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孤独感与手机成瘾: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了解大学生孤独感对手机成瘾的具体影响机制。方法: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孤独感量表、负性情绪量表以及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359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孤独感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中是否起到中介效应。结果:(1)大学生孤独感与负性情绪、消极应对方式、手机成瘾之间均呈正相关(r=0.20,0.26,0.11;P0.05)。负性情绪与消极应对方式、手机成瘾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r=0.31,0.29;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手机成瘾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30,P0.01);(2)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孤独感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孤独感通过两条途径间接影响手机成瘾,并且数据显示两条中介作用之间无显著差异。结论: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孤独感与手机成瘾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的关系:情绪体验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人格特质、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正负情绪量表与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对35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手机成瘾在性别,专业及生源地等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神经质人格与负性情绪、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9.88%。结论:负性情绪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超重、肥胖青少年网络成瘾与抑郁的关系

目的:考察超重、肥胖青少年网络成瘾与抑郁的关系,并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在其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233名超重、肥胖青少年(年龄12～16岁)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成瘾量表(IAS)青少年生活事件自评量表(ASLEC)、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分别测量网络成瘾、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结果:网络成瘾得分与消极应对方式、ASLEC、SDS得分均呈正相关(r=0.15～0.48,P0.01)。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表明,ASLEC得分在网络成瘾与抑郁得分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7,占总效应的26.92%;消极应对方式得分在网络成瘾与抑郁得分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9,占总效应的34.62%;消极应对方式、SLSS得分在网络成瘾与抑郁得分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4,占总效应的15.38%。结论:网络成瘾、负性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是超重、肥胖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成瘾除了能直接影响超重、肥胖青少年的抑郁情绪,还可以通过负性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抑郁情绪。     

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状态焦虑的关系——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和自我肯定的调节效应

目的:探讨大学生反刍思维和自我肯定对负性生活事件与状态焦虑关系的作用。方法:选取某高校大学生265名,使用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ASLEC)、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A)状态焦虑分量表、反刍思维量表(RRS)和一般健康问卷(GHQ)自我肯定分量表进行调查。采用多重逐步回归分析和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探讨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采用多重逐步回归分析和简单斜率检验探讨自我肯定的调节效应。结果:城镇大学生的状态焦虑和自我肯定分量表得分均高于农村大学生(均P0.05)。负性生活事件能够直接预测状态焦虑(β=0.57,P0.001);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状态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9.7%;自我肯定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状态焦虑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β=0.13,P0.05)。结论:负性生活事件既可以直接作用于状态焦虑,也可以通过反刍思维间接作用于状态焦虑;自我肯定调节了负性生活事件与状态焦虑的关系。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的关系: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负性情绪与认知失败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认知失败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湖北省武汉市某高校的195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与手机依赖低分组的大学生相比,手机依赖高分组的认知失败总分及各维度分、焦虑和抑郁得分显著更高(P0.001);(2)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总分及各维度分、焦虑和抑郁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396~0.540,P0.01);(3)负性情绪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0.58%。结论:负性情绪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自我认同感在人际适应性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索大学生自我认同感在人际适应性与手机成瘾倾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在校大学生498名(男217人,女281人),采用大学生人际适应性问卷(CSIAI)、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和自我认同感量表(PIS)进行测量。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的统计学意义。结果:MPATS得分男生低于女生[(2.6±0.7)vs.(2.7±0.6),P0.05]。MPATS得分与CSIAI、PIS得分均呈负相关(r=-0.31、-0.36,均P0.01);CSIAI得分与PIS得分呈正相关(r=0.50,P0.01)。自我认同感在人际适应性与手机成瘾倾向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3.6%。结论:手机成瘾倾向与自我认同感、人际适应性关系密切,人际适应性能够通过自我认同感对手机成瘾倾向产生作用。     

