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从业人员工作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经实施十多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从业人员作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研究其工作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有利于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目的　了解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从业人员总体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方法　于2019年11-12月,从浙江省、山西省、重庆市3个省（市）分别选取2个市辖区作为调查地区,其次依据各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名单进行方便抽样,共抽取53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个机构至少随机调查10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从业人员。利用自行设计问卷对553例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工作总体满意度及10项满意度因子。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553份,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从业人员工作总体满意得分为（3.66±0.77）分,60.5%（334/552）从业人员对总体工作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在各项满意度因子中,医患关系得分最高,为（3.84±0.68）分,工作强度满意度最低,为（2.86±0.81）分。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尊重、绩效考核、工作能力和工作强度是基本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工作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医务人员工作总体满意度一般,应增强社会公众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从业医务人员的尊重,优化绩效考核制度,减轻工作负荷,提高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     

三明市两级卫生服务机构患者满意度调查

目的　了解三明市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旨在全面评价三明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成效。方法　采用典型抽样法在三明市的1个区、2个县共选取了4家综合医院、6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家乡镇卫生院）,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门诊和住院患者496例为调查对象。于2017年4月,采用自行设计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调查问卷和18条目简明患者满意度问卷进行面对面现场调查。综合医院患者发放问卷386份,回收有效问卷369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5.6%;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发放问卷110份,回收有效问卷109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9.1%。结果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对医疗卫生服务“一般满意度”“技术服务质量”“医生人际交流能力”“医患沟通能力”“服务经济性”“服务时效性”“服务可及性与便利性”7个维度的满意度评分高于医院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对医疗卫生服务“这里设备齐全,能给我提供完善的服务”“这里的医生通常会向患者解释清楚做生化检查的原因”2个条目的满意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对其余16个条目的满意度评分高于医院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具体维度来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满意度评分最高的维度均为“医生人际交流能力”,分别为（3.97±0.71）、（4.50±0.59）分;满意度评分最低的维度均为“服务经济性”,分别为（3.34±0.71）、（3.87±0.67）分。从具体条目来看,医院患者满意度评分较高的2个条目为“这里的医生对待患者友善礼貌”“这里的医生诊治患者时非常仔细”,分别为（4.16±0.80）、（4.11±0.73）分;满意度评分较低的2个条目为“我确信经济因素不会妨碍我到这里就医”“我在这里需要紧急医疗服务时,等候时间太长”,分别为（3.33±0.96）、（3.34±0.94）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满意度评分较高的2个条目为“这里的医生对待患者友善礼貌”“我想看这里的任何医生都很方便”,分别为（4.62±0.68）、（4.49±0.68）分;满意度评分较低的2个条目分别为“我确信经济因素不会妨碍我到这里就医”“这里设备齐全,能给我提供完善的服务”,分别为（3.74±0.99）、（3.77±0.92）分。结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总体高于医院患者,患者对三明市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的满意度最高,对服务经济性满意度最低,整体满意度有待继续提高,尤其需要关注医疗卫生服务的经济性。     

新医改背景下广州市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效率研究

目的：评价新医改以来广州市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服务效率。方法：采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研究广州市2009-2013年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因素。结果：2009-2013年基本医疗服务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下降0.2%,技术进步下降0.3%,城乡有显著性差异;技术效率年平均下降0.4%,纯技术效率年平均上升1.5%,规模效率年平均下降1.9%。公共卫生服务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上升18.1%,技术进步上升18.6%;技术效率年平均下降0.4%,纯技术效率年平均上升1.5%,规模效率年平均下降1.9%。结论：新医改以来,广州市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服务效率变化是不平衡的。     

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开展现状

目的:分析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开展现状,介绍相关问题,并提出完善解决建议.方法:结合定量调查与定性访谈.结果: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开展现状良好,其中,医务人员数量和综合能力是制约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结论:近几年,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情况有所发展,但由于工作繁重、医务人员缺乏以及综合能力低等原因,导致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有效提高.     

