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6省市5类城市职业人群自测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城市职业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抽取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省市随机抽取2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中按照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抽取若干单位,对18-60岁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许军等编制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对调查对象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13177份。调查对象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总分为73.34±1.86分,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子量表得分分别为77.61±11.56分、68.64±16.36分和73.17±14.91分。5类职业中,公务员量表总分最高,为74.83±11.89分,其他依次为科技人员73.84±11.39分,企事业管理人员73.58±12.09分,体力劳动者72.78±12.24分,教师得分最低,为71.65±11.44分。6个地区中,北京地区调查对象量表总分最高,为75.47±11.46分,宁夏地区调查对象最低,为69.29±11.99分。男性社会健康得分为72.77±15.25分,女性为73.56±14.54分,女性得分高于男性（P〈0.05）。多元线性回归显示,教师、离异者量表总分较低,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量表总分越高。结论我国城市职业人群中,教师的自测健康状况较差。自测健康状况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水平等有关。     

我国6省市5类城市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及社会支持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我国5类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及社会支持状况,为制定相关健康教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从北京、辽宁、浙江、湖北、青海和宁夏6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抽取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和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为状态焦虑量表、自评抑郁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结果收回有效问卷13177份,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和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的状态焦虑得分分别为39.91±10.58分、40.67±10.00分、40.98±10.21分、43.08±10.29分和41.82±9.89分,教师的得分最高,公务员的最低,平均得分为41.30±10.25分;5类职业人群的自评抑郁得分分别为39.63±9.04分、39.16±8.76分、39.83±8.58分、40.86±8.54分和41.08±8.47分,体力劳动者的抑郁得分最高,科技人员的最低,平均得分为40.14±8.71分,处于无抑郁、轻度抑郁、中至重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状态的人分别占49.30％、25.60％、23.52％和1.58％;5类职业人群的社会支持得分分别为42.32±7.72分、40.87±8.62分、40.58±8.09分、41.45±7.45分和40.18±7.85分,平均得分为40.95±7.77分。调查对象的状态焦虑得分与自评抑郁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72（P〈0.01）,两者与社会支持得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3和-0.32（P〈0.01）。结论我国职业人群的焦虑和抑郁状况较为严重,而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职业人群的社会支持来源需要增加,对他们的心理疏导亟待加强。     

城市职业人群自测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城市职业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评价指标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辽宁省丹东、营口市抽取18～60岁城市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 V1.0)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结果 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 391份,调查对象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总分平均为(75.28±12.73)分,5类职业人群中,公务员量表总分为(79.34±10.80)分,科技人员(79.73±11.13)分,体力劳动者(73.38±12.59)分,企事业管理人员(72.97±14.43)分,教师(70.93±11.92)分(P=0.000);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与体力者比较,教师总分较低(P=0.000),公务员、科技人员总分较高(P=0.000);与未婚者比较,离异者总分最低(P=0.000);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总分越高(P＜0.005).结论 城市5类职业人数中,教师、体力劳动者的自测健康状况较差;自测健康状况与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有关.     

湖北省城市职业人群自测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居民的自测健康状况,并分析居民自测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为今后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随机抽取湖北省襄樊和荆门两个城区的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和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随机调查2250人,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对调查对象的自测健康状况进行测量。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2137份。调查对象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总分为73.89±11.89分,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社会健康的得分分别为78.47±10.83分,69.05±16.75分和73.44±14.99分。从职业来看,体力劳动者各方面的自测健康状况得分均最高,量表总分为75.87±11.88分,科技人员的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和健康量表总分最低,量表总分为72.74±11.3分。年龄上,50岁以上调查对象的健康量表总分最高,为75.27±11.79分。高中/中专文化程度者在各方面的自测状况得分都最高,量表总分为76.95±11.67分。多因素结果显示,教师、公务员和科技人员的总分均较低;未婚、已婚和离异者较丧偶者量表总分较低。结论人口学特征对职业人群各方面的健康状况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应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更好的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     

宁夏城市职业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不同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按照公务员、科研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医生、体力劳动者6类职业人群随机抽取若干单位,对18~60岁职业人群进行健康状况问卷调查并进行评估。结果调查对象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总分为(69.86±11.74)分,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子量表得分分别为(74.14±12.45)、(64.15±15.65)和(70.74±14.48)分;50~60岁生理健康评定量表得分最低,18岁~年龄组心理和社会健康量表得分较低;6类职业中,企事业管理人员量表总分最高,为(72.52±11.39)分,体力劳动者最低,为(63.70±10.55)分,6类人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68.14,P<0.05);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婚姻状况、职业是自测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结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人群的自测健康状况差异较大。     

