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心脏死亡供者无偿捐献的供肝进行原位肝移植七例观察

目的 观察利用可控的心脏死亡供者捐献的肝脏对受者进行原位肝移植的预后.方法 利用7例心脏死亡供者捐献的供肝对终末期肝硬化患者进行原位肝脏移植术,并对术前和术后的随访数据进行分析,探讨受者采用此种类型供肝移植后的预后情况.结果 7例受者中,除1例于术后第9天死于上消化道出血外,其余6例受者均长期存活,随访时间均大于1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5.7个月,预后均较好.结论 采用符合荷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分类第Ⅲ型的心脏死亡供者捐献的肝脏对终末期肝硬化患者进行原位肝移植,预后较好.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者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对供肝质量及肝移植受者的影响

目的 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维护中的血管活性药物应用对肝移植受者及移植物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间19例DCD供肝移植的临床资料,依据DCD供者在器官切取前是否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将19例DCD供肝移植的供、受者分为血管活性药物组(用药组)和未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组(未用药组).观察和比较两组供、受者间的临床特征、术后并发症、受者和移植物存活时间等.结果 术后两组受者间肝功能指标均无显著差异.两组受者均未出现与供者相关的胆道并发症、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门静脉狭窄、肝动脉血栓形成等.用药组受者及移植物的存活时间为(4.2±4.2)个月,未用药组为(6.2±4.2)个月,两组受者及移植物的存活时间基本相同(P＞0.05).结论 在DCD供者的维护中,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对肝移植后移植肝功能、胆道并发症、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门静脉狭窄、肝动脉血栓形成及受者和移植物的存活时间并无明显影响.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

<正>我国是一个肝病高发国家,每年有大量终末期肝病患者等待进行肝移植治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器官来源有限,每年完成的肝移植例数却远远不能满足现有的等待移植治疗患者的需求。心脏死亡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体功能维护

肝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 但器官的短缺问题也日益突出。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现阶段缓解器官短缺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DCD供体发生脑死亡或心脏停搏时出现的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 会导致供体器官功能损害, 因此供体器官功能维护直接关系到捐献成功率和受体的安全。通过选择合适的捐赠者(Maastricht分类Ⅲ型)、高质量的供体和匹配的受体(高风险供体向低风险受体), 使用先进的器官保存技术(如低温机械灌注、常温机械灌注及全身静脉系统氧气灌注)以及药物控制, 可使DCD供体的功能得到维护从而获得良好的移植效果。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伦理学问题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以心跳、呼吸停止为死亡标准的死后器官捐献模式.该模式在我国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在伦理学上存在不少争议.坚持《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中的知情同意和无伤害原则,在工作流程过程中保证器官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给予DCD捐献者适当补偿,进一步提高DCD利用率等措施将有助于促进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工作的健康发展.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原位肝移植的初步经验:附单中心4例报告

目的:小结近期开展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9月—2012年2月4例接受DCD原位肝移植术的终末期肝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全组肝移植病例均获成功,无肝功能延迟恢复;无胆漏、急性排斥反应、应激性溃疡出血、肾功能损害、爆发性肝炎等并发症。1例患者术后伤口感染及肝脏VII,VIII段部分坏死、右膈下积血,经加强抗感染、换药及穿刺引流后治愈。结论:DCD供肝原位肝移植效果良好,是解决我国肝移植面临的肝源短缺的一个极有潜力的办法,DCD肝移植的顺利开展尚有待广泛宣传及多部门、多学科通力合作。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单中心60例经验总结

目的 探讨单中心DCD供肾移植的临床效果,总结DCD供肾移植的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至2013年4月间60例DCD和112例DCD供肾移植的临床资料.结果 依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实施DCD 60例,共捐献肾脏118个,实施肾移植112例.14例受者术后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12.5％,其中未使用LifePort机械灌注冷保存DGF发生率23.1％ (6/26),使用LifePort移植肾DGF发生率9.3％(8/86).14例DGF受者4例切除移植肾,10例肾功能术后16～52 d恢复正常.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6.3％(7/112),其中1例术后第12天移植肾破裂切除肾脏,其余经治疗后逆转.1例受者术后第15天因急性心肌梗死亡,1例术后第7天发生急性心功能衰竭死亡.移植肾存活的105例受者,随访1～15个月,移植肾功能正常.结论 在我国实施DCD切实可行,是符合伦理和我国国情的器官来源根本途径.DCD供肾移植临床效果良好,Lifeport具有清除肾脏残余微血栓、疏通肾脏微血管、评估肾脏功能及预防DGF的良好作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维护措施的研究进展

供体短缺问题是影响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瓶颈, 亲属活体器官和尸体器官捐献是供体的主要来源,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重要的组成部分。DCD供体质量的改善是目前肾移植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就DCD供肾维护措施——供肾快速获取法、自动胸外按压法、原位灌注法、常温体外膜肺氧合法、低温机械灌注保存法、Lifeport器官灌注运输法进行综述。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

