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影响肝移植术后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危险因素,并探讨其预防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06月31日中山市人民医院进行肝移植患者112例,剔除资料不全者,纳入109例患者资料进行研究,对可能影响肝移植术后EAD发生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对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行ROC曲线分析。结果供体术前乳酸(LAC)、供体年龄、受体身体质量指数(BMI)、受体术前白细胞(WBC)、受体术后淋巴细胞百分比(LYMPH%)、受体术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供肝冷缺血时间与非EAD组之间存在差异(P0.05),其中受体BMI、供体术前LAC和供肝冷缺血时间是肝移植术后发生EAD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肝移植术后影响EAD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供肝冷缺血时间(313.50 min)供体术前LAC、供体年龄、受体BMI、受体术前WBC、受体术后LYMPH%、受体术后NLR,其中受体BMI、供体术前LAC和供肝冷缺血时间(313.50 min)是独立的危险因素。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31例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3医院收治的3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 31例供体中符合中国标准Ⅰ类8例、Ⅱ类3例、Ⅲ类20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2~13 min,平均为9 min;冷缺血时间为240~600 min,平均为350 min。31例受体均顺利完成肝移植手术。其中29例受体恢复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血栓形成、排斥反应,4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平均8 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1 d,病情稳定后出院。受体总体存活率为81%,1例术后2 d死于原发性肝脏无功能,1例死于术后肺部感染,4例肿瘤受者死于肿瘤复发转移。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逐渐完善捐献供体器官功能保护措施,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功能评估、缩短热冷缺血时间,是改善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器官捐献)供肝在临床肝移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75例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受者临床资料,对供者情况进行严格评估。总结肝移植受者的预后情况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75例肝移植受者1年累积存活率为88%,3年累积存活率为78%。9例受者死亡原因分别为移植术后肝癌复发转移4例、移植物抗宿主病1例、重症肺部感染1例、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复发肝衰竭1例、术后多器官功能衰竭1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13例肝移植受体发生胆道狭窄,其中1例自行缓解,1例行经皮经肝胆管引流术(PTBD)治愈,11例行内镜下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胆道内支架置入治疗,5例治愈,2例转行胆肠吻合术治疗治愈,4例仍在临床观察中。结论器官捐献供肝应用在临床肝移植中可取得良好的效果。对供体进行严格评估、受者围手术期规范管理、使用无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抑制维持方案、及时有效地处理并发症、术后定期随访是保证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成功和受者长期生存的重要措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肝移植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原位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的发生情况,探讨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我院65例行肝移植供、受体资料。根据术后情况将患者分为EAD组（n=29）及非EAD组（n=35）。对相关因素先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将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65例原位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患者有29例,发生率为44.6%。单因素分析显示EAD组与非EAD组供体血清钠[（157.53±21.71）mmol/L vs（146.06±15.24）mmol/L,P=0.019]、热缺血时间[（21.6±6.5）min vs（10.6±4.3）min,P=0.016]、冷缺血时间[（8.3±1.2）h vs（5.4±1.2）h,P=0.012]、ICU住院时间[（78.1±19.5）h vs（49.7±17.6）h,P=0.007]及受体的无肝期时间[（98.3±16.3）h vs（66.0±17.6）h,P=0.03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供体血清钠水平（OR 18.372,95%CI 1.846～24.173,P=0.019）及热缺血时间（OR 8.105,95%CI 1.513～37.205,P=0.013）。结论 供体血清钠水平及热缺血时间是公民逝世后器官原位肝移植术后EAD的独立危险因素。     