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开展现状

目的:分析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开展现状,介绍相关问题,并提出完善解决建议。方法:结合定量调查与定性访谈。结果: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开展现状良好,其中,医务人员数量和综合能力是制约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结论:近几年,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情况有所发展,但由于工作繁重、医务人员缺乏以及综合能力低等原因,导致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有效提高。     

四川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现状研究

背景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其公共卫生服务能够提升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信息化建设则是促进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发展的重要措施。目的　了解四川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为推动基层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方法　以四川省所有市、县（区）为单位，采用等比例单纯随机法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 022个，于2019年11-12月，采用网络问卷法对医院业务院长进行调查。内容主要为公共卫生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简称基层系统）两类系统使用情况，包括经费、基础设施、覆盖率、人员、阻碍因素等。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1 133份，有效问卷994份，有效率为87.7%。结果　调查机构中，平均使用9个公共卫生业务管理信息系统；48.6%（483/994）的机构有专门信息化建设经费；91.0%（905/994）的硬件设备满足工作需求；45.0%（447/994）的机构信息填报人员在5人及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在经费、硬件设备、人员配置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82.9%（68/8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6.3%（878/912）乡镇卫生院使用了基层系统，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填报人员专业以临床（357人，占37.7%）、护士/护理（288人，占30.4%）为主，信息技术专业少见（21人，占2.2%）；63.2%（43/82）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74.7%（656/912）的乡镇卫生院认为基层系统满足院内业务需求，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基层系统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模块信息均存在重复填报问题。阻碍公共卫生模块使用的因素分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选“软件功能不完善”〔36.8%（25/68）〕，乡镇卫生院首选“专业人才匮乏”〔31.4%（276/879）〕。结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信息化存在基础保障薄弱、系统建设效率低、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机构发展不平衡、系统软件功能还不完善等问题，亟须进一步改进。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

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国家规范》）要求为评价依据,结合笔者历年参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和示范机构评审时的现场查看与资料查阅情况,梳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开展服务提供更直接、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有：（1）提供服务时存在多种具体操作性问题;（2）活动记录和资料的归档保存不规范;（3）缺乏辖区健康教育需求评估,计划缺乏针对性;（4）活动组织能力欠缺,吸引力不高,居民参与积极性较低。提出4点建议：（1）进一步加强《国家规范》培训以做实做细健康教育工作;（2）重视活动过程“痕迹”记录和资料保存规范性;（3）积极开展辖区健康教育需求评估;（4）提高健康教育工作人员组织管理和宣传动员能力。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天津市滨海新区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利用效率评价

目的 评价天津市滨海新区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资金利用效率,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为决策者提供建议。方法 2013年,选取滨海新区所有的14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塘沽6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A、B、C、D、E、F）,汉沽4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G、H、I、J）,大港4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K、L、M、N）为研究对象。研究指标包括：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2个投入指标和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人数、0～6岁儿童健康管理人数、孕产妇健康管理人数、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人数、高血压管理人数、糖尿病管理人数6个产出指标。采用DEAP2.1软件包测量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资金利用效率。结果 14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利用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746,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34,规模效率均值为0.805。其中有6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有效,处于规模收益不变;8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非DEA有效,且均处于规模递减。结论 天津市滨海新区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需采用科学管理理论,提高服务功能|创新经费投入机制,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规划医疗卫生布局,优化卫生资源|加强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考核评价,提高卫生服务效率。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江苏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效率评价

目的 评价江苏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实施效率。方法 于2014年,根据地域及经济发展水平,在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3个区域分别选取13、7、12个县（市、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为研究对象。选取的县（市、区）同时也是江苏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示范点。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以每万居民服务站点数（个）、每万居民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经费投入（万元）3个指标为投入指标,以健康教育知识讲座开展数（次）、老年人健康体检数（人次）、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数（人）、2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数（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规范管理数（人）、传染病报告数（起）6个指标为产出指标,通过规模报酬可变模型（BCC模型）对32个示范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效率进行分析。结果 32个示范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843、0.916、0.919。其中14个示范点综合技术效率值为1,即DEA有效;5个示范点虽然综合技术效率值小于1,但是纯技术效率值为1;13个示范点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小于1。结论 江苏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效率较高,卫生资源得到较有效利用,规模效率小于1的示范点基本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段,可以通过增加投入来扩大产出。     

