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褥期妇女抑郁状态的家庭与心理学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研究产褥期妇女抑郁状态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分析,将潍坊市5家不同级别的医院作为调查点:从2003年7-11月期间在医院分娩的妇女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调查对象;在产妇分娩6周内对调查对象进行访谈,获取现状资料.结果 在α=0.25水准上有统计学意义的家庭与心理学因素及两对交互作用进入多因素分析,最后筛选出家庭年均收入、照顾类型、夫妻感情、与丈夫的家庭地位等因素对产褥期抑郁的发生有影响作用.结论 家庭年均收入越低越易于发生抑郁;照顾类型中"丈夫及其家人"组的产妇发生抑郁的概率是"丈夫及双方家人"组产妇的2.282倍;夫妻感情.较好及以下"组的产妇是"很好"组的16.918倍;与丈夫的家庭地位"不平等"组的产妇发生抑郁的危险性是.平等"组的7.901倍;没有发现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产褥期妇女抑郁的发生有影响作用.     

产褥期抑郁及其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目的:研究产褥期抑郁的影响因素,为卫生服务部门对孕产期妇女提供针对性的保健服务、提高产褥期妇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预防产褥期抑郁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SDS抑郁自评量表,对产褥期妇女的抑郁状态进行测量;自行设计调查表调查产褥期抑郁的影响因素。数据用描述性指标、χ2检验以及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进行统计分析,并考虑因素间交互作用对产褥期抑郁发生的影响。结果:年龄、产妇职业、生产胎次、怀孕原因、夫妻感情和照顾类型6个变量对产妇抑郁的发生有影响;家庭年均收入与新生儿生长发育状况两个变量对产褥期抑郁的发生存在交互作用。结论:产妇年龄每增大一个年龄组发生抑郁的概率增大2.046倍,产妇不同职业的抑郁发生率均低于农民,第一胎次的产妇发生抑郁的概率较大,夫妻感情较好或一般组产妇较感情很好组产妇发生抑郁的概率增加10.204倍,"丈夫及其家人"照顾类型的产妇抑郁发生的概率是"丈夫及女方或双方家人"照顾类型的2.166倍。此外,家庭的年均收入越高和新生儿发育状况越好的产妇发生抑郁的机率越小。     

产褥期抑郁状态测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测评产褥期妇女抑郁状态并探讨相关影响因素，为卫生服务部门和妇幼卫生人员对产褥期妇女实施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措施和有效保障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SDS抑郁自评量表测量产褥期妇女的抑郁状态；以面对面访谈形式调查社会学、医学、家庭与心理学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并应用铲检验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产妇年龄每增加一个年龄组发生抑郁的概率要增大2.046倍；产妇各不同职业抑郁发生的概率均低于农民职业者；第一胎次的产妇发生抑郁的概率较大；夫妻感情较好或一般组产妇发生抑郁的概率比感情很好组产妇增加10．204倍；仅由丈夫及其家人照顾的产妇发抑郁生的概率是丈夫及双方家人照顾类型的2.166倍。家庭的年均收入越高且新生儿发育状况越好的产妇发生抑郁的概率越小。结论年龄、产妇职业、生产胎次、怀孕原因、夫妻感情和照顾类型6个变量对产妇抑郁的发生有影响作用；家庭年均收入与新生儿生长发育状况两个因素对产褥期抑郁的发生存在交互作用。     

家庭与情绪因素对产褥期妇女抑郁状态的影响

目的 研究产褥期妇女抑郁状态的影响因素。方法 访谈调查了在潍坊市5家医院住院分娩6周内的产妇513例，调查内容包括家庭结构、照顾类型、夫妻感情、产妇与家人的关系、产妇平时的情绪控制能力及性格特征等资料，并用抑郁自评量表测评产褥期妇女的抑郁状态。结果 抑郁发生率为8．2％（42／513），轻、中和重度抑郁发生率分别为5．7％（29／513）、1．4％（7／513）和1．2％（6／513）；二代户组的抑郁发生率低于≥三代户者，丈夫及其家人照顾类型组抑郁发生率高于其它照顾类型组；夫妻感情很好组的产妇抑郁发生率低于夫妻感情较好或一般组，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抑郁发生率与家庭结构、照顾类型、夫妻感情因素有关。     

