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转化治疗临床策略与指南解读

<正>在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致死率排行中，原发性肝癌均位居前列(发病率第4位和致死率第2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1,2]。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以下简称肝癌)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约占75%～85%^[3]。由于肝癌起病隐匿且在早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导致半数以上肝癌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丧失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机会，造成患者较差的生命质量和远期生存预后(中位生存时间通常低于1年)^[4-6]。随着系统性药物治疗和非手术局部治疗在肝癌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癌栓东西方治疗差异

<正>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一种全球范围内常见且死亡率较高的恶性肿瘤。由于肝脏解剖结构特点以及HCC侵袭转移能力强,癌细胞易侵犯门静脉形成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有文献指出大约44%～62.2%的HCC患者合并PVTT^[1]。HCC患者一旦合并PVTT,病情迅速进展,预后极差。PVTT的分型与患者预后息息相关,针对PVTT分型标准主要是中国程氏分型和日本肝癌研究学会的分型^[2,3],西方尚未形成完整的分型体系。目前,东西方对HCC合并PVTT的治疗策略有很大不同。西方指南认为,PVTT是疾病晚期的标志,治愈希望渺茫,推荐系统抗肿瘤治疗作为一线治疗方法^[4-6]。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临床实践指南推荐对部分严格选择的HCC合并PVTT患者进行更积极的抗癌治疗,包括手术切除、放疗、经动脉化疗栓塞等其他治疗^[7]。本文结合国内外HCC诊疗指南及临床实践,对HCC合并PVTT东西方治疗差异做一简介...     

肝癌转化治疗后手术相关问题

<正>原发性肝癌是全球排名第六的常见恶性肿瘤，是我国排名第四常见恶性肿瘤及第二肿瘤致死病因，其中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占75%～85%、胆管细胞癌占10%～15%^[1]。外科手术治疗可为肝癌患者提供治愈的机会，但我国大部分患者初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失去了手术机会。近年来，随着晚期肝癌的治疗进展，部分初始不可切除肝癌患者可通过转化治疗进而获得手术的机会，达到与一期切除相似的临床效果。本文查阅和总结了肝癌转化治疗后手术切除相关文献，及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肝细胞癌的术后辅助治疗现状及展望

<正>原发性肝癌是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包括肝细胞癌(HCC)、肝内胆管癌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其中75%～85%的肿瘤为HCC^[1]。初诊时仅30%左右的HCC病人有机会接受肝切除、肝移植等根治性治疗，国内外指南对于HCC病人手术适应证的要求基本一致但略有差异，巴萨罗那(BCLC)分期主要推荐单个病灶、肝功能Child A级且无门静脉高压的病人接受手术治疗，而我国《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中推荐的手术适应证较宽泛，从CNLCⅠa～Ⅲa期的病人均有接受手术治疗的机会。     

复发性肝癌治疗方式的合理选择

<正>目前,肝切除手术依然是肝细胞癌治疗的首选方法,并已经获得良好的疗效,但是肝癌病人即使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其术后5年复发率仍高达67.4%,存活率仅57.3%^[1]。因此,只有通过积极治疗复发性肝癌,才能提高HCC的整体治愈率。目前,临床对原发性肝癌诊治已达成共识,而对于复发性肝癌的治疗方式选择仍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复发性肝癌的治疗可参考原发性肝癌的相关策略,依据肝癌复发病灶的部位、大小、肝功能和全身情况,临床可选择治疗手段有再次手术切除、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放射治疗、靶向治疗等^[2]。对于复发病人,如何合理选择治疗方案,以提高疗效、延长生存期,是目前临床研究的热点和难点^[3]。本文结合大量文献报道,分析复发性肝癌的各种治疗方式,并探讨如何合理选择和综合。     