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现状与效能研究

背景 "十三五"期间，民族地区基层卫生信息化发展迅速，为信息技术赋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奠定了基础，但卫生信息技术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效能的相关研究缺乏。 目的 了解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现状与效能，探索信息技术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效能提升的影响。 方法 2020年7—10月，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四川甘孜、凉山、阿坝3个自治州，共计23个民族县的84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现状、信息化效能。对23个民族县的卫生健康局负责人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院长进行座谈，主要围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科室设置、服务开展现状、信息化建设现状、信息服务场景等内容开展座谈。 结果 软件建设方面，84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57家（67.9%）使用公共卫生系统，44家（52.4%）使用家庭医生管理系统，25家（29.8%）使用医院信息系统（HIS）。84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47家（56.0%）实现了纵向联通与区域信息化，联通机构多为区（县）级与医联体单位；69家（74.4%）横向联通单位是医保部门。仅18家（21.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有独立的信息部门，34家（41.0%）机构没有从事信息化工作的人才。信息专业人才缺乏〔64家（76.2%）〕、资金不足〔52家（61.9%）〕及基础设施薄弱〔51家（60.7%）〕是目前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的主要问题。建设有区域信息化平台、纵向联通机制、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平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检验、检查科室设置及中医药服务提供情况方面优于未进行相应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机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座谈信息显示，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基本完成信息化标准化建设，硬件设施配备到位，卫生信息化产生了效率提升、监管范围扩大、监管精细化、决策科学化、治理数字化等管理效能，以及服务效率提升、可及性增加、质量提升的服务效能。 结论 信息技术可突破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开展"瓶颈"，促进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科室设置、服务延伸，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信息技术可以创新民族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模式；民族地区基层卫生信息化存在信息化运维投入持续性不足、应用不足、人才匮乏问题；应加强基层卫生信息化投入，建立规范、适用的卫生信息化培训机制，重视卫生信息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信息技术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智能应用。     

我国西部地区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背景　全科医生作为全科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分析其工作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对于改善全科医生素质、稳定全科医生队伍及提高全科医生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了解西部地区全科医生的工作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7年10月—2018年2月,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西部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全科医生1 050例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全科医生基本情况和工作满意度。采用宋奎勐修订的工作满意度量表进行工作满意度测量,包括物质满意度、关系满意度、成长满意度和整体满意度4个维度。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1 036份（98.67%）西部地区全科医生问卷被视为有效。西部地区全科医生的工作满意度总均分为（37.39±7.35）分,654例（63.13%）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总分较高（≥36分）。其中,西部地区全科医生的物质满意度平均分为（11.86±2.71）分,关系满意度平均分为（13.18±2.52）分,成长满意度平均分为（9.17±2.37）分,整体满意度平均分为（3.18±0.79）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学历、任职方式、加班情况及收入水平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任职方式、加班情况及收入水平是西部地区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西部地区全科医生的工作满意度较高,任职方式、加班情况及收入水平是其影响因素。因此,建议改善薪酬结构,适当减少工作任务量,有效缓解全科医生工作压力,推行“去编制化”政策,激发全科医生的工作积极性,以提高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     

基于安德森模型的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近年来,多重慢病现象严重。探究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引导多重慢病患者有序就医,进而推动有序就医格局的形成和医疗卫生资源的优化。目的　了解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为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和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于2019年8-11月,基于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数据,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出患有2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成人样本（n=666）,通过前倾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使能因素（户口性质、家庭成员数、年收入、医疗保险、照护人员、看病点满意度、看病点水平）,需求因素（健康状况、健康变化情况、因病住院、两周不适）建立影响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被调查的666例多重慢病患者中,83例（12.5%）以诊所为一般就医机构,71例（10.7%）以社区卫生服务站或村卫生室为一般就医机构,104例（15.6%）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为一般就医机构,58例（8.7%）以专科医院为一般就医机构,350例（52.6%）以综合医院为一般就医机构。不同年龄、户口性质、家庭成员数、年收入、医疗保险、看病点水平、因病住院情况的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前倾因素中的年龄变量,使能因素中的户口性质变量、家庭成员数变量、年收入变量、医疗保险变量、看病点水平变量,需求因素中的因病住院变量是影响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的因素（P<0.05）。结论　应完善区域卫生规划,通过网格化划分服务范围合理配置卫生资源以满足多重慢病患者就诊需求;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积极转变卫生服务提供模式,为多重慢病患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吸引多重慢病患者基层首诊;提高多重慢病患者的医疗保障力度,为低收入患者和重点人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加大宣传教育,使多重慢病患者树立科学就医观念以改变传统就医模式,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     

