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方法  回顾性分析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及对应803例受者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行气道分泌物、尿液、血液及供肾灌洗液培养,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分布和构成比,根据供者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腹部外伤情况、体液培养结果等因素进行评分,受者根据评分采用不同的感染预防方案,分析供者来源性感染（DDI）的发生率及受者预后。结果  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中共有243例存在感染,感染率59.0%,共分离出病原菌456株,病原菌主要来源于气道分泌物（71.7%）。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主要为酵母型真菌。共有3例受者（分别接受来自2例供者的肾脏）发生DDI,发生率0.4%。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率较高,对供者感染风险进行分级评分,根据评分采取合理预防方案,可有效预防DDI。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肺部感染诊治研究

目的分析DCD供肾移植肺部感染的特点及诊治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6月至2014年12月施行的DCD供肾移植69例,以同期的尸体供肾移植129例作为对照组。所有受者均采用抗体诱导+他克莫司(TAC)+麦考酚酯(MMF)+泼尼松(Pred)四联免疫抑制方案。分析总结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特征,治疗效果。结果随访6~24个月,DCD组和SCD组受者肺部感染总体发生率分别为17.4%和33.3%,移植术后半年内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5.9%和15.5%;DCD组肺部感染死亡3例,SCD组死亡4例。病原体的种类主要为卡氏肺囊虫、CMV;肺部感染治疗期间急性排斥反应发生各为3例和4例;肺部感染发生同受者DGF状态、感染前使用ATG相关,同供体携带病原体无显著性关联;肺部感染治疗前后受者移植肾功能无明显差异。结论 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同尸体供肾移植相当,DGF和T细胞清除剂使用时主要诱因,经积极治疗后可以获得良好的结局。     

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知晓情况及意愿，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 方法选取合肥市4个城区辖区内及2个乡镇的10个社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采取随机便利抽样调查法对居民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及捐献意愿。根据居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条目的调查结果(剔除"不能确定"者)将其分为同意捐献组和不同意捐献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居民年龄。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居民性别、城乡差异、文化程度、是否了解器官捐献程序、国家相关法律是否完善、家属是否同意、对相关机构是否信任、对捐献途径是否了解及是否受传统观念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最终纳入7 520名居民参与问卷调查，平均年龄(35±10)岁(18～84岁)，其中男性3 824名(50.8%)；城镇居民4 150名(55.2%)；职业以退休人员、农民、工人、自由职业和学生为主，分别为1 570(20.9%)、1 177(15.6%)、1 140(15.2%)、1 089(14.5%)和1 088名(14.5%)；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4 262名(56.7%)。79.6%居民听说过器官捐献(5 982/7 520)，85.7%居民不知晓器官捐献流程(6 444/7 520)，96.9%居民表示身边无人接受过器官捐献(7 287/7 520)。居民获取器官捐献知识以电视和报纸为主，分别占57.3%(4 306/7 520)和23.7%(1 784/7 520)。86.9%居民愿意主动向身边人宣传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愿意签署器官捐献意向书以及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的居民分别占36.8%(2 766/7 520)和30.7%(2 308/7 520)。年龄、城乡差异、文化程度、器官捐献程序不了解、家属不同意、对相关机构不信任、对捐献途径不了解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均是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t＝6.63, χ²＝7.13、6.87、4.61、14.88、4.24、11.81和10.53，P均<0.05)。 结论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众多，多途径增加器官捐献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识至关重要。     