如何提高HCC转化成功率

<正>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全世界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2020年在全球所有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列第6和第3位^[1]。早期HCC可通过外科切除、移植或消融等根治性治疗方式获得长期生存，但由于恶性程度高，症状隐匿，我国大部分患者首诊时就处于中晚期，能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比例不足30%，整体5年生存率14.2%左右，远低于日韩、欧美等国家^[2]。随着药物治疗、局部治疗及理念的进步，对于临床上首诊无法切除的患者可进行转化治疗，即转化为可切除病灶从而带来生存获益，有研究报道转化后患者5年生存率同初始可切除的5年生存率相当^[3]。因此，提高HCC转化的成功率将作为一项重要举措，用以实现我国HCC的2030年整体5年生存率较2015年提高15%的目标。     

机器人肝癌肝切除应用现状与前景

<正>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2020年,HCC的全球新发和死亡病例数分别为90.5万和83.0万^[1],其中近半数病例发生在中国^[2]。手术切除是治疗早、中期HCC最有效的手段^[3],但传统开腹肝切除术(open liver resection, OLR)创伤大,术后恢复慢,促使外科医师不断探索微创的治疗方式。1991年,     

Keap1-Nrf2抗氧化通路与AngⅡ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机制

<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肝细胞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成为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每年超过90万的新发病例和超过80万的死亡病例^[1-2]。在所有的原发性肝癌病例中,肝细胞癌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3]。因早期肝细胞癌的临床症状并不明显,故大部分肝癌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对于晚期肝癌患者的治疗选择非常有限。2008年,小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被批准用于治疗晚期肝癌,在之后的十余年间,索拉非尼成为唯一一种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一线分子靶向药物。但在其后的大量临床病例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的肝细胞癌患者对于索拉非尼并不敏感,疗效不理想^[4]。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治疗靶点,以期研发新的敏感药物来治疗晚期肝癌患者,提高总体生存率^[5]。     

家族性甲状腺髓样癌的诊断思维

<正>甲状腺髓样癌(medullary thyroid cancer,MTC)占甲状腺癌的3%～5%^[1],是一种源于C细胞的恶性神经内分泌肿瘤^[2]。MTC有散发型和遗传性两类,其中散发型MTC占大多数(75%)^[3]。遗传性MTC包括多发性内分泌肿瘤(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MEN)2A、MEN2B,以及家族性甲状腺髓样癌(familial medullary thyroid cancer,FMTC)^[1]。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FMTC不应是一个独立的遗传性MTC分类,而是MEN2A疾病的一个变体^[4]。FMTC在临床上较为少见。     

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与管理

<正>近年来肝细胞癌(肝癌)治疗的手段和策略越来越丰富,肝癌的总体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众多的治疗手段中,肝移植仍是目前治疗肝癌最有效的方法^[1]。肝癌肝移植的例数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显示肝癌仍是肝移植的最主要适应证,肝癌肝移植占比41.5%^[2]。但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复发率仍达20%～57.8%^[3-6],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仅为10.6～12.2个月^[7-8]。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已成为影响肝癌肝移植疗效的重要因素,笔者团队就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和管理作深入阐述。     

重视甲状腺髓样癌的规范诊治

<正>甲状腺髓样癌(medullary thyroid carcinoma, MTC)是起源于甲状腺滤泡旁上皮细胞(C细胞)的一种神经内分泌恶性肿瘤,占所有甲状腺癌的3%～5%^[1],比分化型甲状腺癌更具侵袭性,预后介于分化型甲状腺癌和未分化型甲状腺之间^[2]。由于MTC是一种神经内分泌恶性肿瘤,因此具有类癌等其他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特征及组织学特征。目前,MTC的治疗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放疗和化疗作用有限,仅作为姑息治疗手段采用,     

达芬奇机器人儿童肝移植活体供肝获取的应用进展

<正>儿童肝移植(pediatric liver transplantation,PLT)被认为是治疗各种儿童终末期肝脏疾病的有效方式^[1-2]。PLT的手术方法多采用减体积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和活体供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DLT)^[3-4]。     

新辅助免疫治疗在肝癌肝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居癌症发病率的第6 位，癌症死亡原因的第4位^[1]。肝细胞癌是肝硬化的严重并发症，也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75%～95%),本文所讨论的肝癌均为肝细胞癌^[2]。现阶段，肝脏移植是治疗肝癌的根治性方法之一，同时能够解决合并的肝硬化。然而，肝移植后的肝癌复发转移是影响病人远期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重点问题。     