北京市16区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近年来北京市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已初现雏形,其中基层首诊作为分级诊疗的基础,对提高医疗服务体系运行效率十分重要。患者作为医疗服务的需方,研究其就医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对落实基层首诊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了解北京市患者在“生小病”时的就医选择及影响因素,从而为将患者引流至基层提出针对性建议。方法　于2019年5月在北京市16个区的48家区属二、三级医院中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对门诊和住院患者的基层就诊选择意愿及其个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和政策知晓情况进行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患者“生小病”时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有3 732例调查对象纳入本研究,其中1 541例（41.29%）患有慢性病;知晓北京开展家庭医生制度和分级诊疗制度的患者分别为1 509例（40.43%）、1 641例（43.97%）,但签约了家庭医生的患者仅占12.43%（464/3 732）。1 349例（36.15%）调查对象“生小病”时会选择前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籍、年龄、文化程度、社会医疗保险情况、家庭月收入、健康自评情况、慢性病数量、家庭医生制度知晓情况、家庭医生签约情况及分级诊疗制度知晓情况是调查对象就诊机构选择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老年人、北京市户籍人口、有社会医疗保险、文化程度和收入较低、知晓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相关政策、签约了家庭医生的患者在“生小病”时更倾向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此对于非北京户籍、无社会医疗保险患者人群,应努力提高医疗保障,加强健康宣教;同时提高基层医疗技术水平和就诊环境,加大医改政策的宣传力度,并继续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吸引更多患者下沉基层。     

特殊儿童家庭医学应对方式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背景　脑瘫、自闭症、智力障碍等特殊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持续的康复训练,而家庭在此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医学应对方式会影响孩子的康复过程和疗效。目的　调查了解特殊儿童家庭医学应对方式,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相关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和康复指导提供参考。方法　2017年6—8月,采用三阶段抽样法抽取调查对象,即第一阶段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抽取四川省8个市/州,第二阶段在抽取的8个市/州中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各抽取2家有脑瘫、自闭症和智力障碍等特殊儿童就读的学校和/或进行康复的机构,第三阶段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第二阶段抽取的学校或机构的特殊儿童的家长为调查对象。采用特殊儿童及其家庭基本情况问卷和医学应对方式问卷对其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292份,有效回收率为91.3%。将特殊儿童家庭医学应对方式得分与常模比较,分析特殊儿童家庭医学应对方式现状,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特殊儿童家庭医学应对方式倾向面对者142名（48.6%）,回避者30名（10.3%）,屈服者120名（41.1%）。特殊儿童家庭面对、回避维度得分低于常模,屈服维度得分高于常模（P<0.05）。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疾病诊断、残疾等级、自理能力、康复救助情况、母亲文化程度和父母婚姻状况是面对维度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父亲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是回避维度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残疾等级、康复救助情况、父亲文化程度、父母婚姻状况和家庭年收入是屈服维度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特殊儿童家庭医学应对方式有待改善;疾病诊断、残疾等级、自理能力、康复救助情况、父/母亲文化程度、父母婚姻状况和家庭年收入为影响家庭应对方式的主要因素,应针对上述影响因素对家长实施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改变家庭消极应对的现状,提高特殊儿童康复效果。     

布鲁杆菌病患者就诊及首次诊断延迟原因调查研究

背景　病例早发现、早诊断、早期规范治疗是控制人群布鲁杆菌病（简称布病）疫情和防止病情慢性化发展的关键。通过研究布病病例发现延迟分阶段原因及影响因素,对于综合施策,精准防控布病有重要意义。目的　了解布病患者就诊及首次诊断延迟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管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2012—2017年报告的天津市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患者性别、年龄、职业、居住地、临床症状与体征、诊断疾病名称、首选医院类型、首选医院位置、就诊时临床分期、首诊科室等资料,并根据患者是否就诊或首次诊断延迟分为就诊及时组、就诊延迟组及首次诊断及时组、首次诊断延迟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就诊、首次诊断延迟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布病患者808例,就诊延迟率为34.8%（281/808）,首次诊断延迟率为60.9%（492/808）。就诊延迟组与就诊及时组患者是否出现发热、首选医院类型、首选医院位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首选医院类型〔OR=1.70,95%CI（1.48,1.97）〕、首选医院位置〔OR=1.25,95%CI（1.04,1.49）〕是就诊延迟的影响因素（P<0.05）。首次诊断及时组与首次诊断延迟组患者间职业、居住地、首诊医院类型、首诊医院位置、就诊时临床分期、首诊科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地〔OR=1.53,95%CI（1.11,2.10）〕、首诊医院类型〔OR=1.37,95%CI（1.24,1.51）〕、首诊科室〔OR=1.55,95%CI（1.39,1.73）〕是首次诊断延迟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布病患者在就诊和诊断阶段均有不同程度的延迟,减少布病患者的发现延迟主要应减少首次诊断延迟。而居住地、首选医院类型、首诊科室可能是布病患者首次诊断延迟的影响因素。     