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和人际适应的关系:情绪调节效能感和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智能手机成瘾和人际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认知失败问卷和人际关系适应量表对湖南省4所中学1350名初、高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手机成瘾与认知失败呈显著正相关(r=0.41,P0.01),与情绪效能感、人际适应(r=-0.24,-0.14;P0.01)呈显著负相关;情绪自我效能感与人际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0.41,P0.01),与认知失败呈显著负相关(r=-0.30,P0.01);认知失败与人际适应呈显著负相关(r=-0.31,P0.01);(2)在手机成瘾对人际适应预测中,情绪调节效能感发挥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39.69%,认知失败也发挥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36.64%。结论:智能手机成瘾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人际适应,还通过情绪调节效能感和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对人际适应产生间接影响。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自尊及羞怯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

目的:考察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的关系,羞怯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对上述中介作用的调节。方法:使用人际关系诊断量表、自尊量表、羞怯量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对472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结果:不同手机成瘾倾向水平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各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手机成瘾倾向与羞怯、人际关系困扰显著正相关(r=0.228,r=0.349,P0.05)。自尊与人际关系困扰显著负相关(r=-0.184,P0.05),与手机成瘾倾向显著负相关(r=-0.155,P0.05)。手机成瘾倾向通过羞怯对人际关系困扰的间接效应受到自尊的调节。结论:手机成瘾倾向和人际关系困扰中既存在中介效应,也存在调节效应。     

大学生情绪智力在成人依恋与孤独感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大学生成人依恋与孤独感的关系,以及情绪智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457名大学生[男生205名,女生252名;来自城市231人,来自农村226人;年龄15~24岁,平均年龄(20±2)岁],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情绪智力量表(EIS)及UCLA孤独感量表(UCLALS)分别测量其成人依恋、情绪智力及孤独感的水平。结果:女生的EIS评估自我情绪和评估他人情绪维度得分均高于男生,农村大学生的UCLALS得分高于城市大学生(P0.05或P0.01)。依恋焦虑既直接预测孤独感(β=0.38,P0.01),又通过情绪智力间接预测孤独感(β=0.33,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是12.3%;依恋回避既直接预测孤独感(β=0.45,P0.01),又通过情绪智力间接预测孤独感(β=0.39,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是13.2%。结论:大学生孤独感与成人依恋、情绪智力密切相关,情绪智力在成人依恋与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适应性在自尊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自我控制、人际适应性在自尊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大一到大四学生522人(男215人,女307人),采用自尊量表(SES)、自我控制量表(SCS)、大学生人际适应性问卷(CSIAI)和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进行测量。结果:MPATS得分与SES、SCS、CSIAI得分呈负相关(r=-0.23~-0.45,均P0.01);SES、SCS、CSIAI得分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r=0.39~0.57,均P0.0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SES得分通过SCS和CSIAI得分的链式中介作用预测M PATS得分,95%CI为(-0.030,-0.003);SES得分通过SCS得分的单独中介效应预测CSIAI得分,95%CI为(-0.305,-0.156);SES得分通过CSIAI得分的单独中介效应预测CSIAI得分,95%CI为(-0.062,-0.013)。结论:大学生自我控制和人际适应性在自尊与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社交焦虑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认知失败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目的:探讨社交焦虑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以及认知失败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二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方法:使用交往焦虑量表、认知失败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对83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社交焦虑与认知失败、手机成瘾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认知失败、手机成瘾显著负相关;②社交焦虑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水平,还通过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水平;③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该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相较于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大学生,认知失败的中介效应对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大学生作用更强。结论:认知失败是社交焦虑诱发大学生手机成瘾的重要桥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社交焦虑影响大学生认知失败进而导致手机成瘾的保护性因素。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时间管理倾向在微博成瘾与成就动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成就动机与微博成瘾的关系,以及主观幸福感和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451例大学生(男135例,女316例),采用成就动机量表(AMS)测量成就动机,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SWB)测量主观幸福感,时间管理倾向量表(TMD)测量时间管理倾向和微博成瘾状况调查问卷(MEUS)测量微博成瘾。结果:AMS、SWB、TMD得分和MEUS得分之间负相关(r=-0.25～-0.30,均P0.01),AMS、SWB、TMD得分之间两两正相关(r=0.16～0.38,均P0.01);成就动机得分影响微博成瘾得分的通径有3条,分别为直接影响微博成瘾得分,通过主观幸福感得分单独的中介效应影响微博成瘾得分(95%CI分别为-0.11～-0.04),通过主观幸福感得分与时间管理倾向得分的多重中介作用影响微博成瘾得分(95%CI为-0.09～-0.02)。结论:主观幸福感和时间管理倾向在成就动机对大学生微博成瘾的预测中起多重中介作用。     