公民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49例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49例公民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D)的发生情况,探讨EAD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施的49例肝移植供、受体资料。在43个供体相关变量、6个手术相关变量及9个受体相关变量中筛选分析,寻找影响EAD的危险因素。结果移植术后EAD的发生率为40.8%,其中单纯由于术后7 d内谷草转氨酶(AST)或谷丙转氨酶(ALT)>2 000 U/L而获得诊断的受体比例为70.0%。EAD组和非EAD组术后1、6、12个月的受体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0.0%、75.0%、75.0%和93.1%、93.1%、78.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19)。多因素分析显示供体血ALT>200 U/L及血氯>115 mmol/L是EA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供体血ALT>200 U/L及血氯>115 mmol/L是独立影响术后EAD发生的危险因素。积极的供体维护、仔细的供体选择或可改善公民器官捐献肝脏移植的预后。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特点及感染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68例受体的临床资料。根据受体术后是否合并感染分为感染组(33例)和非感染组(35例)。总结68例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的主要特点;对受体发生肝移植术后感染的可能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再进行多因素分析,找出独立危险因素,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预测肝移植术后感染的准确度。结果肝移植术后33例受体发生感染,占总数的49%,以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主要有肺部感染和腹腔感染。单因素分析发现,供体存在开放性损伤,受体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中红细胞输注量,术后第1日γ-谷氨酰转肽酶(GGT)、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共8个因素是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相关因素(均为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20 g/L和术后ICU停留时间96 h为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均为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14 g/L和术后ICU停留时间102 h对预测术后感染准确度较高。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术后感染发生率较高,以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主要在肺部和腹腔。受体肝移植术前血红蛋白水平低及术后ICU停留时间长,会增加肝移植术后感染风险。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62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流程方法及疗效,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提供一定借鉴。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8年10月至2015年12月完成6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62例均符合《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三类捐献标准（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BCD）。所有病例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15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2±6.5）min,冷缺血时间190~680（347±39）min。6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围手术期死于多发动脉血栓形成,1例发生胆漏经引流后自愈,2例发生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后缓解;肿瘤复发转移死亡3例。 结论通过合理流程充分利用ECMO,加强获取器官管理,缩短热冷缺血时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对比分析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与传统司法途径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受体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探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研究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本中心实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受体（研究组）和司法途径来源器官捐献的肝移植受体病例（对照组）,比较两组受体术后细菌、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和预后,分析术后受体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纳入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体43例;研究组受体72例,对照组受体80例。研究组受体的细菌、真菌感染总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47.2% vs 31.2%）（χ²=4.071,P=0.044）。研究组受体术后1周内的细菌感染率高于对照组（64.5% vs 38.2%）（χ²=6.133,P=0.018）。供体捐献前感染和开放性创伤史是术后受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25、0.031）。4例疑似供体来源性受体感染,占研究组总感染例数的11.8%（4/34）。 结论使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来源器官的肝移植术后受体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传统司法途径来源,发生细菌感染的时间更早。供体器官捐献前存在感染和有开放性创伤是肝移植术后受体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70例:单中心临床分析

目的单中心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5年2月至2020年1月完成的70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资料及预后。结果 70例供体中符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分类标准中国一类(C-Ⅰ)7例、中国二类(C-Ⅱ)3例、中国三类(C-Ⅲ)60例;70例肝移植均为同一手术组完成,供肝热缺血时间(21.4±4.4)min,冷缺血时间(365.6±121.9) min,手术时间(474.3±116.6) min,无肝期(61±12.5) min,术中出血量(1124±606.1) ml,术中输红细胞(7.33±5.67) Unit,术后ClavienⅢ级及以上并发症发生率38.6%(27/70),随访期间死亡12例,术后早期(3月)死亡7例: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6例、移植肝原发性无功能1例;术后晚期(≥3月)死亡5例:消化道大出血1例、移植肝新发肿瘤1例、格林巴利综合征导致心肺衰竭1例、胆道并发症2例。受体术后1、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2.5%、78.4%。结论术后严重并发症是肝移植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受体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是术后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受体胆道并发症和合并症恶化是术后晚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术后脓毒症可能与边缘供体,供受体源性感染,术前受体MELD评分≥25分,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具有相关性。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质量评估和维护的体会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质量评估和功能维护的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成功实施的93例器官捐献供者和87例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的临床资料。介绍该中心对供肝质量的评估和功能维护经验,总结器官捐献器官获取和利用的情况,以及接受器官捐献肝移植受体恢复情况。结果供者器官的平均热缺血时间为8 min(1~12 min),器官切取手术操作顺利,器官切取手术平均耗时为32 min(20~52 min)。93例供体获取了93个肝脏,成功用于肝移植87例,弃用6例(重度脂肪肝3例、肝纤维化2例、肝脏撕裂伤1例),含2例肝肾联合移植。移植肝功能恢复良好,仅有1例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结论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供者进行早期正确的评估和维护,能够提高移植器官质量,改善移植效果。     