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孕产妇就医行为的决策树分析研究

目的　分析广州市孕产妇就医行为特征及就诊医疗机构的选择,为引导孕产妇科学就医及分级诊疗提供参考。方法　2016年5—9月采用分层典型抽样的方法,选取广州市一级、二级和三级医院〔分别为增城区新塘医院（现更改为二级医院）、增城区妇幼保健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各1家作为调查点,随机选取在调查点就医的675例孕产妇,采用基于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采用决策树分析方法分析孕产妇选择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影响因素。结果　选择一级医院207例（30.7%）,二级医院219例（32.4%）,三级医院249例（36.9%）。不同年龄、与医院的距离、等候时间、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产检次数、妊娠次数、流产史、活产子女、婚前检查、不良孕史、产前检查、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费用低、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服务资质优、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距离近、总体满意度的孕产妇选择医院级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决策树分析结果显示,决策树1的一级医院预测正确率高于二级医院（χ2=111.023,P<0.001）,决策树2、3的总预测正确率高于决策树1（P<0.05）。决策树1显示,等候时间、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费用低是决定孕产妇选择一级或二级医院的主要原因;决策树2显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产检次数、妊娠次数、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距离近是决定孕产妇选择二级或三级医院的主要原因;决策树3显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妊娠次数、活产子女、认为选择的早孕建卡机构距离近是决定孕产妇选择一级或三级医院的主要原因。结论　应加强分级诊疗的政策引导,引导无危险因素的孕产妇去一级或二级医院就诊;引导因家庭收入高去三级医院就诊的孕产妇合理选择医疗机构;一、二级医院应提高对孕产妇定期产检的要求。     

重庆、云南、贵州三省市基层中医全科医生岗位工作任务调查研究

背景　中医药对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国内对基层中医全科医生岗位工作任务调查较少,为了更好地服务专科层次中医学专业教育,本课题组在西部地区重庆市、云南省和贵州省进行了抽样调查。目的　调查重庆、云南、贵州三省市基层中医全科医生岗位工作任务,为开展专科层次中医学专业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2017年6—8月在研究者所在的西部3个城市（重庆市、云南省楚雄市、贵州省铜仁市）,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各抽取1个区/县,每个区/县按城乡分类随机抽取4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选取上述12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所有中医全科医生102例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主要工作任务（包括基本医疗工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接触到的最常见疾病、接触到的最常见症状、基本医疗服务情况、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情况）。共发放问卷102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02份,有效回收率为100.0%。结果　中医全科医生以专科学历为主（42.2%）,从业年限以<10年为主（52.0%）,科室以中医科（33.3%）、康复科（24.5%）为主,有全科医师岗位培训证书者占24.5%。基本医疗工作占中医全科医生日常工作量的比例为（75.3±21.7）%,其前3位分别为中药处方治疗（65.7%）、针灸推拿治疗（58.8%）、慢病管理（39.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占中医全科医生日常工作量的比例为（24.7±21.7）%,其前3位分别为健康教育（55.4%）,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54.0%）,慢病患者健康管理（59.0%）。中医全科医生接触到的最常见疾病前5位依次为上呼吸道感染、糖尿病、高血压、消化道疾病、伤（骨折等）及中毒,接触到的最常见症状前5位依次为关节痛、头痛、咳嗽、腹痛、失眠。中医全科医生平均每周服务人次（66.0±49.2）人次,平均每例患者服务时间（25.4±13.6）min,平均每天用来看病的时间（5.7±2.3）h,平均每月转诊人次（2.7±1.4）人次。20例（19.6%）中医全科医生曾经到患者家出诊,平均每月出诊人次（2.6±1.8）人次;出诊的原因主要为患者出门不方便（平均每月出诊35人次,占平均每月总出诊人次的67.3%）。中医全科医生接诊发热患者时的首选给药方式主要为口服（60.8%）。102例中医全科医生中,针对居民开展过体检的有64.7%,开展中医体质辨识的有64.7%,开展中医药健康教育的有60.8%,开展中医药保健指导的有58.8%,开展慢病管理和指导的有54.9%,开展居民建档的有45.1%,开展儿童中医饮食调养的有29.4%,开展儿童按摩传授的有27.5%。结论　重庆、云南、贵州三省市基层医疗机构中医全科医生主要工作以基本医疗为主,还需承担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工作多为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需较强的中西医知识和技能,以及一定的家庭医疗服务能力和危急重症判断能力。专科层次中医全科医生培养应秉承“任务驱动,工学交替”的理念,根据基层中医全科医生的岗位任务和能力需求,融合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各自的优势,重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提高培养的基层中医全科医生的岗位胜任力。     