北京市5类职业人群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北京市5类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及社会支持状况,为制定相关健康教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抽取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为《状态焦虑量表》、《自评抑郁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结果收回有效问卷2136份,5类职业人群的状态焦虑平均得分为40.19±10.44分,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教师和体力劳动者得分分别为38.41±11.53分、40.55±9.94分、41.31±9.58分、42.64±10.67分和38.04±9.70分,教师得分最高,体力劳动者最低;5类职业人群的自评抑郁的平均得分为45.98±4.94分,各职业得分分别为45.51±5.28分、45.99±4.81分、46.29±4.85分、46.63±5.12分和45.54±4.57分,教师的抑郁得分最高,公务员的最低,处于无抑郁、轻度抑郁、中至重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状态的人分别占10.7%、48.1%、39.0%和2.2%;5类职业人群的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为40.39±8.24分,各职业得分分别为42.96±8.40分、38.81±8.12分、38.81±7.79分、39.75±8.14分和41.58±7.97分。被调查对象的状态焦虑得分与自评抑郁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630(P<0.01),两者与社会支持总得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19和-0.285(P<0.01)。结论北京市职业人群中焦虑和抑郁状况较为严重,尤其在教师这一职业。今后应加强对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教育,为其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渠道,以减轻其心理压力。     

城市职业人群社会支持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城市职业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评价指标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辽宁省丹东、营口市抽取18～60岁城市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其获得社会支持状况进行评价.结果 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 391份,调查对象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平均分为(40.80±8.64)分,5类职业人群中,公务员量表总分最高,为(43.92±7.88)分,其他依次为科技人员(41.05±8.03)分,教师(40.60±8.08)分,企事业管理人员(39.84±10.42)分,体力劳动者(38.51±7.66)分(P=0.000);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与体力劳动者比较,公务员量表总分较高(P=0.000);与未婚者比较,已婚者量表总分较高(P=0.000);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大,收入低者,量表总分越高(P＜0.005).结论 城市5类职业人群中,体力劳动者获取社会支持状况较差;社会支持状况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职业等有关.     

银川市5类城市职业人群心理、生理及社会支持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银川市不同人群心理、生理及社会支持状况。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抽取体力劳动者、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研人员5类职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为《状态焦虑量表》、《自评抑郁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结果收回有效问卷2245份,体力劳动者、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研人员5类职业人群的状态焦虑得分分别为42.19±7.26分、39.31±6.61分、38.38±6.81分、40.06±5.57分和40.41±6.09分,体力劳动者得分最高,企事业管理人员最低,平均为40.03±6.58分;5类职业人群的自评抑郁得分分别为35.94±6.74分、38.76±6.72分、37.58±6.83分、37.97±5.89分和38.90±5.83分,公务员得分最高,体力劳动者得分最低,平均得分为37.83±6.50分,处于无抑郁、轻度抑郁、中至重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状态的人分别占59.6%、34.3%、5.9%和0.2%;5类职业人群的社会支持得分分别为33.65±10.15分、39.80±5.85分、38.57±7.63分、38.86±8.40分和39.29±6.48分,平均得分为38.03±8.16分。调查对象的状态焦虑得分与自评抑郁得分呈正相关(r=0.4037,P0.05)。结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     

我国6省市企事业单位职工健康社会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企事业单位职业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为制定相关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北京、河北、吉林、湖北、甘肃、宁夏6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抽取企事业单位2745人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百分制自测健康状况得分对调查对象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涉及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学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3个方面共18项因素。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2713份。调查对象自测健康状况得分为79.45±12.12分,其中男性80.58±12.45分,女性79.29±11.69分;18岁～组81.23±12.04分,31岁～组78.89±11.59分,46～60岁组77.88±12.68分。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已婚不分居者、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以上者,自测健康状况得分较低;家庭内人际关系满意度越高、工作场所条件满意度越高、领导认可程度越高、工作成就感越大,自测健康状况得分越高;年龄越大、自感工作强度大频率越高、1年内遭遇重大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自测健康状况得分越低。结论我国企事业单位职业人群中,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生活事件等。应针对关键的社会因素开展有效干预措施,以实现健康公平。     

北京市职业人群健康状况自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北京市职业人群的健康状况,探讨其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市选取了4个城区,每区选择1～2家单位,共选取6家单位,对单位内18 ～60岁职工进行调查.结果 本次研究共调查1898人.调查对象健康状况自评总分为75.86±11.82（生理分40.43 ±6.57,心理分25.58±4.40,社会适应得分9.94±1.78）.不同职业比较,公务员人群和科技人员的健康状况得分（分别为75.19±11.70和75.48±11.27）低于企业人员（78.36±12.49）;生活方式分析显示,饮酒、锻炼、睡眠与健康状况得分之间存在关联（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年龄（t=-3.935,P＜0.01）、人均收入（t=3.233,P＜0.01）、睡眠（t=22.201,P＜0.01）和锻炼（t=14.240,P＜0.01）是健康状况良好与否的影响因素.结论 在职业人群中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提升其健康水平.     

