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怯对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的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目的: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角度入手,探讨羞怯对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使用频率的影响。方法:选取786名11-20岁之间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羞怯量表、情绪调节策略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测量。结果: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在羞怯与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之间起中介作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在羞怯与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之间起中介作用。结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羞怯与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之间起中介作用。     

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情绪的中介作用

目的:本研究探索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及正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自陈式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已婚全职员工作为研究对象,最终获得有效数据239份.结果: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负相关、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正相关;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正相关、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负相关;负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正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认知重评策略能够通过改善个体的情绪,促进工作家庭间的平衡,而表达抑制非但无法帮助个体处理好工作家庭关系,反而会破坏工作家庭间的平衡.     

大学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效应

目的:考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的调节效应。方法:选取222名大学生被试,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斯坦福情绪调节量表(ERQ)、情绪表达灵活性量表分别测试正念注意觉知水平、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使用频率和情绪表达灵活性水平。结果:情绪表达灵活性得分与正念水平呈正相关(r=0.363,P0.01),与认知重评呈负相关(r=-0.214,P0.01),情绪表达灵活性可以调节正念与认知重评的关系(β=-0.131,P=0.006),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组,正念水平可以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483,P=0.0049);但对于高情绪表达灵活组,正念水平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无预测作用(β=0.001,P0.05);情绪表达灵活性在正念水平与表达抑制关系中同样存在调节效应。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组,正念水平可以对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2,P0.01);但对于高情绪表达灵活组,正念水平对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无预测作用(β=-0.02,P0.05)。结论: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个体,可以用提高其正念水平的方法来提高其使用认知重评及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     

负面身体自我在情绪调节策略与社交焦虑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贵州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基本情况以及负面身体自我在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1804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GROSS情绪调节策略量表(EPQ)、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PSS)以及社会交往焦虑量表(SIAS)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 22.0及AMOS进行数据分析。结果:①有45.7%(802名)大学生存在明显的社交焦虑问题;②情绪调节策略的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策略均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r表达抑制-社交焦虑=0.18,r认知重评-社交焦虑=0.08,P0.01),个体的负面身体自我与表达抑制呈显著正相关(r=0.18,P0.01),但与认知重评相关不显著;③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发现,负面身体自我在表达抑制与社交焦虑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应值为0.16,间接效应为0.0735,中介效应量为0.32。结论:负面身体自我在情绪的表达抑制和社交焦虑水平中起中介的作用;可基于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以及对自我身体的认识特点出发进行干预以降低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     

情绪调节策略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关系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情绪调节策略(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PIU)之间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和病理性网络使用量表对555名工读生进行测量。结果:1压力性生活事件、表达抑制与工读生PIU呈显著正相关,认知重评与工读生PIU呈显著负相关。2表达抑制会增强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工读生PIU的风险效应;认知重评能够缓冲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工读生PIU的风险效应。结论: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工读生PIU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公交车司机情绪智力和情绪劳动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公交车司机情绪智力、情绪劳动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济南市257名公交车司机[男158人,女99人;年龄17~50岁,平均(32±7)岁],采用情绪智力量表(EIS)、情绪劳动量表(ELS)和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问卷(MSQ)短式量表进行调查。ELS包含表层扮演(SA)和深层动作(DA)2个分量表。使用Bootstrap法对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公交车司机EIS得分、ELS得分均与MSQ得分呈正相关(r=0.28、0.23,均P0.01);SA得分与MSQ得分呈负相关(r=-0.18,P0.01),DA得分与MSQ得分呈正相关(r=0.40,P0.01)。Bootstrap法分析发现,以表层扮演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为0.07,95%CI为(0.01,0.16),以深层动作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为0.10,95%CI为(0.03,0.21),情绪智力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35和0.33,95%CI为0.20、0.58和0.12、0.53。结论:高情绪智力公交车司机的工作满意度也较高,且表层扮演与深层动作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情绪智力让公交车司机更有效的选择和使用情绪管理策略。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英文）

本研究拟从情绪调节策略角度入手,探讨情绪调节效能感对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研究以年龄15~18岁(M=16.42,SD=1.08)之间的757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考试焦虑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以及情绪调节策略量表,探讨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与考试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学生考试焦虑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中学生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中学生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与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中学生认知重评策略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自动情绪调节策略对焦虑个体负性情绪的作用

目的:探讨自动情绪调节策略对焦虑者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方法:以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ATI)为标准,筛选出焦虑组和正常组被试各90名,以句子整理任务启动不同的自动情绪调节策略。结果:①启动自动表达抑制策略时焦虑组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显著高于正常组,而启动自动认知重评策略时两组无显著差异;②焦虑个体在自动认知重评策略的调节下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最低,而无策略组的唤醒度最高。结论:自动认知重评和自动表达抑制均能有效下调焦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且自动认知重评的效果优于自动表达抑制,因此自动情绪调节策略有助于缓解焦虑个体的焦虑感。     

