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保健服务的发展模式与研究进展综述

我国婚前保健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以来,在预防疾病、减少传染病的蔓延、维护婚姻生活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免费依法婚检模式能较好解决免费自愿婚检模式中需方的参与问题.在此模式下,婚前保健服务质量成为研究重点.面对医改新环境,婚前保健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正外部性,我们应重新审视其公共卫生的内...     

我国婚前保健服务筹资机制研究

本文从婚前保健服务的属性入手,探讨其筹资机制,为完善我国婚检制度提供科学依据。采用文献调研和现场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国内外婚检筹资现状,收集福建、广西、江苏等8个调研地区婚检筹资相关数据,并对政府有关部门、婚检机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婚前保健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本文从筹资水平、资金渠道、资金分配、资金支付和资金监管等方面对其筹资机制进行探讨,提出应明确婚检服务性质、建立财政专项投入机制,进行科学论证、统一婚检服务基本筹资标准,及时足额拨付婚检专项经费、加强经费监管等政策建议。     

从三个产品理论看市场经济赋予预防保健事业的发展机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实施,使预防保健事业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部分机构全额改差额,有偿服务冲抵正常拨款,预防保健网络受到削弱,工作任务难以落实,部分疾病死灰复燃,整个预防保健工作似乎处于低谷。对此,悲观失望者有之,惊慌失措者有之,消极等待者有之。但“风物长宜放眼量”,挑战总是伴随着机遇,本文拟通过对经济学中的三个产品理论的分析,看市场经济赋于预防保健事业的一系列机遇。 机遇之一:市场经济下的预防保健服务属于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投资主体必须是政府 市场经济理论把产品与劳务分为私用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私用产品,指一种物品或劳务在市场上公开买     

对预防保健机构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浅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预防保健事业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如何面对现实,转变观念,参与竞争,寻找补偿机制,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和生存发展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预防保健机构面临的首要问题。 一、预防保健服务属于“公共产品” 市场经济理论把产品和劳务划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用产品三种类型。卫生事业的基本属性仍然是公益性福利事业。如对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各类急慢性病、地方病及传染病的预防监测,计划免疫预防接种,以及救灾防病等基础性预防保健工作,其服务对象是特定人群,属于满足社会成员     

婚前保健机构现状调查

目的 :了解重庆市婚前保健机构现状。方法 :按照全市婚前保健机构《婚前保健工作调查表》规定项目进行自查 ,然后汇总。结果 :婚前保健机构不统一 ,以乡级医疗机构居多 ,占 79.4 2 % ,房屋设备不足 ;从事婚前保健人员总体素质偏低。结论 :要加强婚前保健机构内涵建设及加强监督管理 ,提高婚前保健质量。     

上海市婚前保健的规范化管理

为了加强婚前保健工作的管理,保证健康的婚配,防止疾病特别是遗传病的传播和延续,上海市建立健全了市、区(县)的两级婚前保健网络及两级技术鉴定组织,按卫生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婚前保健工作进行了规范化管理。为保证婚前保健质量,对婚前保健人员进行了培训,制定了工作常规及标准,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使婚前保健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同时,针对婚前保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改进工作的建议。     

1996~2005年佛山市南海区婚前保健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婚前保健情况,探讨现阶段婚前医学检查的新思路、新对策,促进婚前保健健康发展。方法根据南海区1996~2005年妇幼卫生年报婚前医学检查资料进行分析。结果1996~2003年10月婚前医学检查率100%,《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2004、2005年婚前医学检查率分别下降至6.68%和4.79%。结论目前婚前保健工作具有严峻性,提出必须加强婚前保健宣传工作,提高群众婚前保健知晓率,以提高婚前保健率。     

婚前保健机构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重庆市婚前保健机构现状.方法:按照全市婚前保健机构<婚前保健工作调查表>规定项目进行自查,然后汇总.结果:婚前保健机构不统一,以乡级医疗机构居多,占79.42%,房屋设备不足;从事婚前保健人员总体素质偏低.结论:要加强婚前保健机构内涵建设及加强监督管理,提高婚前保健质量.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提高婚检率的研究与应用

