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大病保障水平及实施分级医疗的实证研究

安徽省积极推进提高大病保障待遇及分级医疗工作,通过实行定病种范围、定救治医院、定分担比例、定费用标准、定住院报销流程、定规范诊疗方案等措施,使得参合住院病人得到了更高比例的报销,各级医疗机构住院费用上涨趋势及住院病人向上流动的趋势初步得到控制,全省新农合基金的保障效能大幅度提升.同时也存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急需提高,临床路径执行不到位等问题.文章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实行按病种付费是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有效措施,分级定点救治是解决看病难的重要路径,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是保证医疗安全的重要手段,加强监管是政策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实行即时结报是大病保障政策的必要配套措施.     

基于大病病种分类的医药费用特征分析

目的：在界定大病病种的基础上对大病医药费用特征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大病保险政策落实和工作开展的相关建议,推进我国大病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方法：利用北京等6省（市）68家三级医院5036296份住院患者病案首页数据,分析大病病种范围及其单病种次均费用、总费用和费用构成。结果：60种重大疾病的平均住院费用超全国平均住院费用3倍,重大疾病费用负担占住院患者全病种费用负担的1／3以上,且药品是其高额费用产生的主要因素。结论与建议：探索按病种开展大病保险地区将60种疾病作为优先选择,强化服务要素准入管理、加强医疗服务行为监管、建立医疗机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以及综合支付方式改革等措施,建立保障与控费并行的大病保险监管和运行机制,提高大病保险经费的使用效率。     

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及大病保险政策实施效果分析——以泰州市某三级综合性医院为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障及大病保险政策是对基本医疗保障的有益补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但从泰州市两样本地区运行结果看,大病保险的受益人数及受益水平都明显低于重大疾病保障的受益人数及受益水平,总体上农民患大病的经济负担仍然较重。政府应从提高统筹层次及筹资水平、扩大重大疾病病种、提高三级医院大病保险补偿比例等方面来制定合理的保障措施,以减轻大病农民的经济负担。     

银川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门诊大病利用及次均费用分析

目的分析银川市城镇职工门诊大病的利用情况。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χ2检验和方差分析对职工门诊大病的利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员门诊大病次均费用与性别、年龄组、参保单位类型、在职状态、是否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及缴费工资基数存在相关性。结论 (1)合理选择门诊大病病种,保证保障公平性;(2)完善重点病种的费用控制措施;(3)引导慢性病病人到社区医疗机构获得门诊服务。     

我国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制度的政策分析

目的：回顾我国新农合大病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分析政策执行现状和运行效果,为完善政策提供参考。方法：利用政策分析方法,分析新农合大病医疗保障政策的形成背景、执行与效果,其中定量资料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自2010年政策启动,新农合大病保障的病种及试点范围稳步扩大,2012年全国大病保障有99.6万名患者受益,受益率为12.45人次/10万参合人口,东部地区受益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全国20种大病实际补偿比达65.39%,儿童两病等4类大病的实际补偿比超过70%,中部地区补偿水平略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结论：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政策推进良好,基本实现政策目标,但区域间保障待遇存在差异,保障受益面有待进一步提高,可持续发展也面临挑战。建议：多种方式提高新农合大病保障水平,处理好新农合大病与一般疾病保障的关系,促进保障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对政策实施的监督与评价。     

门诊大病医疗保障政策的比较分析

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产生了两种门诊大病保障形式:门诊大病病种保障和门诊大病费用保障。两种保障形式在公平性、管理效率和基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而造成选择不同门诊大病保障形式的关键原因是有限医疗保险基金的约束和医疗保险管理能力的约束。文章最后提出了几点进一步发展门诊保障的政策建议。     

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实施效果及基金流向研究

目的:评估北京市新农合大病保险制度实施效果及基金使用情况。方法:通过对北京市SY区、PG区和FS区新农合大病患者医疗负担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测算大病保险报销前后实际报销比例变化情况;从病种、医疗机构级别及经济收入水平三个维度分析大病保险基金使用情况。结果:新农合大病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居民的疾病经济负担;新农合大病保险基金主要流向了二、三级医疗机构,补偿的病种比较集中,受益公平性良好。结论:新农合大病保险制度在筹资、补偿以及监管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建立大病保障机制正当其刚