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  探讨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分析75例行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将受者分为阳性组（26例）和阴性组（49例）。观察阳性组和阴性组受者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指标,对肝移植受者痰液、腹腔引流液进行培养,观察受者术后感染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受者术后1.5年的生存曲线。结果  阳性组受者门静脉狭窄和门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阴性组受者（P < 0.05）。75例肝移植受者中,发生术后感染者33例（44%）,受者发生感染的部位以肺部和腹腔为主,阳性组和阴性组的感染率分别为77%、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阳性组中,痰液、腹腔引流液培养阳性分别为10例、11例,其中4例受者痰培养结果与其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一致,6例受者腹腔引流液培养结果与其供者器官灌洗液培养结果一致。经过抗感染治疗后,阳性组中2例受者分别于术后5、12 d死亡,其余受者的培养结果均转阴。阴性组中,痰液、腹腔引流液培养阳性分别为7例、6例,经抗感染治疗后培养结果均转阴,2例受者因移植物肝衰竭分别于术后1个月、1年死亡。阳性组和阴性组受者移植术后1.5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供者来源性感染对肝移植受者早期预后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对中晚期预后影响不大。     

器官捐献后的心理救助

心理救助是器官捐献者家庭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的是积极预防、及时控制和减缓捐献者亲属的心理伤害, 促进心理重建, 保障心理健康, 维护社会稳定。探讨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伤害表现与发展规律, 寻找有效的心理救助模式与干预对策, 对于今后更加广泛而深入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从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伤害的表现、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救助的实施者与阶段性目标、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救助的基本原则和器官捐献者亲属心理救助的主要技术步骤等方面进行阐述。未来有必要将心理救助与家庭困难物质救助适当分开, 按照心理救助专业化、系统化、长期化的要求, 尽快建立多层次、长效的心理卫生服务体系, 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可操作性的工作流程, 为器官捐献者亲属提供及时、有序、高效的心理救助服务。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的单中心数据分析

目的  了解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现状,为促进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思路和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151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潜在捐献者114例。分析潜在捐献者捐献失败的原因;收集器官捐献成功者的一般资料;分析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器官捐献情况和器官利用情况。结果  151例器官捐献者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捐献转化率为24.5%。器官捐献失败者114例,捐献失败的原因分别为家属不同意、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无充足时间评估和工伤纠纷未解决。器官捐献类别包括34例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捐献者死亡原因包括19例颅脑外伤、14例脑卒中和4例其他。37例器官捐献成功者中,以流动人口为主。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154个,其中大器官124个。人均大器官和组织捐献个数（4.2± 1.6）个,人均大器官捐献个数（3.4± 1.1）个。154个捐献器官中,利用率为96.7%（149/154）,器官分配前4位城市为南京、无锡、苏州、常州。结论  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功率及捐献转化率偏低,应建立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网络、加大器官捐献宣传力度以及开展协调员技能培训。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自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125例供者与210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移植术后有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受者分为肺部感染组(37例)和无肺部感染组(173例)。了解肺部感染受者的一般情况和预后。对供者因素(性别、年龄、维持治疗时间、感染史)、受者因素[性别、年龄、吸烟史、糖尿病史,术前血红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血清肌酐等水平,术后有否急性排斥反应、有否使用生物制剂、有否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及复方磺胺甲噁唑(SMZ)]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与结论  37例肺部感染患者中,8例发展为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供体维持治疗时间、有感染史,受体吸烟史、糖尿病史、无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或SMZ。     

器官保存液微生物培养阳性与移植后感染的研究进展

实体器官移植保存液受到污染是受者发生术后感染的潜在因素,病原体可通过保存液转移至受者体内,从而造成感染。对器官移植保存液培养阳性与受者术后感染的关系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早期用药预防术后感染提供指导。     

13例移植肾动脉感染破裂典型病例分析及总结

目的:对13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DCD)移植术后肾动脉破裂案例进行分析总结。方法:回顾性分析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617例DCD供肾移植受者,其中因感染因素导致移植肾动脉破裂13例,通过供受者多种途径查找致病微生物,确定感染来源。结果:受者移植肾动脉破裂时间为术后6～86 d,致病微生物包括曲霉菌、毛霉菌、热带念珠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及粘质沙雷菌等。10例受者切除移植肾,1例通过介入治疗保留移植肾。死亡3例,死因为消化道大出血、重症肺炎、失血性休克。结论:在供肾获取前,应取供者血液、尿液及伤口分泌物等进行病原学监测,阳性者给予敏感药物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者果断弃用。同一供者的一个受者出现移植肾动脉破裂,另一受者也应高度重视,立即抗感染治疗。遵守"先保命再保肾"原则,若感染无法控制,应尽早切除移植肾。对病史长、感染因素不确定的供肾,术后常规应用广谱抗细菌药物联合抗真菌药物预防感染,并根据培养结果和药物敏感试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器官保存及保存液的研究