肝内胆管癌治疗靶点的研究进展

<正>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约占所有原发性肝癌的10%,是第二常见的原发性肝恶性肿瘤，东亚地区是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1-2]。ICC发病隐匿，侵袭性强，易转移，并且术后复发率高，1年和5年的总生存率分别约30%和18%^[3]。因此，探究ICC的分子发病机制，探索有效的辅助治疗方案对ICC的临床治疗意义重大。     

壶腹部腺癌伴印戒细胞癌一例

<正>根据WHO分类，印戒细胞癌(signet ring cell carcinoma,SRCC)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黏液分泌型腺癌，多见于消化系统，最常见的部位是胃(86.8%)、结直肠(3.6%)和胆囊(2.5%)，偶发于乳腺、膀胱、前列腺和肺^[1]，而原发于壶腹部的印戒细胞癌罕见^[2]。现报道2021年12月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收治的1例壶腹部腺癌伴印戒细胞癌，总结壶腹部腺癌伴印戒细胞癌的临床特点、治疗及预后，提高对该病的临床诊治水平。     

单孔腹腔镜经胃腔胃食管结合部间质瘤切除术1例报告

<正>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属于间叶源性肿瘤，起源于黏膜下层或肌层，呈膨胀性生长，有假包膜，边界清，极少发生淋巴结转移^[1]。外科手术切除是治疗GIST的重要措施，其原则是肿瘤完整R0切除，避免肿瘤破溃，一般无需行淋巴结清扫^[2]。近年微创手术在GIST的治疗中应用广泛，常见术式包括腹腔镜下远端胃切除、近端胃切除、胃楔形切除、内镜下肿瘤切除、腹腔镜与内窥镜联合辅助手术等^[3]。但对于特殊部位的胃间质瘤，     

胰腺癌外科治疗指南要点解读

<正>胰腺癌是高度恶性的消化系统肿瘤,因其发病隐匿,早期诊断困难,手术切除率低,故预后极差^[1]。近年来,随着对胰腺癌生物学行为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以外科为基础的综合治疗理念与技术的迅速发展,胰腺癌的五年生存率也有一定提升。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外科学组及中国抗癌协会胰腺专业委员会在2021年与2020年分别对《中国胰腺癌诊治指南》^[2]及《中国胰腺癌综合治疗指南》^[3]进行更新与修订。在此基础上,     

以颈部肿物为首发症状的甲状旁腺癌1例

<正>甲状旁腺癌(parathyroid cancer)约占所有恶性肿瘤的0.005%^[1-2]，是原发性甲状旁腺亢进症的罕见原因^[3-5]。目前甲状旁腺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我院2020年12月21日收治1例甲状旁腺癌患者，总结报道如下。1病例资料患者男，24岁，因“发现颈部肿物5 d”入院。患者5 d前体检时发现颈部肿物，无明显不适。     

基底段切除段间平面处理手术视频要点

<正>1技术背景介绍随着体检的普及以及影像技术的更新，越来越多以磨玻璃结节(ground-glass opacity,GGO)为主要表现的外周型小腺癌被发现，目前根据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指南^[1]推荐，对于满足条件的患者可施行意向性亚肺叶切除术。随着JCOG0802^[2]、CALGB140503^[3]研究结果的公布，解剖性肺段切除的指征已扩展至<2 cm、实性成分为主的周围性非小细胞肺癌。     

原发性肝癌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分析

<正>原发性肝癌具有发病症状不明显、浸润性生长、术后易复发等特点，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经过外科技术的发展，我国肝脏外科进入精准时代，原发性肝癌的非手术治疗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并具有不同的治疗效果。有学者试图标准化围手术期护理，以努力创建增强恢复路径，并为临床医生提供肝切除术后成功的可靠路线图^[2]。原发性肝癌的治疗首选仍是肝部分切除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