贫困大学生生活事件与情绪调节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贫困大学生生活事件与情绪调节的现状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情绪调节量表对190名贫困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生活事件总分略低于2分;②认知重评得分高于表达抑制得分(t=0.252,P0.01);③认知重评与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其他这5个生活事件维度及生活事件总分呈负相关(r=-0.122,-0.178,-0.213,-0.177,-0.148,-0.198;P0.05或P0.01),表达抑制与生活事件各维度及总分均无显著相关;④认知重评对生活事件的预测为-0.235(P0.01)。结论贫困大学生的生活事件应激状况处于轻度水平;贫困大学生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频率高于表达抑制策略;相对于表达抑制,认知重评与生活事件存在更密切的联系;认知重评对生活事件应激强度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大四学生情绪调节策略和调节模式与焦虑的关系

目的:考察大四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与焦虑的关系以及调节模式在其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方法:在全国8个城市选取高校大四学生2485名,使用情绪调节策略问卷(ERQ,含认知重评、表达抑制2个维度)、调节模式问卷(RMS,含运动模式和评估模式2个维度)和状态焦虑问卷(SAI)进行调查。结果:认知重评得分、运动模式得分均与SAI得分呈负相关(r=-0.26、-0.27,均P0.01),表达抑制得分、评估模式得分均与SAI得分呈正相关(r=0.08、0.15,均P0.01)。认知重评×运动模式交互项、表达抑制×评估模式交互项均对焦虑具有预测作用(β=-0.04、-0.04,均P0.05)。结论:认知重评策略可能比表达抑制策略更有利于减轻焦虑;运动模式可能比评估模式更有利于减轻焦虑;运动模式会增强认知重评策略对焦虑的积极作用,评估模式会削弱表达抑制策略对焦虑的消极作用。     

大学生无聊倾向对学习倦怠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目的:从情绪调节策略的角度入手,探讨无聊倾向对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方法:选取567名16-26岁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情绪调节策略量表、大学生无聊倾向问卷、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进行测量。结果:认知重评策略在单调性与情绪低落、成就感低之间起中介作用;认知重评策略在孤独感与行为不当、成就感低之间起中介作用;认知重评策略在自控力与成就感低之间起中介作用。结论: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在大学生无聊倾向和学习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     

护士的情绪劳动策略与工作倦怠的关系:个体内和人际间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目的:从个体内和人际间两条路径探索护士的情绪劳动策略对工作倦怠的作用机制。方法:以珠海五家公立医院的在职护士为对象,采用团体匿名施测的方式发放情绪劳动策略量表、对患者反应的满意度问卷(测量人际间因素)、心理付出问卷(测量个体内因素)、工作倦怠量表-服务版,共收集有效数据252份。结果:路径分析结果显示,首先,从直接关系上看,表层扮演对情绪衰竭和去人性化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深层扮演正向预测情绪衰竭但同时也能提升个人成就感,自然表现则显著负向预测去人性化;其次,三种情绪劳动策略都可以部分或完全通过提升对患者反应的满意程度降低工作倦怠水平,与此同时表层扮演还会部分通过增加心理付出提高情绪衰竭和去人性化水平。结论:不同情绪劳动策略可以通过个体内(心理付出)和人际间(对患者反应的满意度)两条路径影响工作倦怠的不同方面;相对来说自然表现的情绪劳动策略无论对患者还是对护士自身都是最有益的。     

情感虐待与儿童抑郁症状: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情感虐待与儿童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以及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来自北京市六所小学的1313名五、六年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①情感虐待能直接预测儿童的抑郁症状;②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情感虐待与儿童抑郁症状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情感虐待通过减少儿童的认知重评策略和增加表达抑制策略两种途径,间接增加其抑郁症状。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症状的关系：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目的：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抑郁症状的关系,探究母亲亲职压力和儿童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亲职压力量表、情绪调节问卷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北京市4所小学的儿童及其母亲进行调查,收集有效数据484份。结果：（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抑郁症状不存在直接的预测作用;（2）母亲亲职压力和儿童表达抑制分别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抑郁症状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母亲亲职压力与儿童认知重评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抑郁症状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可以分别通过母亲亲职压力和儿童表达抑制预测儿童抑郁症状,也可以通过母亲亲职压力和儿童认知重评共同预测儿童抑郁症状。     

Gross-John情绪调节问卷在中学生中的试用

目的:检验Gross-John情绪调节问卷(ERQ)在中学生中的适用性,用于评估其在青春期阶段倾向于采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情绪调节策略的程度。方法:选取贵州遵义和六盘水两个地区6所学校初一至高三年级的学生1550人[平均年龄(16±2)岁],将数据随机分半,一半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另一半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情绪调节量表(ERS)、一般健康问卷(GHQ-12)和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为效标。两周后随机选取其中55人进行重测。结果: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问卷10个条目的因子负荷在0.52～0.81之间,可分为认知重评、反应抑制2个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指标拟合良好(4.13,P0.001,CFI=0.95,TLI=0.93,RMSEA=0.06,SRMR=0.04)。认知重评得分与ERS的2个维度得分、RSES得分呈正相关(r=0.63、0.27、0.28),与GHQ-12得分呈负相关(r=-0.33);反应抑制得分与ERS的2个维度得分、GHQ-12得分呈正相关(r=0.09、0.58、0.26),与RSES得分呈负相关(r=-0.22),均P0.001。问卷2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为0.78,2周后重测信度为0.64、0.72。结论:修订后的Gross-John情绪调节问卷达到了可接受的测量学标准,可以用来测量中学生的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水平。     