正器官移植是治疗各种器官终末期疾病的唯一有效治疗方案。随着器官移植医学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手术技术的进步及新型免疫抑制剂、器官保存方式的应用,器官移植病人的生存率得到显著提高。器官移植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移植等待病人数量不断增加,远远超过器官捐献的数量,器官供应严重不足,而高质量的供体是器官移植成功的先决条件和基本保障[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经验探讨

目的  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下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疫情期间1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潜在供者案例,总结工作流程和感染防控要点。结果  11例潜在供者中,6例未成功实施器官捐献。成功实施器官捐献的5例供者脑病发作前无呼吸道症状,脑病发作时入院行肺部CT检查提示1例为吸入性肺炎,余4例检查结果为阴性。住院期间5例供者全部出现发热症状,再次行胸部CT检查均提示肺部炎症,经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血液标本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全部为阴性。所有密切接触器官捐献者的工作人员和受者无确诊或疑似病例出现。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下针对性制定工作流程和防控措施,结合感染风险分级选择实施,可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安全有序地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     

联合OPO对器官捐献和获取质量控制指标的影响——基于福建省单中心数据

目的  探讨联合器官获取组织（OPO）对器官捐献工作及器官捐献质量控制指标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联合OPO牵头医疗机构联合前、后器官捐献成功的36例、33例案例在器官捐献工作量和工作效率情况以及器官捐献质量控制和管理指标的差异。结果  联合OPO成立后器官捐献工作量和工作效率均得到进一步提升,年捐献例数、年器官获取数、日均获取器官数、每百万人口捐献率（PMP）、协调员工作效率指数等指标进一步提高。器官捐献转化率由联合前的26.5%提升至联合后的29.0%,平均器官产出率在联合OPO成立前后相差不大,维持在3.3以上的高水平,与联合OPO成立前比较,联合OPO成立后获取器官利用率、边缘供器官比例、器官保存液病原菌培养阳性率、移植物原发性无功能（PNF）发生率、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 > 0.05）;联合OPO成立前、后的捐献器官获取后活组织检查率分别为27.7%和58.3%,而器官外流率分别为83.1%和4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 < 0.05）。结论  联合OPO建设有助于推动器官捐献和获取工作高效发展,降低器官捐献和获取成本,提高器官捐献和获取工作成效和质量控制与管理水平。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器官捐献专家共识

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传播、防控和新冠病毒从捐献者传播到受者的潜在风险及其不确定性等,给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带来严重影响和巨大挑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使用来自新冠病毒感染的捐献者非肺脏器官（肾脏、肝脏和心脏）无论在获取时是否存在症状,传播的风险都很低。推迟新冠病毒抗原或核酸检测阳性者逝世后的器官捐献时间,待病毒检测阴性后再行捐献,将导致相当数量医学上适合移植的器官丢失。为最大限度满足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移植就医需求,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相关专家,结合国内新冠病毒感染流行形势及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的临床实践,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及临床研究证据制定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器官捐献专家共识》,旨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捐献器官的获取和应用提供建议和参考。     