留守经历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

目的:探讨留守经历大学生自尊和心理韧性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以及留守经历的调节效应。方法:在四川、重庆3所高校中选取879名大学生(有留守经历396名,无留守经历483名),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自尊量表(SES)、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SCA)、抑郁自评量表(SDS)调查负性生活事件、自尊、心理韧性、抑郁情绪,采用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使用多群组分析法检验有无留守经历的调节效应。结果: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ASLEC得分高于无留守经历者[(9.0±3.8)vs.(6.8±3.1),P0.001]。大学生留守经历与ASLEC和SDS得分呈正相关(r=0.22~0.28,均P0.01),与RSCA和SES得分呈负相关(r=-0.29~-0.56,均P0.01)。SES得分和RSCA得分在ASLEC得分与SDS得分中起着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量分别为0.08、0.13、0.07,均P0.01);Bootstrap检验显示链式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95%CI=0.13~0.68);留守经历对自尊和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起调节作用(限制模型的拟合度变差△χ2=2120.68,△df=8,P0.001)。结论:自尊和心理韧性在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受留守经历的调节。     

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相对剥夺感在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索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和相对剥夺感在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山东省某高校413例大学生(男200例,女213例,年龄16~21岁),采用相对剥夺感问卷(RDQ)、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和网络成瘾量表(CIAS-R)分别对大学生相对剥夺感、生活事件、领悟社会支持和网络成瘾水平进行测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BollenStine解靴带法和Bootstrap法对领悟社会支持和相对剥夺感在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相关分析显示,PSSS得分与ASLEC得分、RDQ得分和CIAS-R得分分别呈负相关(r=-0.11~-0.36,Ps0.05),ASLEC得分、RDQ得分和CIAS-R得分之间呈两两正相关(r=0.14~0.23,Ps0.01);中介效应分析显示,ASLEC得分对CIAS-R得分的直接通径无统计学意义(β=0.11,P0.05),PSSS与RDQ得分在ASLEC与CIAS-R得分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模型的Bollen-Stine Bootstrap P值为0.003,PSSS和RDQ得分的中介作用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的Bootstrap输出的95%可信区间分别为(0.010,0.103)、(0.002,0.032)和(0.005,0.061)。结论:本研究提示生活事件可能会降低个体领悟社会支持,增强相对剥夺感,间接促进个体网络成瘾的产生。     

负性情绪对大学生情绪性进食的影响: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负性情绪对大学生情绪性进食的影响,检验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进食行为问卷、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734名大学生进行集体施测。结果:1男生在负性情绪各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0.05),女生在情绪性进食和积极应对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01),而在消极应对方式上性别差异不显著(P0.05)。2负性情绪各维度与情绪性进食均呈显著正相关(r=0.117~0.179,P0.01),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r=0.340~0.369,P0.01),而与积极应对成显著负相关(r=-0.151~-0.232,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情绪性进食呈显著正相关(P0.01),积极应对方式与情绪性进食的相关不显著(P0.05)。3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情绪对情绪性进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P0.05)。结论:负性情绪与情绪性进食存在相关,消极应对方式能部分中介负性情绪对情绪性进食的影响。     