<正>1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与心脏死亡诊断标准1.1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属于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三大类中的"中国二类(C-Ⅱ)",即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注)或称无心跳器官捐献(non-heart beating donation,NHBD)[1]。     

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开启我国器官移植新时代

2013年2月25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红十字总会联合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视频工作会议,宣布在全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我国器官移植的又一个里程碑,开启了我国器官移植新时代,也开启了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中国梦。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与亲属活体捐献供肾的移植效果

目的 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肾与亲属活体捐献（livingdonor,LD）供肾移植术后短期效果的差异,评估DCD供肾移植的可行性及安全性,以便更好地利用DCD来源供肾。方法 选取2017年12月至2023年1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行肾脏移植术后患者,根据供者的来源分为DCD组和LD组。收集两组的临床资料,并比较两组术后不同时间血肌酐变化及术后并发症等发生情况。结果 共纳入患者70例,其中DCD为50例,LD为20例。两组均恢复顺利,术后2周内血肌酐均降至200μmol/L以下,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DCD组术后2周内血肌酐水平要高于LD组,其中第1～7天及第9天两组血肌酐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DCD肾移植效果确切,但在术后短期肾功能恢复与LD供肾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加强术前评估。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获取流程探讨

目的总结并进一步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获取流程的初步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7月至2012年1月期间广州军区总医院28例DCD者的临床资料、供体入选标准及器官获取流程。结果 28例DCD供体均成功实施了器官捐献,其中MaastrichtⅢ类3例(10.7%),MaastrichtⅣ类1例(3.6%),脑-心双死亡捐献(DBCD)供体24例(85.7%)。3例MaastrichtⅢ类供体实施了标准DCD器官获取流程(简称DCD流程),1例MaastrichtⅣ类供体采用DBCD器官获取流程(简称DBCD流程)非体外膜肺氧合(ECMO)模式,24例DBCD采用了DBCD流程ECMO模式。供体器官热缺血时间:DBCD为0 min,MaastrichtⅣ类为18 min,MaastrichtⅢ类平均25 min(22～28 min)。本组共获取了28个肝脏、40个肾脏、2个心脏,分别成功用于肝移植、肾移植和心脏移植。结论我国DCD器官获取可分为DCD流程和DBCD流程,后者又分为ECMO模式和非ECMO模式。ECMO模式可避免器官热缺血损伤且没有伦理学争议,对我国公民DCD器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159例DCD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临床实践指南中AKI诊断标准将159例受者分为AKI组(34例)和对照组(125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受者年龄和术前血清白蛋白。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前体质指数(BMI)、供肝冷/热缺血时间、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去甲肾上腺素总用量及总住院天数。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术前乙型肝炎、术中低血压、术后感染、肝移植术式及术后再次手术情况。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肝移植术后AKI发生率为21.4%(34/159)。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AKI组与对照组受者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低血压及术后再次手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763, t＝－2.250, Z＝2.040, Z＝2.092, Z＝－3.303, Z＝－2.170, χ²＝8.227, χ²＝5.294, P均<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尿量和手术时间是DCD肝移植术后并发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DCD肝移植术前应改善受者一般情况,提高围手术期营养水平,术中控制液体出入量,合理使用利尿剂和缩短手术时间,以降低受者术后AKI发生率。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中供者器官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热缺血损伤,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移植物丢失以及缺血性胆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如何避免、减少或修复DCD器官热缺血损伤进而保护移植受者的安全是当前DCD研究的一个热点.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于2009年2月开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DCD器官进行保护,目前共完成了52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均获得满意疗效.ECMO对DCD器官热缺血损伤的保护和修复机制不仅在国际DCD器官移植领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更是解决我国DCD热缺血损伤的有效方法.笔者认为:这些机制对进一步扩大ECMO在我国DCD的应用范围,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在成人受者肝移植中的应用(附1例报道)

目的探讨成人受者接受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的受者选择标准、手术方式、常见并发症及处理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我院完成的1例成人受者接受儿童DCD供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供者为6岁女性溺水儿童,心脏死亡后捐献肝脏,供肝重量598 g,热缺血时间10 min。受者体重55 kg,移植物受者体重比为1.09%,移植物体积/受者估计标准肝体积为61.8%。手术采用经典非转流术式,术后患者肝功能恢复顺利,术后第14天CT显示移植肝动、静脉未见异常,移植肝体积增至1 003 cm3,于术后45 d出院。术后3个月随访患者肝功能正常。结论儿童DCD供肝可以成功地应用于成人受者,但需要根据供肝情况选择合适的受者及手术方式。     