徐州市居民双向转诊支持率及满意度调查研究

背景　十九大提出“健康中国战略”,要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双向转诊作为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内容,目前仍处于下车伊始的阶段,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仍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目的　了解居民双向转诊支持及满意状况,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双向转诊制度的实施提供对策和建议。方法　2016年7-8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1 550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比较不同特征居民双向转诊支持率及满意度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双向转诊支持率及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1 550份,回收有效问卷1 47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0%。1 473名居民中,双向转诊支持率为53.8%（793/1 473）。不同婚姻状况、年医疗费用、过去1年有无基层就医、转诊经历、是否赞成强制基层首诊、知晓分级诊疗制度、支持分级诊疗制度情况居民双向转诊支持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年医疗费用、转诊经历、赞成强制基层首诊、支持分级诊疗制度情况是居民双向转诊支持情况的影响因素（P<0.05）。有转诊经历的435名居民中433名（99.5%）回答转诊满意度问题,其中133名（30.7%）对转诊满意,101名（23.3%）不满意,199名（46.0%）评价一般。赞同强制基层首诊的满意度〔39.9%（83/208）〕高于不赞同的居民〔22.2%（50/225）〕（χ2=15.878,P<0.001）;支持分级诊疗制度的居民满意度〔35.5%（107/301）〕高于不支持的居民〔19.7%（26/132）〕（χ2=10.834,P=0.001）;支持双向转诊的居民满意度〔38.5%（74/192）〕高于不支持的居民〔24.5%（59/241）〕（χ2=9.927,P=0.002）。在双向转诊实施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为转诊手续烦琐、医保报销不便和上下医疗机构缺乏交流。结论　徐州市居民对双向转诊的支持率低、满意度低,制度的宣教、实施细节和医疗服务质量影响支持率和满意度。应向医务人员和居民双向精准宣教,优化转诊流程,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天津市家庭医生签约居民首诊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制度的必然途径,居民作为卫生服务的需求方,其首诊意愿与基层首诊的顺利推行息息相关。目的　了解天津市社区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8年1—2月采用随机抽样法从天津市16个行政区划中随机抽取和平区、北辰区、河北区3区,选取760名在该时段有基层就诊经历的社区签约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情况、居民对签约家庭医生的满意度及居民对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比较不同特征社区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754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9.2%。结果显示,90.3%（681/754）的居民表示愿意选择签约家庭医生作为首诊医生。不同年龄、家庭年收入、医疗保险类型、候诊时间、对签约家庭医生满意度、对家庭医生信任程度、对自身健康问题的了解程度、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保持健康的能力的签约居民基层首诊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工作状况、患慢性病情况的签约居民基层首诊意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家庭年收入、候诊时间、对家庭医生信任程度、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是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为首诊医生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天津市社区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较高,年龄、家庭年收入、候诊时间、对家庭医生信任程度、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是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为首诊医生的影响因素。     

重庆市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目前我国基层医疗机构全科医生缺口较大,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导致了基层全科医生工作任务繁重,执业环境差,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严重影响了其工作满意度,调查其工作满意度并分析影响因素,可以为稳定基层医疗人才队伍、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依据。目的　调查重庆市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5年5—11月,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重庆市抽取了27个区（县）的5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354例全科医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含基本情况、执业状况、职业认知与素质、工作满意度评价。其中工作满意度评价采用5级评分法,从“很不满意”~“很满意”计为1~5分。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38份,有效回收率为95.5%。结果　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总平均分为（2.75±0.83）分,不同性别、任职科室、每周工作量、工资年收入、工作单位类型、最高学历、职称、家人对从事全科医学工作的支持程度及职业热爱程度的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的因素有性别、任职科室、每周工作量、工作单位类型、最高学历、职称、家人对从事全科医学工作的支持程度及职业热爱程度（P<0.05）。结论　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总体不高。相比较而言女性、任职于妇产科、每周工作量大、工作于乡镇卫生院、具有硕士学历、中级职称、家人支持度低及职业热爱程度低的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较低。针对这些因素,通过采取降低工作强度、提高薪资待遇等措施来提高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真正地将人才留在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