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应有病人参与

本原有一名美国骨科医生对现行美国医疗模式的思考及今后医疗模式改革的展望，中提出了医患共同决策医学模式。对医患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提高医疗效果。降低医疗费用的一种新思路。     

患方在危重临床决策中的地位探讨

当前紧张医患关系下,危重临床决策中医患冲突不断。根据患方在临床决策中的地位差异而有不同的决策模式,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模式:家长式决策、知情决策和共享决策。家长式决策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知情决策存在现实的操作困境,尤其在危重临床决策关头。共享决策模式是当前国际上临床决策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实施,构架患者临床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注重"科学与人道,合情与合法"的原则,保证一种动态平衡。     

循证医学决策模式的建立与应用

循证医学决策模式是建立在对客观的医学研究证据，长期的临床工作经验，及不同患的医疗需求进行综合分析基础上的最佳医疗方案。其建立和应用对提高医疗质量，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树立循证医学决策意识，建立循证医学决策系统，实施循证医学决策管理将为军队医疗系统实现全面品质管理提供可靠依据。     

我国医患共同决策问题及优化路径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健康需求的提升，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共同决策模式日益受到医疗领域的关注。域外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医患共同决策可以有效改善医患关系、缓和医患矛盾。我国医患共同决策研究起步较晚，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是必须面对的课题。从医患共同决策的概念、界定入手，阅读并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检索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网站及国内网站，分析我国面临的问题，并介绍英国医患共同决策的实践经验，以期为我国医患共同决策的理论研究和优化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循证决策走近社区卫生服务

作为循证医学在卫生决策方面的应用，循证决策（Evidence Based Decision—making，EBD）凭借其严谨的思维模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管理者的青睐。     

循证医学对提高干部医疗保健水平的意义和作用

循证医学在近20年得到了迅速发展。应用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指导干部医疗保健工作,有利于医务人员在疾病诊断、治疗方面作出最佳选择,有利于医务人员水平提高,有利于医患之间沟通,有助于提高干部医疗保健的医疗质量及卫生资源利用。干部保健管理部门也可以进行循证决策,制定合适的体检项目、符合干部保健特点的诊疗规范,对保健人群进行循证管理。     

循证医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当今,一种新的临床工作和思维的方式——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EBM)正在勃然兴起。循证医学要求明确、明智而且审慎地应用科学证据作出临床决策,需要系统地、客观地搜寻、评价和应用当前临床研究成果,并以此作为临床决策的依据。新世纪医学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发展     

患者对医患共享决策和医疗价值的感知分析

目的 分析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患者对医患共享决策和医疗价值的感知。方法 通过对2022年和2021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患者的问卷调查，分析患者对医患共享决策和医疗价值的感知，并采用多层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影响患者对医患共享决策和医疗价值评价的因素。结果 2022年和2021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门诊患者相比于医疗服务的医疗费用合理性评分均值分别为4.79分和4.71分，住院患者对医患共享决策和医疗价值总体评分均值分别为4.46分和4.50分。但2022年81.87%和80.55%的住院患者认为自费外购药物或器械会增加医疗不便和经济负担，比2021年（74.85%和72.43%）显著增加。此外，多层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显示，患者对医患共享决策和医疗价值的感知受患者社会人口特征、健康状况、门诊就诊时间和诊疗状况等因素影响。结论 医疗服务的提供不能忽略患者的社会属性，应更多考虑患者的期望与偏好，以体现高质量发展和价值竞争的核心。     

循证医学与三级医师查房制

循证医学是一门关于获取与应用医学证据的科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验医学基础之上兴起的一门指导医学实践的方法学。它强调任何医疗决策都应建立在最佳科学证据的基础之上，正在改变着经验医学的诊疗模式，并将对建立在经验医学基础之上的三级医师查房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     

患者参与决策与医学新技术使用行为的关联分析

目的研究我国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中的患者参与决策,分析患者参与决策对患者医学新技术使用行为的关联性及影响。方法采用横断面设计和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福建省、四川省18家医院临床科室的患者进行调研,调查问卷为自主设计,借鉴国外SDM-Q-9量表,应用LIKERT五分量表赋值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结果共调查了来自18家医院临床科室的554名患者,患者SDM-Q-9量表总得分为(34.66±7.314)分,单条目得分为3.74~3.95分,聚类分析显示,310名(占64.32%)患者的量表得分为"较高";患者SDM-Q-9得分对患者是否使用医学新技术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患者决策满意度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满意度对患者是否使用新技术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三者间两两相关。结论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中患者参与决策的实际有效性仍有待研究;患者参与决策正向影响患者决策满意度,并影响患者是否使用医学新技术。建议加强合理的患者参与,适度把握新技术监管,以提高患者满意度,促进医学技术创新发展与适宜推广。     

我国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中医患沟通与决策模式探讨

目的分析我国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中的医患沟通现况及决策模式,为相关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方法针对高通量基因测序、药物涂层支架两项具体新技术,采用横断面设计和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对上海市、福建省、四川省19家医院的患者及医生进行调查。结果共调查了5城市19家医院的950位患者（心内科178位,妇产科233位,其他科室554位）和908位医生（心内科158位,妇产科177位,其他科室556位）;54.9%~63.5%患者会主动向医生表达诉求,52.8%~58.9%得到医生回应;85.3%~96.7%医生会征     