LifePort保存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采用LifePort保存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对移植肾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分析解放军三〇三医院2012年8月~2013年10月期间30个DCD案例肾移植后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同一供体两只供肾采用不同的保存方式,随机分入LifePort组(n=30)和普通冷藏组(n=30例),比较两组受者肾功能恢复延迟(DGF)、急性排斥反应(AR)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及移植肾功能恢复等情况。结果:LifePort组受者的DGF发生率为20%(6/30),而普通冷藏组的DGF发生率为46.7%(14/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AR发生率、围手术期移植肾存活率及受者存活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ifePort组受者术后出院时血清肌酐恢复优于普通冷藏组,且平均住院时间较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LifePort能有效改善离体DCD供肾的保存质量,降低受者DGF发生率,有利于移植肾功能恢复。     

幼儿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单侧供肾成人肾移植的临床研究

目的总结幼儿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单侧供肾成人肾移植的手术经验,探讨其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1例5岁8个月幼儿DCD提供了两个供肾,分别为两例成人受者做肾移植手术。总结术中、术后管理经验,随访1年,监测移植肾功能、移植肾大小的变化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供肾大小:右肾长径8.0cm、短径3.0cm、宽径4.0cm,左肾长径8.2cm、短径3.1cm、宽径4.3cm。2例受者均为50kg以下的女性。采用单肾右髂窝移植,手术方式及术后免疫抑制方案与成人供肾移植相同。受者的血清肌酐(Scr)分别于术后10d和30d降至正常水平,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分别于术后15d和50d增加至稳定水平(>50ml/min),移植肾各径长度在2周内达到稳定水平并接近成人肾大小。随访至交稿日,两受体的肾功能、尿量均正常,无发生蛋白尿及并发症。结论 5岁左右的幼儿DCD单侧供肾用于成人肾移植,在选择合适受者的前提下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器官移植的发展现状及展望

20世纪90年代,器官移植技术和专业医药产品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器官移植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全世界都面临着器官短缺这一严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1]。欧美国家移植受益人群虽已达到每年(50～90例)/百万     

CT灌注成像评估心脏死亡捐献供肝质量的临床研究

目的研究CT灌注成像的参数与心脏死亡捐献（DCD）肝脏移植术后肝功能指标的相关性,并探讨CT灌注成像技术评估供肝质量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本组研究纳入8例DCD供肝肝移植术受体,均为男性,平均年龄（48.8±8.0）岁;其中肝细胞癌6例,乙型肝炎后肝硬化2例,术后均未发现血管及胆道并发症。于术后第7天进行CT灌注成像检查,测量肝动脉灌注流速（AF）、门静脉灌注流速（PF）、肝动脉灌注指数（PI）、肝动脉峰值达到时间（APT）及门静脉峰值达到时间（PPT）,结合受体接受检查当天、术后1 d、术后7 d、术后2周、术后1月和术后2月的胆红素（TBIL）、肝酶（ALT、AST、ALP、GGT）、蛋白合成（ALB、PA）及凝血功能（PT、PTA、APTT、INR）等肝功能血清学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CT灌注成像的参数中AF、APT、PPT与受体术后1月的转氨酶（ALT或AST）具有相关性,其中AF与ALT呈正相关（r=0.842,P<0.01）,AST与APT（r=-0.713,P<0.05）、PPT（r=-0.756,P<0.05）呈负相关;PF与受体术后2月的AST呈正相关（r=0.728,P<0.05）。 结论CT灌注成像参数与DCD来源供肝移植术后1~2个月的肝功能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提示该检查可能成为评价DCD供肝质量及移植术后肝功能恢复的客观临床指标。     

10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移植总结

目的通过分析我院实施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移植病例,探讨国内DCD器官和移植方面的问题。方法对我院2010～2011年期间参与实施的DCD器官移植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结果本组有4例DCD者共实施了7例肾移植和3例肝移植。捐献者1属于中国DCD器官分类标准(中国标准)二类(MaastrichtⅣ类),热缺血时间40 min,经快速病理检查后放弃了肝脏和左侧肾脏,右侧肾脏进行了移植后患者出现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最终移植肾因破裂出血而被切除。捐献者2～4属于中国标准三类(MaastrichtⅢ类),热缺血时间分别为15、15、10 min,其中捐献者4在器官捐献前已经出现血压下降,需要大剂量多巴胺维持血压,供肝进行了快速病理检查,确认可以使用;捐献者2和3由于是在手术室进行可控性心跳及呼吸终止,热缺血时间均为15 min,未进行病理学检查;共实施了3例肝移植和6例肾移植,手术顺利,移植物功能恢复良好,无并发症发生,无移植患者死亡。结论通过选择符合中国标准三类的捐献者,实施可控的DCD程序,DCD器官移植可以获得满意的效果。供体器官的快速病理检查有利于器官质量的判断,减少移植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