目的:通过实施"免费婚前保健+婚姻登记一站式服务"模式。提高人们自觉参加婚前保健的积极性,提高婚检率,同时及早发现影响婚育的疾病并对患者进行婚育指导,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方法:采用"免费婚前保健+婚姻登记一站式服务"模式,对来宾市辖区内自愿参加婚前保健的新婚夫妇提供免费婚前保健服务,包括婚前医学检查,婚前卫生咨询、婚前卫生指导。结果:2008年来宾市参加婚前保健11 336对,婚检率46.36%(11 336/24 453);2009年该市参加婚前保健18158对,婚检率71.49%(18 158/25 401);2010年来宾市参加婚前保健43 330对,婚检率92.79%(46 696/43 330)。婚检率由免费婚检前(2007年)的0.46%,上升到2010年的92.79%;而出生缺陷发生率由免费婚检前(2007年)的19.30‰,降到2010年的12.10%。结论:"免费婚前保健+婚姻登记一站式服务"是提高婚检率的有效方法,特别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更值得推广应用。     

婚前保健服务状况调查

为全面了解我省婚前保健服务现状 ,提高婚前保健服务工作质量 ,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 ,对 171名婚前保健服务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 ,了解婚前保健服务对象对婚前保健工作的需求与态度及此项工作的差距与不足 ,并由此提出改进现有婚前保健服务的可行性建议。1　对象与方法我们于 2 0 0 1年 8月 2日～ 8月 2 8日 ,在全省按不同地区随机抽取 19个市、县妇幼保健机构 ,对刚接受过婚前医学检查或前来就诊已婚青年男女共 171名进行统一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 ,接受婚前保健服务情况 ,服务对象对婚前保健服务的评估、未接受婚前保健服务的原因…     

北京市婚前保健服务现状和需求的定性调查

目的:了解北京市婚前保健服务现状和需求。方法:采用定性小组访谈的方式,对婚检服务提供者、管理者和服务对象进行访谈。结果:提高婚检率的关键是让群众认识婚检的重要性,应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婚检的宣传力度。北京已实行免费婚检,但免费的项目、费用、流程、政府投入不尽一致。群众普遍认可免费婚检,但应加大免费婚检的宣传力度,规范服务内容与流程、提高咨询水平、加大政府投入。结论:结合婚检的现状与需求,从多方面着手促进免费婚检,提供更便利、优质的服务。     

婚前保健影响因素及模式探讨

[目的] 通过问卷调查鹿城区婚育居民婚前保健相关问题,为政府部门制定普及婚前保健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各抽取300例参与和不参与婚前保健居民进行调查。统计学分析,组间计数资料比较用χ²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①单因素分析显示,婚前保健组和非婚前保健组共有22个因素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或P<0.01）。②多因素分析显示,“对婚检内容了解程度”和“婚前保健有利于双方健康认识”是影响婚育居民参与婚前保健最重要因素,OR值分别为4.731和322.957。③婚前保健已孕组和非婚前保健组出生缺陷率无统计学差异（χ²=0.068,P>0.05）。婚前保健未孕组和婚前保健已孕组出生缺陷率存在统计学差异（χ²=4.002,P<0.05）[结论] 建议政府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婚前保健。婚前保健机构及操作模式应尽快完善,提升婚前保健率,降低出生儿缺陷率,提高人口素质。     

婚前医学检查与围产保健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富阳市2003～2012年间婚前医学检查（以下简称婚检）与围产保健质量的相关性。方法对自愿婚检后未采取干预措施的2003～2007年与采取干预措施后2008～2012年的婚检及围产保健状况进行对比性分析。结果自愿婚检后,未采取干预措施的2003～2007年婚检率急剧下降,各种疾病的检出率明显下降;一般与重症高危孕产妇检出率明显增加,产前筛查阳性率与确诊率明显下降;产科产时与产后抢救率明显增加;围产儿出生缺陷与死亡率显著上升,新生儿疾病筛查与听力筛查率显著下降,经统计学分析有显著性差异（P〈0．001）。结论重视婚检率,加强婚前保健、孕前检查、孕期保健、产时分娩、新生儿各项筛查,是提高围产保健质量的有效保障。     

界首市婚前保健服务情况调查分析

为了解婚前保健对象生殖健康水平 ,探讨婚前保健的意义及促进婚前保健工作措施落实 ,1 997～ 1 999年对界首市 1 2 2 79名青年男女婚前保健服务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 ,通过婚前医学检查疾病检出率平均为 2 2 .7% ,生殖系统疾病发病率占 1 5.6% ,性传播疾病发生率 0 .72 % ,且增长较快。对所有检出疾病者进行分类指导 ,健康教育受教率达 1 0 0 %。提示 ,婚前保健是青年男女生殖健康的基础 ,是对他们进行生殖健康教育的最佳时期 ,是优生监督、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环节。因此必须加大宣传力度 ,争取政府重视 ,部门协作 ,加强监督管理 ,以更好地发挥婚前保健的作用     