目前,医改最大的突破应该是新农合,而新农合的核心问题有两点：如何实现分级诊疗和如何保障大病医保报销。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建立大病保障机制非常适合。 河南省已经探索通过按病种保障和按费用保障相结合的新模式,初步建立了以新农合基本保障为主导,以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农村居民重大疾病保障机制。 河南省大病保险原来是20多种,今年,要把包括儿童常见大病在内的大病保障病种扩大到35种。需要住院治疗的,在省、市、县医疗机构的限额内实际医疗费用按65％、70％、80％的比例进行补偿;在门诊治疗的,统一按限额内医疗费用的80％进行补偿。对于困难群众,在新农合补偿基础上,医疗救助基金再按住院和门诊费用的15％给予救助。     

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基于北京市和海南省新农合住院患者数据

目的：分析北京市和海南省2012年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政策实施效果,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以北京市和海南省为样本地区,选取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乳腺癌、宫颈癌和重性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政策覆盖范围和患者年度实际补偿比角度分析2012年新农合大病保障政策实施效果并进行地区间比较。结果：2012年两省市先心病和白血病的政策覆盖水平相对较高,其余三类大病政策覆盖率相对较低,区域间政策覆盖有差异;大病患者年度诊疗费用报销水平主要分布在50%左右,重性精神病和儿童两病的补偿比较高。结论：新农合大病保障政策在病种和区域间的覆盖存在差异;政策的实施明显减轻了患者的费用负担,但部分病种患者经济负担仍然较重,疾病单次诊疗费用高和补偿政策对诊疗次数的限制是其主要原因。建议：提高政策覆盖、缩小地区差异;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补偿政策;提升疾病的规范化诊疗管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实施效果评价——基于山东省潍坊市重大疾病医疗保险数据

目的分析山东省潍坊市201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工作实施效果。方法以山东省潍坊市为样本地区,以2013年所有符合新农合大病保险赔付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新农合大病保险的基本运行情况、不同医疗费用段的补偿情况、政策范围内以及实际补偿情况、新旧政策对比等角度分析2013年新农合大病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结果 2013年新农合的实际补偿比达52.33%,大病保险的实际补偿比达14.18%,病患自付比例为33.50%。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增加,大病保险的补偿比例逐渐增加,大病保险对大病患者特别是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患者的补偿比例较高,但政策设计与实际补偿之间存在一定差距。2014年新政策在人均筹资、支付标准和补偿流程方面发生了变化。结论新农合大病保险总体运行情况良好,但在病种间存在差异。大病保险补偿机制合理,部分病种患者经济负担仍然较重,政策设计与实际补偿情况存在差距。     

北京市新农合大病保险实施效果分析与评价

目的:测算分析北京市新农合大病保险对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减轻作用,对制度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方法: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大病保险承办方式选取北京市三个区县,再从中选择大病患者较多的2~3个乡镇。通过与大病保险管理者进行访谈,了解其运行现状;对样本乡镇全部大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患者主观感受,收到有效问卷497份。利用新农合管理中心信息平台测算患者疾病经济负担。对定量和定性资料分别采用统计分析与主题框架法进行分析。结果:经大病保险报销,三个区县大病患者平均自付费用明显减轻,实际补偿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灾难性卫生支出情况无显著改善。结论:应通过提高大病保险起付线与报销比例,拓宽报销目录等举措提高其补偿水平,重点缓解极重患者疾病经济负担。     