产褥期抑郁症测评和社会学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对产褥期妇女忧郁状态进行测评，并探讨影响产褥期妇女抑郁症的社会学因素。方法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方法选择513名住院分娩产妇为调查对象，在产妇分娩6周内对调查对象采取面对面访谈形式获取现状资料，用抑郁状态自评量表测评产褥期妇女的抑郁状态，对影响产褥期妇女忧郁症的有关因素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OR值。结果居住农村的产妇发生抑郁症的概率较大；30岁～年龄组产妇的抑郁症发生率较高；家庭年均收入、个人收入水平越高，产妇发生抑郁症的概率越低。结论4个因素能影响产褥期妇女抑郁症发生的概率，其中居住农村、产妇高龄是危险因素，家庭高收入、产妇个人高收入是保护因素。     

产褥期抑郁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研究产褥期妇女抑郁状态的影响因素.方法 按随机分层抽样方法确定潍坊市5家医院作为调查点,从在以上医院分娩的产妇中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确定调查对象,在产妇分娩后6周内对调查对象采取面对面访谈形式获取现状资料,用SDS量表测评产褥期妇女的抑郁状态,应用四格表或R×C表χ2检验对可能的抑郁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 "居住地"、"年龄"、"产妇职业状况"、"家庭年均收入"4个因素对产褥期抑郁有影响作用.结论 居住农村、农民职业、产妇高龄、家庭低收入均能导致产褥期抑郁的发生.     

产褥期抑郁症与社会心理因素相关关系的研究

目的:探讨社会心理因素与产褥期抑郁症的相关关系,为产褥期抑郁的早期干预进行指导。方法:孕32～38周1 280例孕妇填写一般情况调查表,进行焦虑抑郁情绪测定(HAD),以产后抑郁量表(EPDS)跟踪调查至产后7天。结果: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率为14.84%,产妇年龄过小、文化程度、分娩方式与产褥期抑郁症无关(均P>0.05),不同职业、不同性格、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新生儿性别、分娩疼痛承受力、丈夫及家属的支持与产褥期抑郁症有关(P<0.05)。结论: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与社会心理因素相关,产前社会心理因素分析有助于预测产褥期抑郁的发生;针对产褥期抑郁症的危险因素要积极应对,丈夫与家属的支持可减少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     

产褥期抑郁症发生率及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方法:用自编调查表和Edinburgh产后抑郁量表(EPDS)对408例产妇进行调查和评定。结果: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率为13.24%(54/408),与产妇文化水平、家庭收入、夫妻感情、产前思想准备、分娩方式、分娩并发症、产后睡眠、新生儿健康等因素明显相关。结论:产褥期抑郁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针对各种危险因素积极干预十分必要。     

妇女产后抑郁心理的社会危险性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产后抑郁发生的心理社会危险因素。方法使用孕产妇一般情况调查表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症状自评量表和产后抑郁筛查量表,以分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对2014年9月-2015年9月武汉市3所医院住院分娩的583例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产后抑郁发生率为27.6%;高危妊娠、丈夫期待生男孩、人际关系敏感、偏执、产前情绪抑郁、焦虑,由夫家人照顾产褥期、有向婴儿发泄情绪冲动及应对方式消极等为产后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领悟社会支持和丈夫照顾产褥期的质量为产后抑郁的保护性因素。结论高危妊娠、偏执、低领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消极、丈夫照顾月子的质量差以及产前情绪抑郁对产后抑郁发生有预测作用;预防产后抑郁的发生不仅要关注孕产妇的身心健康状况、家庭环境等因素,还应考虑地域习俗的影响,抵制封建传统陋习。     