活体肝移植进展与展望（2000-2020）

活体肝移植比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操作更为复杂，围手术期评估及技术实施直接影响供体安全和受体预后。目前，行活体肝移植时，供体选择应遵循“自愿、知情、无害”伦理原则，利用影像学评估供肝质量、解剖结构及残肝体积；受体选择时优先考虑良性终末期肝病病人，而选择肝癌病人应考虑肿瘤分期；移植物选择应满足不同受体的“移植物-受体重量比”标准，对于<3岁的儿童，其比值在2%~4%为宜；在传统开放手术供肝获取经验基础上，腹腔镜供肝获取技术发展与挑战并存；术中各管道重建时，管道条件、匹配程度及通畅性是移植技术的关键；供受体血型不相容时，应用利妥昔单抗可起到减少并发症及改善预后作用；术后精细化管理，尽量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以期减少其药物相关副反应。尽管存在诸多问题，相信随着外科技术的进步，医生对肝脏解剖认识的加深及移植物再生血流动力学的理解，活体肝移植技术会更加完备、更加安全。作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重要补充，活体肝移植将为更多终末期肝病病人提供有效治疗手段。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胆道并发症的预防经验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胆道并发症预防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0月至2016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88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 88例均符合中国标准三类捐献(即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所有病例按标准获取流程成功完成肝脏捐献,88例受者均顺利植入供肝,胆道重建多采用胆管端端吻合,供者胆管尽可能短,吻合时保持微张力。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患者出现胆漏经引流3周后自愈,2例患者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置入胆道支架后缓解。结论加强获取器官管理,采用规范的获取供肝流程,充分利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尽量缩短热、冷缺血时间,注意胆道重建技巧,有助于减少胆道并发症发生率,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     

心脏死亡供体经典原位肝移植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供肝获取及应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和可行性。方法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Maastricht标准或中国标准,共获取18例DCD供肝,于该院完成经典原位肝移植14例,送往其他移植中心3例,放弃1例。对18例供体与在该院完成肝移植的14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了解供肝情况、受体围手术期及随访结果。结果18例供体中符合Maastricht标准Ⅲ类5例、V类2例,符合中国标准Ⅲ类（即脑一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 DBCD）11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11～18min,平均为14．5min;冷缺血时间为90—600min,平均为350min。14例受体均顺利完成移植手术。其中12例受体预后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血栓形成、排斥反应,但2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人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治疗时间平均7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3d,病情稳定后出院。1例受体术后2d死于肝衰竭,其供体原发病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需给予大量多巴胺维持其血压;另1例于术后当日死于腹腔内大出血,其供体为重症哮喘、心肺复苏后死亡。12例受体者平均随访时间为6个月,总体存活率为85％,肿瘤患者尚未发现复发转移。结论DCD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具有可行性。实施可控型DCD捐献,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评估、缩短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是保障供肝质量的重要因素。     

中国Ⅲ类和Ⅰ类心脏死亡供体在肝移植应用中的近期效果

目的 总结中国Ⅲ类和Ⅰ类心脏死亡供体在肝移植应用中的近期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9月-2014年6月在广东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的中国Ⅰ类心脏死亡捐献供体(DBD组)和Ⅲ类心脏死亡捐献供体(DBCD组)肝移植的临床资料.结果 DBD组和DBCD组分别有12例和21例受体,两组术前供、受体年龄、原发病、肝功能指标ALT、TBIL、ALB、供肝冷缺血时间、受体MELD评分无明显差异,两组术中出血量、输血量、手术时间、无肝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BD组和DBCD组术后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8.8个月和20个月,两组肝移植受体和移植物累积生存率均为100％,术后ICU住院时间、术后肝功能恢复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早期并发症、急性排斥反应发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中国Ⅲ类心脏死亡供体(DBCD)肝移植能取得与中国Ⅰ类心脏死亡供体(DBD)肝移植一样的近期效果,详细的供体评估、规范的供体器官获取流程、缩短冷供肝缺血时间、保护供肝胆管周围微血管网、加强围手术期的管理和长期随访是提高中国Ⅲ类心脏死亡供体肝移植受体生存率的关键.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我国儿童肝移植的新出路

我国是先天性胆道疾病和肝脏疾病的高发国家,部分患儿发展为终末期肝病,因此,儿童肝移植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儿童肝移植的供肝类型主要包括尸体全肝、尸体减体积供肝、尸体劈离式供肝和活体供肝。在我国,儿童肝移植以活体肝移植为主,但存在伦理学争议,且不易找到合适的供体,严重限制了我国儿童肝移植的发展。近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数量不断增加,劈离式肝移植自2010年起得到迅速增长,活体供肝所占比例也随之降低。随着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将取代活体供肝成为我国儿童肝移植主要供肝来源。     