甘肃省不同职业人群生活方式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甘肃省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中小学教师及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的活方式,为今后在职业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甘肃省2个地级市中抽取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5类职业人群,对抽中单位中18～60岁相应职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自测健康状况问卷调查。结果 5种职业人群总体的吸烟率为26.68%,其中体力劳动者的吸烟率最高(32.30%),中小学教师的吸烟率最低(21.68%);经常吃早餐的人占55.69%,企业管理者最高(73.08%);科技人员的睡眠时间高于其他4类人群,睡眠时间大于7小时者占86.08%。结论 5类职业人群在生活行为和饮食习惯等方面不容乐观,应加强该职业人群健康生活习惯的健康教育。     

铁路重点部门职工自测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铁路提速后重点部门职工自测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09年5—7月,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对石家庄铁路地区电力机务段机车乘务员、车站客运员、客运段列车乘务员共1822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各部f-j自测健康量表总分和三个子量表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量表总分和各子量表量得分均以机车乘务员最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婚姻状况铁路职工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总分和三个子量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机车乘务员、男性、年龄、婚姻状况、工作时间不固定、当班作业时间长、对新设备新技术不熟悉、经常上夜班为自测健康状况的危险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其保护性因素。[结论]铁路重点部门职工身心健康水平较低,自测健康状况与职工所在部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时间不固定、当班作业时间长、对新设备新技术不熟悉、经常上夜班等相关。     

贵州省社会办医卫生技术人员工作满意度因子分析

目的分析贵州省社会办医卫生技术人员工作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为社会办医人才队伍建设及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问卷对贵州省社会办医450名卫生技术人员进行调查,通过统计学描述和因子分析研究其工作满意度。结果卫生技术人员工作总体满意度评分不高（3.31±0.84分）,对工作现状、职务晋升、工作收入满意度较低。所有卫生技术人员中,护士、无职称人员、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人员满意度综合得分较低,影响因素为工作回报、医疗设施和技术、医患关系。结论民营医疗机构应通过建立工作回报机制,创造良好工作环境,落实工作负荷制度,以提高卫生技术人员工作满意度。     

辽宁省5类职业人群生活方式调查及健康教育模式探讨

目的了解辽宁省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者、教师、体力劳动者等5类职业人群生活方式现状,探讨适合的健康教育模式。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辽宁省丹东、营口市,抽取上述5类18～60岁职业人群2450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公务员、科技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和企事业管理者按时吃饭的比例分别为59.1%、55.8%、52.1%、50.7%和45.9%(P<0.01),按时吃早饭的比例分别为61.0%、52.5%、42.5%、50.7%和47.8%(P<0.01)。与体力劳动者比较,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更多考虑膳食合理搭配(P<0.01),经常摄入米面比例较低,而经常摄入禽肉、水产品、乳蛋、豆类比例均较高(P<0.01);每人每天运动量较多(P<0.01);吸烟率较低(P<0.01)。饮酒率由高至低分别为公务员(51.1%)、科技人员(38.4%)、体力劳动者(37.3%)、企事业管理者(29.3%)和教师(25.4%)。结论吸烟、酗酒、膳食结构不合理、运动量不足等慢性病行为危险因素在5类职业人群中普遍存在。对脑力劳动者采用参与式教学,体力劳动者采取同伴教育模式进行慢性病防治健康教育,促进其健康行为形成,十分必要。     

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精神卫生知识调查

摘要:目的　了解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培训、宣传教育以及精神卫生知识普及等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2015年1-3月间抽取广州市12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620名医务工作者进行“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调查。结果　社区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精神卫生知识总体应答正确率为80.0%,其中基本知晓率为74.3%,部分知晓率为25.6%,较少知晓率为0.01%。受教育水平和职称越高,知识得分也越高;医生、护理人员和预防保健人员的知识得分高于辅助科室和行政后勤管理人员,参加过精神卫生知识讲座以及经常接触精神疾病患者的群体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群体。结论　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务人员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处于中上等水平,但基于专业背景与工作领域的特殊性,医务人员的精神卫生知识知晓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应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提升知晓水平,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模式,连同社区居民的精神卫生宣传活动,促进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     

安徽省医护人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认知水平调查

  目的  分析COVID-19疫情期间,安徽省医护人员对COVID-19的诊断、治疗及院感知识的认知水平并探讨影响医护人员COVID-19知识认知水平的因素。  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于2020年2月12日-2020年3月4日期间,对安徽省医护人员COVID-19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评估,共获得有效问卷15 342份。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医护人员COVID-19相关知识水平及影响因素。  结果  安徽省医护人员COVID-19相关知识总分为(6.95±2.67)分,其中诊断知识得分为(2.58±1.74)分,治疗知识得分为(1.53±1.03)分,院感知识得分为(2.84±1.01)分。医生和护士在COVID-19诊断知识、院感知识及总分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 < 0.05)。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生组高级和中级职称组得分均高于初级职称组;硕士及以上和本科学历组得分均高于专科及以下学历组;市级、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及民营医疗机构组得分均低于省级医院组;30~＜40岁和≥40岁组得分均低于＜30岁组;护士组高级和中级职称组得分均高于初级职称组;市级、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及民营医疗机构组得分均低于省级医院组;30~＜40岁和≥40岁得分均低于＜30岁组,本科学历护士比专科及以下学历护士得分高(均有P < 0.05)。  结论  安徽省医护人员COVID-19相关知识得分偏低,应对医护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在筛选和培训抗疫医护人员时应注意职称、学历、年龄、医院类型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