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其相关因素的分析

目的 探讨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使用自编产褥期1～5天、产后42天调查表和爱丁堡产褥期抑郁表,对535例产妇分别于产后1～5天及产后42天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产褥期抑郁症产褥期1～5天发生率为11.96%,产后42天为14.77%,两者无显著性差异.产妇的年龄、学历、居住条件、家庭关系(与丈夫、与家庭其它成员)等因素与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有显著性差异(P＜0.05).产妇的性格倾向、职业、家庭收入、分娩方式、及新生儿性别等因素与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充分重视围产期及产褥期的心理保健和心理护理,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加强孕产妇及其家属的产前、产时宣教,积极预防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     

“坐月子”对产后抑郁症的影响

目的 :调查产后抑郁症及其相关因素 ,了解“坐月子”以及家庭和社会支持等社会心理因素对产后抑郁症的影响。方法 :产后 4 2 d,使用自编社会心理因素及传统风俗调查表、明尼苏达多项个性量表 (MMPI)调查 199例产后妇女。结果 :本研究中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为 2 6 .9% ;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与丈夫的作用、家庭经济收入、婆婆的参与以及亲友的支持有显著联系 (P<0 .0 5 ) ;“坐月子”相关因素与产后抑郁症之间没有发现显著联系 (P >0 .0 5 )。结论 :坐月子似乎对女性的产后经历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计划怀孕、预先做好“坐月子”时间和经济支出的安排将可能对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具有保护作用。家庭、伴侣以及社会支持系统在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中发挥独特作用     

反复妊娠失败患者抑郁、焦虑发病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反复妊娠失败患者抑郁、焦虑发病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12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113例反复妊娠失败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113例患者中,焦虑发生率55.75%(63/113),抑郁发生率59.29%(67/11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妊娠失败次数、家庭年收入、夫妻关系及医护指导是反复妊娠失败患者焦虑的影响因素,其OR值及95%CI分别为1.992(1.204~5.006)、2.148(1.367~7.467)、0.675(0.367~0.851)、0.606(0.344~0.849)、0.634(0.462~0.907),均P<0.05;妊娠失败次数、家庭年收入、家人照顾、夫妻关系及医护指导是反复妊娠失败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其OR值及95%CI分别为2.241(1.545~6.886)、0.458(0.267~0.738)、0.677(0.416~0.884)、0.573(0.361~0.783)、0.544(0.409~0.866),均P<0.05。结论反复妊娠失败患者中焦虑、抑郁现象明显,其与妊娠失败次数、家庭年收入、夫妻关系、医护指导存在相关性。     

Fetal gender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a cohort of Chinese women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tal gender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we conducted a cohort study in Changsha, Hunan, China between September 2004 and January 2005. Women aged 18-40 years with their first live birth of a singleton infant who came to hospital for postpartum examination at 6 weeks after childbirth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Women with known psychiatric disorders or a histor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were excluded. Data on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Postpartum depression was assessed b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Fifty-two women (17.3%) were found to have postpartum depression. The rate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women who gave birth to a female infant was 24.6% while the rate in those women who gave birth to a male infant was 12.2%. The relative risk for postpartum depression of women who gave birth to a female infant as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gave birth to a male was 2.89, after adjusting for potential confounding by maternal age, education level, family income, living condition, gravidity, number of prenatal care visits, and mode of delivery. We conclude that the risk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s increased in Chinese women who give birth to a female infant as compared to those who gave birth to a male infant. We speculate that thi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negative reactions of family members towards the birth of a female baby.     

