寒地地区高血压的影响因素差异不显著。     

360例门诊HIV/AIDS患者焦虑症现患率的研究

目的 了解目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中焦虑症的患病率,初步探索影响焦虑症产生的因素。方法 抽取2015年6~12月在长沙市传染病医院艾滋病门诊就诊的360例HIV/AIDS患者并对其开展横断面研究,采用量表结合诊断软件的双重筛查方法评估患者合并焦虑症的情况,对于宗氏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筛查调查对象有焦虑症状者（SAS最后得分 ≥ 50分）,应用心理疾病专家诊断系统（心理CT）确诊是否患焦虑症,并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焦虑症产生的因素。结果 初筛检出焦虑症状72例（占20.0%）,确诊焦虑症34例（占9.4%）。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1年 ≤ 确诊时间<3年（OR=3.388,95%CI：1.335~8.599）、近三个月有艾滋病相关疾病（OR=3.623,95%CI：1.561~8.409）、HIV/AIDS相关羞辱和歧视状况量表得分高（40分 ≤ 得分<60分,OR=4.595,95%CI：1.666~12.674;得分 ≥ 60分,OR=12.278,95%CI：3.376~44.656）是HIV/AIDS患者焦虑症形成的危险因素。结论 接受抗病毒治疗HIV/AIDS患者焦虑症患病情况应该引起关注,临床应加大对HIV/AIDS患者的心理关怀力度。     

艾滋病扩大治疗策略下未治疗者的心理健康研究

目的 了解在新的治疗策略扩大之际,广州市尚未开始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阳性者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现状,并按感染时间分层分析社会支持、社会歧视和自我歧视对其的影响作用。方法 在广州市六个区对尚未开始抗病毒治疗的HIV阳性者进行横断面调查,收集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HIV相关健康状况,抑郁,焦虑,从外界领悟的社会支持、社会歧视及自我歧视情况信息,以抑郁和焦虑分别做因变量,其他信息做自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452名调查对象中,66.2%（299/452）和52.9%（239/452）的阳性者分别被评定为抑郁和焦虑。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感染时间<1个月的阳性者中,家庭支持（OR=0.80,95%CI：0.63~1.00,P=0.049）与自我歧视（OR=2.15,95%CI：1.36~2.44,P=0.001）会影响抑郁,重要他人支持（OR=0.68,95%CI：0.53~0.87,P=0.003）和自我歧视（OR=2.31,95%CI：1.55~3.43,P<0.001）会影响焦虑;在感染时间 ≥ 1个月的阳性者中,自我歧视（OR=2.72,95%CI：1.74~4.25,P<0.001）会影响焦虑。结论 广州市的HIV阳性者存在较高的抑郁和焦虑患病率,自我歧视是影响焦虑和抑郁发生的重要因素,不同来源支持对不同感染时间的HIV阳性者的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作用不同,故应针对性地提供社会支持。     

广州市184例新治疗的HIV阳性者焦虑和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广州市新治疗的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阳性者焦虑、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为促进其身心健康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方便抽样,于2016年5~8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及特定的量表对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新治疗的HIV阳性者进行调查。对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并采用Logistic回归对调查对象的焦虑、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共调查184例新治疗的HIV阳性者。焦虑症状检出率为51.6%,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7,GAD-7）平均得分为（5.04±4.25）分;抑郁症状检出率为66.3%,病人健康状况问卷中抑郁评估部分（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平均得分为（7.01±4.92）分。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HIV诊断时间≥ 6个月（OR=0.344,95%CI：0.170~0.695,P=0.003）、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OR=0.814,95%CI：0.682~0.973,P=0.024）、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OR=0.955,95%CI：0.930~0.982,P=0.001）是焦虑症状出现的保护因素;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OR=0.790,95%CI：0.646~0.966,P=0.022）、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OR=0.955,95%CI：0.928~0.983,P=0.002）是抑郁症状出现的保护因素;有艾滋病相关临床表现（OR=3.168,95%CI：1.570~6.394,P=0.001）是抑郁症状出现的危险因素。结论 受多重因素影响,广州市新治疗的HIV阳性者焦虑、抑郁状况较为严重且普遍存在。     

2010—2020年云南省腾冲市新报告HIV感染者流行特征

目的 了解2010—2020年腾冲市新报告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流行病学特征,为针对性开展艾滋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从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收集腾冲市2010—2020年新报告的HIV感染者资料,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其流行特征。结果 2010—2020年腾冲市共新报告HIV感染者1 178例,中国籍和缅甸籍新报告HIV感染者分别为647例（54.92%）、531例（45.08%）。以男性居多（61.71%）;年龄以20~49岁为主（82.17%,）;感染途径以异性性传播为主（89.22%）,其次为注射毒品（6.79%）;发现途径前3位分别为其他就诊者检测（27.33%）、出入境人员体检（14.18%）、羁押人员体检（10.19%）。中国籍和缅甸籍HIV感染者均以男性（57.03%、67.42%）、异性性传播（91.96%、85.88%）等特征为主。中国籍和缅甸籍感染者在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特征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结论 腾冲市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疫情平稳,但防治形势仍然严峻,特别是缅甸籍人群艾滋病疫情发展迅速,需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     

恩施州HIV感染者/AIDS患者服药依从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PLWHA）服药依从性,分析其相关因素,从而为探究如何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于2014年3~5月对前往恩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其以下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加抗病毒治疗的PLWHA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分析其服药依从性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的91名感染者中,近三个月服药依从性良好者占67.0%。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婚姻、月可支配资金、居住状况、感染途径、感染时间、治疗时间与其服药依从性均有关（均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与家人同住（OR=5.358,95%CI：1.486~19.326,P=0.010）,确诊时间>8年（OR=19.526,95%CI：3.514~108.560,P=0.001）的PLWHA服药依从性更好。结论 恩施州PLWHA服药依从性较低,居住状况及确诊时间是其主要影响因素,可通过开展相关的宣传教育提高其服药依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