中药注射剂抗肿瘤治疗的医患偏好及共同决策比较分析

目的 对中药注射剂抗肿瘤治疗的医患偏好及共同决策现状进行比较分析,为相关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0年10月—12月对上海市9家三级医院的肿瘤治疗相关科室的185名医生及347名住院肺癌患者开展问卷调查,通过离散选择实验调查医患对中药注射剂抗肿瘤治疗方案的偏好属性,并采用条件Logit模型及混合Logit模型对医患的偏好属性进行分析,采用医患共同决策测量工具对决策行为进行现状描述与比较分析。结果 医生更加关注恶心呕吐及其他毒副反应,患者更加关注疾病控制率及自付治疗费用。而在偏好差异的基础上,78.4%的医生以及90.2%的患者认为其参与的临床决策模式为共同决策模式。结论 医患之间的偏好属性及决策模式存在差异,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满意度及和谐医患关系。建议激发医生医疗服务积极性,促进医患共同决策。     

医患关系管理系统的基本构架

借鉴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中应用的成功经验，提出在医院中实施医患关系管理的价值和趋势。指出医患关系管理是在医疗水平管理之后第二位的管理要素，其的实施将改变现有的医患间的沟通模式，从而提高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之后，给出了医患关系管理系统实施的具体构架和支持决策的方案。     

修复性正义对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方式的启示

医疗纠纷发生后的患者、家属及医疗人员都可能会受到伤害,此时医患双方都需要通过修复的平台促进了解与体谅从而让伤害得以复原。修复式正义的基本目标在于平衡医患双方及社会利益,修复纠纷双方紧张的关系,努力促成多元关系社群的动态和谐。在医疗纠纷处理中运用修复式实践模式可以纠正现有处理方式在处理理念,处理效果和处理方式等多方面的局限性。修复性正义对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理念及路径具有重要启示,如提供医疗事故风险救济或补偿方式,建立有利于医患沟通的对话平台推动医患共享决策模式以提升沟通品质、整体化处理医疗纠纷的思路和关怀小组积极介入协调医疗纠纷。     

公立医院医生正向执业环境现状与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医生对正向执业环境的评价,从卫生服务供方角度提出对医改的建议。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医务人员正向执业环境调查表,对全国7个省/直辖市的77家公立医院的3 564医生进行问卷调查。正向执业环境包括组织管理和医患关系两个维度。结果:医生的正向执业环境评分仅18.02±4.86分(满分40分),组织管理维度的评分高于医患关系;组织管理维度中,评分最低的是组织对个人建议的重视(2.24±1.04);医患关系维度中,评分最低的是规避医疗风险(1.59±0.81);不同地区医生的正向执业环境评分存在差异,西部地区医生的评分最低(P0.001);中医的正向执业环境评分高于西医(P=0.002)。结论:目前医生的执业环境不容乐观,医院外部紧张的医患关系比医院内部低效的组织管理更严重;促进正向执业环境,医院应采用参与式决策管理模式、建立向医院基层倾斜的宽带绩效薪酬制度;政府应以促进医患信任为基本价值取向,建立合理的医院补偿激励机制。     

Shared decision-making,gender and new technologies

Much discussion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medicine has been patient-centred. It has been assumed that there is, most often, one patient.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shar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where two or more patients are involved.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is special area. What conditions need to be met if decision-making can be said to be shared? What is a shar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what is a shared autonomou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hy make the distinction? Examples are drawn from the area of new reproductive medicine and clinical genetics. Possible gender-differences in shared decision-making are discussed.     

医患信任测评的研究进展、问题及本土化治理路径思考

医患信任是医患和谐的"黏合剂",探究医患信任的内涵特征与作用机制对于重塑医患和谐与修复医患关系的裂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际意义。通过对国内外医患信任的概念内涵、测评工具、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和述评,发现已有医患信任测评研究,缺乏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情境来构建医患信任,有待进一步探索医患制度信任、群际信任的形成机制与信任修复策略,从多元协同治理的视角提出新时代建设良性医患信任的本土化治理路径与策略。     

Shared decision-making in medical practice--patient-centred communication skills

Most patients (70%) want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important healthcare decisions, the rest (30%) prefer the doctor to make the decision for them. Shared decision-making provides more patient satisfaction,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nd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Patients making their own decision generally make a well considered and medically sensible choice. In shared decision-making the doctor asks many open questions, gives and requests much information, asks if the patient wish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cision-making and explicitly takes into account patient circumstances and preferences. Shared decision-making should remain an individual choice and should not become a new dogma.     

药物涂层支架技术临床应用中的患者参与决策研究

目的:研究药物涂层支架技术临床应用中的患者参与决策现况,分析患者在治疗决策中的参与及其对患者技术使用行为的影响,为相关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横断面设计和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福建省、四川省医院心内科冠心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冠心病患者参与决策量表总得分为32.93±8.235,聚类分析显示92位(61.33%)患者量表得分为"较高";患者量表得分对患者治疗技术选择有显著影响(P0.05),对患者决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P0.05),患者决策满意度对患者治疗技术选择也有显著影响(P0.05),此三者间两两相关。结论:冠心病患者多偏好医患共同决策,但其参与决策的实际程度仍有待提高;患者参与决策正向影响冠心病患者决策满意度,并影响患者是否选择应用药物支架;应当鼓励医患共同决策模式,提升患者满意度并改善医患关系;建议加强技术全方位监督管理,促进药物支架技术的适宜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