全程导乐陪伴分娩对产后抑郁症发病的影响

目的:调查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探讨全程导乐陪伴分娩对产后抑郁症发病的影响。方法:选择在我院行产前检查并自愿要求全程导乐陪伴分娩的产妇856例为观察组,选择同期同数量定期产检,但未行全程导乐陪伴分娩的产妇为对照组。对两组孕妇进行孕期医院焦虑-抑郁情绪自评量表(HAD)测试(≥11分为焦虑-抑郁情绪)和产后艾迪产后抑郁量表(EPDS)测试(≥13分为产后抑郁症),部分病例采用艾森克个性量表(EPQ)做个性因素分析(N量表为情绪性,P量表为变态心理倾向或神经质)。观察两组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生率的变化。结果:①HAD≥11分者观察组为96例(11·2%),其中产后抑郁症发病17例,发生率为17·7%;对照组为95例(11·1%),其中产后抑郁症发病47例,发生率为49·5%。两组比较差异显著(χ2=21·68,P<0·01)。②EPDS≥13分者观察组为15例,其产后抑郁症发生率为1·75%;对照组73例,其产后抑郁症发生率为8·53%。两组比较差异显著(χ2=45·57,P<0·01)。③产后抑郁症患者EPQ中的N量表评分和P量表评分明显高于无产后抑郁症的正常孕妇,两者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t=8·67、9·66,P<0·01)。结论:全程导乐陪伴分娩能有效阻断产前焦虑-抑郁情绪、不良个性因素、产后心理及生理变化等高危发病因素;提高孕产妇的心理健康,显著降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     

农民工孕妇产前保健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分析农民工孕妇产前保健情况、存在问题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农民工孕妇产前保健提供信息。方法于2006年7月至2007年11月期间,对在本院产科住院的203名农民工产妇作问卷调查,对早孕检查方法、建立孕产妇联系手册、产前检查次数等产前保健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影响因素。结果农民工孕妇的产前保健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调查对象中,有30．5％不在医院作早孕确定,有38．4％没有建立孕产妇联系卡,有77．3％没作产前保健或者不足3次。丈夫是否上海户籍、丈夫的经济收入及是否有准生证是影响产前保健的重要因素。结论农民工孕妇产前保健还存在较大问题,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包括丈夫是否上海户籍、经济收入及是否有准生证。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政府有专门的措施来解决。     

广州市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广州市产褥期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流行病学调查使用的抑郁自评量表(CES-D)和专门设计的社会人口学调查表,对广州市5个老城区32个街道的2000名产后3个月内的产妇进行调查。筛查标准采用筛查量表国内常模。结果:①广州市产褥期抑郁症的筛查率为17.56%(225/1281);②产后2周是产褥期抑郁症高发病期(χ2=28.401,P=0.000);③居住在近郊区、低收入、居住条件困难、二人以上家庭结构、多孕次、有流引产史、不良生育史、本次剖宫产、过去一年经历的生活事件总数是产褥期抑郁症发生的危险因素;B型血、社会支持、产后居住条件优越、二人居住结构是产褥期抑郁症的保护因素。结论:产褥期抑郁症发病率较高,发病原因复杂,其中心理社会因素不容忽视。     

产后抑郁症发生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深圳市产后抑郁症的发病情况,探讨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因素及早期干预措施。方法:用随机数字表随机抽取深圳市100家社康中心为调查点,采用流调用抑郁量表(CES-D)和自编一般健康问卷对2007年3～10月在深圳市分娩的2 216例产妇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采用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产后抑郁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产后抑郁发生率8.12%。产后抑郁症的主要危险因素有:配偶饮酒、职业类型及文化程度、对胎儿性别期望,产妇对分娩过程恐惧、产后形体改变、抚养孩子信心不足,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孕期接受保健指导、心理调适、保健人员对产后家庭进行健康教育和社会支持是保护因素。结论:产后抑郁症应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加强产前保健,拓展产后家访内容,开展产后抑郁症早期筛查与监测,早期发现危险因素,采取积极主动的心理辅导,是维护和促进产妇心理健康、提供心理卫生"三级预防"、减少孕产妇死亡重要措施之一。     

产后抑郁症发病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使用自编调查表及明尼苏达(MMPI)抑郁量表对5000例产妇进行调查分析。结果:产后抑郁症发生率为10·6%。在产妇年龄、民族、血型、分娩方式、学历、夫妇月收入多个影响因素中,学历和夫妇月收入对产后抑郁症具有极大的相关性。结论:家庭关系、产妇个人及小儿问题是导致产后抑郁症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