大学新生应对效能在心理应激与适应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新生应对效能在心理应激与适应中的中介作用。方法:本研究为纵向设计,选用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CCSPSS)、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和应对效能问卷(CEQ)测量267名大学新生(男137人,女130人;年龄19~21岁)心理应激水平、适应状况和应对效能,每次测量间隔2个月,共测3次。结果:CCSPSS得分与CCSAS得分、CEQ的认知维度得分呈负相关(r=-0.29~-0.08,均P0.05)、与测量时期(采用连续的虚拟变量表示)呈正相关(r=0.08,P0.05);CCSAS得分与CEQ的认知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0.25,P0.01)、与测量时期呈负相关(r=-0.13,P0.01);CEQ的认知维度得分与测量时期呈负相关(r=-0.14,P0.01)。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应对效能在心理应激与适应、测量时间与适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为45.7%、33.6%。结论:心理应激和测量时间不仅能直接作用于适应,并且通过应对效能间接作用于适应。     

大学生童年期创伤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

目的:考察童年期创伤、社交焦虑、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关系,及社交焦虑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童年期创伤问卷(CTQ-SF)、交往焦虑量表(IAS)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对北京市68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童年期创伤在户籍方面存在差异(t=-3.006,P0.05),在性别方面不存在差异;大学生社交焦虑和手机成瘾倾向在户籍方面不存在差异,在性别方面存在显著差异(t=-3.789,-4.374;P0.001)。大学生童年期创伤与手机成瘾倾向显著正相关(r=0.381,P0.01),与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r=0.199,P0.01);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倾向显著正相关(r=0.571,P0.01)。社交焦虑在大学生童年期创伤与手机成瘾倾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64%。结论:大学生童年期创伤、社交焦虑、手机成瘾倾向两两呈显著正相关,童年期创伤可以直接或通过社交焦虑间接影响手机成瘾倾向。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的关系: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孤独感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孤独感量表对湖南长沙某医药类院校的67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手机成瘾、孤独感和抑郁在性别(t=-3.386,P0.05)、分科(t=2.252,P0.05)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而在生源地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t=0.259,P0.05)。手机成瘾与孤独感、抑郁显著正相关。孤独感在手机成瘾与抑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9.85%。结论:孤独感在手机成瘾与抑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抑郁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冲动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网络成瘾、抑郁、冲动三者的关系,以及冲动在抑郁与网络成瘾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对河北承德某高校学生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394名大学生,利用陈淑慧网络成瘾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巴瑞特冲动性人格量表进行调查。使用Epidate 3.1、SPSS 26.0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结果: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大学生占此次调查的33.7%。大一学生的抑郁得分明显低于大二、大三年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368)=9.88,P0.05]。大学生网络成瘾量表得分与抑郁量表得分、冲动量表得分两两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r=0.466,0.490,0.335,P0.001)。经过计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6.87%。结论:网络成瘾以及抑郁与冲动两两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冲动性在抑郁与网络成瘾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     

中学生的抑郁症状与生活事件:非适应性策略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中学生的非适应性策略在抑郁症状与负性生活事件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从全国10个城市抽取7110名(男生3486人,女生3624人;高中3496人,初中3614人)中学生,采用流调中心抑郁用量表(CES-D)、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评定中学生的抑郁症状、负性生活事件应激值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并采用路径分析评估非适应策略的中介效应。结果:中学生的CES-D平均分为(17.0±9.2),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7.0%。男生和女生的ASLEC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5±20.0)vs.(30.5±18.9),P0.05],高中生的ASLEC得分高于初中生[(33.9±19.6)vs.(27.3±18.6),P0.01]。CERQ-C的非适应性策略得分为(38.6±10.4),与CES-D得分和ASLEC得分三者之间呈中度正相关(r=0.40～0.48,均P0.05);且非适应性策略在抑郁症状和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12,P0.05)。结论:本研究提示,中学生的抑郁症状可能与其经历较重的负性生活事件相关,而对负性生活事件的非适应性策略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