婚前医学检查医师的基本素质与健康教育的关系

目的：探讨健康教育作为婚前技术服务的法定内容和重要策略，在实施婚前保健工作中的作用。方法：利用现代促进型健康教育模式。开展目标人群的健康教育。结果：健康教育有利于保障母婴健康，有利于帮助人们转变不良健康行为，有利于提高婚前保健服务质量。结论：健康教育已成为母婴保健服务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婚前保健中显得尤为突出，并提出从事这项工作的婚检医师应在伦理道德，业务能力等素质方面加强自身的提高。     

婚前保健工作现况和对策

目的 规范婚前保健服务，提高婚前保健工作质量。方法 采用定性与定量，全面调配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按统一的调查方案，标准，方法和质量控制，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结果 全国共有婚前保健机构5224个，53．7％（2807／5224）设在妇幼保健院（所）；乡级机构占43．6％（2278／5224）；57．0％（2978／5224）的婚前保健机构设有专用的男婚检室，56．2％（2935／5224）的设有女婚检室；婚检医师中有25．1％（5976／23793）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书》；53．8％（12793／23793）的婚检医师仅有中专学历；1998年至2000年全国平均婚检率为63．4％（22767974／35887415）；婚检对象的平均患病率为7．6％（1733956／22767974）。结论 婚前保健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不到位，投入不足，硬件装备基本条件未能达标；婚前保健服务人员业务素质和服务对象的需求不相适应。应加强对婚前保健工作的执法，业务指导和质量管理；服务机构应加强自身建设。     

孕产妇健康与自愿婚前保健政策关系的回顾性研究

目的:研究实施自愿婚前保健政策对妇女健康和保健工作的影响。方法:对某市4家医疗保健机构产褥期妇女回顾性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1个月。结果:未婚检组产妇孕期疾病发病率为19.5%,高于婚检组的11.3%,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检对孕期是否发病无明显影响;婚检组产前检查率为99.7%,高于未婚检组的96.4%,差别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婚检在产前检查次数和初次产前检查时间上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自愿婚前保健政策对孕期保健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但统计学上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是孕期疾病发生的影响因素。     

张掖市免费婚检实施前后结果分析

目的:将自愿婚检时期与免费婚检时期的婚检情况进行比较,探讨婚前医学检查与围产期保健质量及出生人口缺陷的关系。方法:对张掖市2007年10月～2009年9月婚前医学检查年报表及围产保健、孕产妇死亡监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张掖市婚检率由自由婚检时的31.86%上升到免费婚检后的93.67%,免费婚检实施后高危孕产妇检出率低于自由婚检时期(P<0.05),肉眼可见出生缺陷发生率下降(P<0.05),围产期死亡率下降(P<0.05)。结论: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的实施对提高围产期保健质量、降低出生人口缺陷效果显著,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意义。     

适婚人群婚前医学检查需求

目的:了解自愿婚检实施后,适婚青年男女对婚前医学检查的需求,为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婚检率提供依据。方法:以问卷调查与个人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对2008年山东省三城市884位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未婚青年男女进行调查。结果:适婚人群对于所调查12项需求得分均高于3.5分,排前4位的是了解孕前孕期知识4.36分、遗传病知识4.30分、影响婚育相关疾病的知识4.29分、性生理性卫生及计划生育知识4.22分;婚检费用支付意愿调查中84.3%的人认为婚检应该免费。结论:婚检管理方与婚检机构应充分重视适婚人群对婚检内容及形式的要求,加强婚前卫生知识指导与咨询,关注适婚人群婚检自主权,有重点的开展宣传,通过提供人性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婚检服务来提高适婚人群参加自愿婚检的积极性,提高婚检率。     

Caring for older people in the 21st century: 'notes from a small island'

Drawing on carer narratives from research undertaken in New Zealand,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and the care-giving experience. In doing so, it considers: first, how informal carers of older people experience the transition in the place of care from the home to care homes; second, how they negotiate new identities for themselves as carers in these new care settings; and third, carers' views on how we might develop more inclusive models of care in care home settings. While much current work on care-giving in the home highlights the blurring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care-giving,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blurring of the boundaries of care may also be manifest in an increased penetration of informal care-giving within the semi-public space of the residential care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