老年人抑郁症状与情绪调节策略的横断面研究

目的:考察老年人抑郁症状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及老年人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为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干预提供理论指导。方法:选取北京市某社区60~80岁老年人335名,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得分≥16分为"有抑郁症状")来评估老年人抑郁症状,用Gross情绪调节问卷(ERQ,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分量表)来评估老年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情况,用沉思量表(RRS)来测量老年人沉思策略的使用情况,并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有抑郁症状的老年人的比例为19.9%(61/306)。CES-D总分与ERQ的认知重评得分呈负相关(r=-0.21,P<0.01),与ERQ的表达抑制得分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r=0.08,P>0.05),与RRS总分呈正相关(r=0.58,P<0.01)。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男性(OR=0.42,P<0.05)、健康状况好(OR=0.29,P<0.001)、生活方式好(OR=0.09,P<0.01)、经济状况好(OR=0.05~0.23,P<0.01)和ERQ认知重评得分较高(OR=0.93,P<0.05)的老年人,CES-D得分较低;而高龄(OR=1.04,P<0.05)和RRS总分较高(OR=1.19,P<0.01)的老年人,CES-D得分较高。结论:女性、高龄、经济状况差、健康水平低、无子女或子女在外地或国外、越多使用沉思策略和越少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老年人,越可能出现抑郁症状。     

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大学生情绪表达冲突与抑郁间的作用

目的:探讨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大学生情绪表达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情绪表达冲突问卷(AEQ)、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和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3)测量了428名大学生,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1)情绪表达冲突与消极认知情绪调节、抑郁得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44、0.35,P0.001);领悟社会支持与情绪表达冲突、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抑郁得分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0.11,P0.05;r=-0.16,P0.01;r=-0.38,P0.001),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抑郁得分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42,P0.001);(2)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在情绪表达冲突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55.3%和10.6%。结论:情绪表达冲突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和领悟社会支持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     

大学生中庸思维在情绪调节和情绪间的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情绪调节、中庸思维与情绪状态间的关系。方法通过收集369份在校大学生的量表结果,其中包括情绪调节问卷、中庸信念/价值量表、正负情绪检核表。结果①认知重评与正性情绪正相关、与负性情绪负相关,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正相关(r=0.259～0.159,P>0.05);中庸思维与认知重评有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绪有显著负相关(r=0.312,0.160;P>0.05);②中庸思维在认知重评与情绪之间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在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负调节作用(β=-0.114,P>0.05),中庸思维程度较高时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无显著相关(r=0.107,P>0.05),中庸思维程度较低时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r=0.225,P>0.01)。结论中庸思维使个体倾向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较高的中庸思维程度不易受到表达抑制的负面影响。     

负面评价恐惧对抑郁的影响：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和社交焦虑的多重序列中介作用

目的：探究负面评价恐惧、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社交焦虑和抑郁之间的关系。方法：使用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情绪调节问卷、社交回避与苦恼量表对814名大学生施测。结果：（1）负面评价恐惧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且负面评价恐惧对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2）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和社交焦虑在负面评价恐惧对抑郁的作用中起多重序列中介作用,即负面评价恐惧分别通过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社交焦虑、认知重评→社交焦虑、表达抑制→社交焦虑对抑郁起到显著间接作用。结论：负面评价恐惧可以直接影响抑郁,也可以通过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和社交焦虑间接影响抑郁。     

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在非适应完美主义与自杀风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在非适应完美主义和自杀风险关系间的调节作用,为大学生的自杀科学预防与临床干预提供参考。方法:选取广东某高校全日制本科在校大学生1084名[平均年龄(19±1)岁],采用中文版Frost多维度完美主义量表(CFMPS)的非适应完美主义维度(包括担心错误、行动疑虑、父母期望3个因子)、情绪调节量表(ERS,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个分量表)、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BQ-R)进行调查。结果:SBQ-R得分与非适应完美主义总分及3个因子分、表达抑制得分均呈正相关(r=0.14~0.28,均P0.01),与认知重评得分呈负相关(r=-0.19,P0.01)。非适应完美主义正向预测自杀风险(β=0.39,P0.001),认知重评、非适应完美主义和认知重评的交互项均负向预测自杀风险(β=-0.17,-0.14,均P0.001)。结论:本研究提示大学生非适应完美主义水平越高,自杀风险越大,认知重评在二者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