边缘供肝的评估和应用

正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唯一有效手段。目前,供肝短缺是制约临床肝移植发展的瓶颈,大量病人在等待肝移植过程中死亡。另一方面,为了缓解供体器官的短缺,边缘供肝,也称作扩大标准供肝逐渐应用于临床肝移植。特别是在中国实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来源器官的背景条件下,供体由于在ICU抢救等过程中出现低血压、缺血、缺氧,以及大量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DCD来源供体出现"边缘供肝"的情况     

心脏死亡供体肝移植12例初步经验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供体（DCD）肝移植的具体流程和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0月至2012年12月中山市人民医院12例DCD临床资料、供体维护、器官获取、受体围手术期及预后等。结果12例供体均为脑、心双死亡供体,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3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5±7．0）min。1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胆道并发症2例,肿瘤复发1例,死亡2例。结论DCD供体肝移植能获得较满意的效果。通过快速获取器官、合理利用ECMO,能提高器官捐献成功率、减少供肝热缺血时间及冷缺血时间。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182例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肝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182例DCD供肝肝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原发病不同将182例受者分为良性组(135例)及肝细胞癌(肝癌)组(47例)。比较两组受者围手术期情况及1年、3年存活率;总结受者的临床预后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移植物早期功能障碍(EAD)、血管并发症、急性肾损伤(AKI)、肺部感染、急性排斥反应、巨细胞病毒(CMV)感染及胆道并发症。结果两组受者的无肝期、手术时间、重症监护室(ICU)停留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182例受者的1年人、移植物存活率均为93.1%,3年人、移植物存活率均为84.9%。良性组受者的1年和3年存活率分别为92.5%和88.1%,肝癌组受者的1年存活率及无病存活率分别为95%和91%,3年存活率为78%。两组受者的总体存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79)。术后并发症包括胆道并发症26例,血管并发症14例,AKI 34例,肺部感染22例,急性排斥反应11例,EAD11例,CMV感染10例,其中放置T管者的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发生率比未放置T管者明显降低(8%比19%,P0.05)。结论 DCD供肝肝移植是治疗各类终末期肝病及肝癌的良好手段,术后短期疗效较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15例肝移植临床疗效分析:附视频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肝移植的临床疗效及总结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年2月至2017年11月成功实施的15例CDCD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观察并分析肝移植受者围手术期情况及预后等。结果 15例器官捐献者均符合中国三类捐献标准(C-Ⅲ),采用经典原位全肝肝移植术7例,改良背驮式肝移植术8例,均顺利完成手术,供肝质量544.2~1 422.4(1 171.9±289.6)g,热缺血时间9~22(17.1±3.1)min,冷缺血时间2~9(5.4±2.0)h,无肝期43~100(67.5±14.1)min,术中出血量300~3 000(1 283.3±808.4)ml,手术时间355~605(513.3±70.6)min,术后呼吸支持时间为5~960(93.1±241.7)h,ICU逗留时间为48~720(126±167.9)h,术后住院时间13~103(34.2±22.1)d,总住院费用8.73~54.78万元。术后并发症包括迟发性胆道吻合口狭窄1例,应激性消化道大出血、小肝综合征、多重耐药菌感染、肝性胸水1例,急性排斥反应3例,肺部细菌感染2例,带状疱疹病毒感染2例,腹腔大出血1例,肝包膜下血肿1例,移植肝新发肿瘤1例,拔除T管后胆漏并致弥漫性腹膜炎1例。术后随访时间0.5~51个月,1例因术后出现急性排斥反应、感染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于术后第27天死亡,1例于出院后174 d因移植肝功能衰竭伴心肺功能衰竭死亡,余13例受者肝功能均恢复顺利,预后良好。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仍系高风险、高并发症手术,通过不断优化器官捐献操作流程、加强捐献器官功能维护、严格把握移植受者手术指征、规范围手术期管理、术后定期随访,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可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73例,供者43例,其中本院器官获取组织42例,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1例。分析肾移植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73例受者随访9~38个月,术后6个月、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7.3%/94.5%、94.5%/91.8%。10例(13.7%)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15例(20.5%)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1例(28.8%)受者发生肺部感染。2例受者移植肾丢失,4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近期疗效较好,是解决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