新农合对农民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支出的影响——基于5省份的面板数据

目的：评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不同时期对参合农民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支出的影响。方法：通过对我国5省25个县（市）2000户、8000多人进行长期追踪调查,形成了2004、2007和2011年三期的面板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的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新农合显著增加了参合农民患病后就诊的可能性和农民的医疗总支出;参合患者年度自付医疗费用比例显著下降,参合住院患者的自付医疗费用在2011年首次低于未参合住院患者;参合住院患者的受益面也逐年上升,2011年已经达到81．8％。但是,新农合对参合患者的大病保障作用有限,参合住院患者年度自付医疗费用仍然超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结论：新农合在实现“广覆盖”的目标后,在“深度保障”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新农合大病患者满意度分析——基于B市三区县484名患者的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大病患者对新农合大病保险政策的满意程度,为卫生行政部门开展有效管理和完善政策内容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根据典型抽样原则,对B市三个远郊区县484名享受2013年大病保险补偿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其医疗费用信息进行分析。结果:大病患者平均医疗支出约占家庭总支出的84.57%,强制性医疗支出较高,家庭疾病经济负担较重,新农合大病保险政策提高了患者医疗费用的补偿额度,三区县实际补偿比平均提高4.79%,保障作用明显。患者对大病保险基本态度平均分为(3.95±1.05)分,88.43%的大病患者愿意个人缴费继续参保。结论与建议:大病患者对大病保险政策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建议短期内保持现有筹资方式,维持制度稳定性,在基金承受范围内合理提高补偿比,加强宣传教育。     

大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为缓解重大疾病带来的沉重负担,国际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大病医疗保障制度,主要有商业医疗保险主导,国家医疗保险主导,社会医疗保险主导三种基本模式。考虑国际上典型国家的大病保障均以本国医疗保障制度为基础,本研究通过介绍三种模式下典型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历史背景、制度框架等内容,分析其对重大疾病的保障模式与特点,总结各国在降低患者自付费用、控制医保付费水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相关经验,进而建议我国在制定大病保障政策时,注意采用综合控费措施,降低患者自付费用;转变医保支付方式,控制医保付费水平;加强运行监管,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     

我国农村居民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制度成因分析

目的：中国农村人口的健康问题与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我国农村仍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利用灾难性卫生支出率和致贫率作为测量工具,来衡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力度。方法：数据来源于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采用WHO推荐的方法计算灾难性卫生支出。结果：农村人口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为14.4%,致贫率为9.2%,且两者与地区经济水平呈负相关,最为贫困的西部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及致贫率最高,分别为15.8%和10.8%;有住院病人的农村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和致贫的风险最大。结论与建议：中国农村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较高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新农合制度的保障水平不高,缺乏遏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有效机制,特别是现存以服务项目付费为主导的支付方式,是导致农村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较高的主要制度成因。因此,应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为重点,加大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强化各种配套制度和机制的安排。     

推进我国大病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思考与设想

重大疾病卫生支出是造成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2012年8月24日,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有效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本研究在介绍国内外大病保障制度建立和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目前大病保障工作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建立大病保障制度的经济、政策可行性等内容进行分析,提出推进大病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相关建议：在现有基本医保制度的基础上,推进大病保障制度建设;探索多种形式互补的大病保障工作模式;结合基本医保基金承载能力建立大病保障基金;以大病保障制度建立为契机,稳步推进我国医疗保障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某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分析

目的探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卫生筹资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部门完善新农合制度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WHO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所介绍的卫生筹资贡献率（HFC）、卫生筹资公平性指数（FFC）、灾难性卫生支出（CEH）来评价。结果HFC为17．3％,FFC为0．30;安宁市农民家庭新农合筹资公平性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影响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年收入。结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适当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以提高其筹资公平性。     

从农民卫生服务需求看新农合制度的设计

目的：比较不同地区农民卫生服务需求特征,研究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新农合制度的设计。方法：选取新农合试点的太原市城区（迎泽区、万柏林区、杏花岭区和尖草坪区）和农村（娄烦县）,利用家庭健康询问调查,收集农民卫生服务需要资料。比较城乡农民卫生服务需要特点,研究其影响因素。结果：城乡农民所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有显著差异;城乡农民卫生服务需要差别显著,娄烦县农民两周患病和慢性病患病率高于城区农民（P〈O．001）,两周患者平均卧床天数是城区农民的16．75倍。结论：贫困农村地区居民卫生服务需要量大、筹资能力低,为加强新农合在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议以地市为单位进行基金统筹,同时,有差别地在贫困农村实施以“大病统筹为主,兼顾特殊人群门诊利用”的制度设计模式。     

我国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发展策略

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在分担医疗费用风险、减轻患者医疗负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大病医疗保险制度主要由新农合大病医疗保障、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以及商业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组成。本文梳理了不同类型大病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本质属性、实施策略以及经办机构类型,并探讨了我国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未来发展,建议从完善制度本身、提升管理能力和改善政策环境等方面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