UW器官保存液感染对肝移植术后恢复的影响

[摘 要] 目的 了解UW器官保存液（简称UW液）感染对肝移植术后恢复的影响。方法 收集2014年6月至2017年4月期间南京鼓楼医院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术的患者临床资料,共68例,将供肝保存液UW液感染后的病例划为阳性组,未被感染的划为阴性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术后肝功能、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及术后感染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肝移植术后第1、3、7、10天肝功能的恢复未见明显差异（P＞0.05）。阳性组患者术后AKI的发生率为45.7%,阴性组18.1%,阳性组明显高于阴性组（P=0.028）。阳性组中UW液培养见两种细菌和（或）真菌的患者术后血培养及腹水培养较阴性组有明显升高（P值分别为0.01、0.039）。结论 UW液感染后可增加术后AKI的发生,其中UW液培养见两种细菌和（或）真菌会增加术后血液感染及腹腔积液感染发生率。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 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 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 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 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 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     

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泌尿系感染危险因素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 探讨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受者泌尿道感染制定相应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1年12月于北部战区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行同种异体的100例肾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术后3个月内是否发生泌尿系感染分为感染组(26例)和非感染组(74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寻找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肾移植术后3个月内泌尿系感染的发生率为26%(26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术后尿瘘、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及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是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泌尿系感染的影响因素(P<0.05);运用前进法逐步回归分析得出，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OR=1.086,95%CI:1.003～1.177,P=0.042)及术后尿管留置时间(OR=4.687,95%CI:2.064～10.645,P<0.010)。是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出现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术后尿管留置及术后双J管留置时间长会增加脑死亡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泌尿系...     

器官捐献时代再次肝移植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目的总结再次肝移植的病因、预后及并发症防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的26例再次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再次肝移植时间不同,将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代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时代早期再次肝移植治疗经验探索期)完成的再次肝移植受者纳入早期移植组(共9例),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完成的再次肝移植受者纳入成熟期移植组(共17例)。根据移植间隔时间不同,将26例受者分为移植间隔>1年组(15例)和移植间隔≤1年组(11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早期与成熟期移植组受者再次肝移植术前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手术时长、供肝冷和热缺血时间、无肝期时长及术后第7、14天血清白蛋白水平。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移植间隔时长、术中出血量和输血量以及术后第7、14天总胆红素、ALT和AST。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再移植术后受者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早期与成熟期移植组、移植间隔>1年与≤1年组受者术后2年生存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再次肝移植病因包括：胆道并发症8例,移植物失功8例,原发病复发4例(肝细胞肝癌复发),慢性排斥反应2例,首次肝移植术后急性肝功能衰竭2例,血管并发症2例(门静脉血栓和肝动脉栓塞各1例)。早期移植组受者术中无肝期时长和术后第7天血清白蛋白分别为(53.3±7.9)min和(34±5)g/L,成熟期移植组受者分别为(45.1±1.8)min和(38±4)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098和-2.111,P均<0.05)。早期移植组肝移植术前年龄、MELD评分、移植间隔时长、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供肝冷和热缺血时间、术后第7天总胆红素、ALT和AST以及术后第14天总胆红素、ALT、AST和白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随访至2020年10月1日,26例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715 d(105～1 842 d),期间9例受者均于术后1年内死亡(早期移植组6例,成熟期移植组3例)。早期移植组和成熟期移植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33.3%和8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248,P<0.05)。移植间隔≤1年组和移植间隔>1年组受者术后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54.5%和7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990,P>0.05)。 结论胆道并发症及移植物失功能是再次肝移植的主要原因,器官捐献成熟时期的再次肝移植预后优于器官捐献时代早期。因再移植受者病情复杂、手术困难,应谨慎进行再次肝移植手术评估。合理的个体化治疗能够为再次肝移植受者带来良好预后。     

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对比分析公民身后器官捐献与传统司法途径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受体细菌和真菌感染并发症的临床特点,探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受体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研究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本中心实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受体（研究组）和司法途径来源器官捐献的肝移植受体病例（对照组）,比较两组受体术后细菌、真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和预后,分析术后受体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纳入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肝脏供体43例;研究组受体72例,对照组受体80例。研究组受体的细菌、真菌感染总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47.2% vs 31.2%）（χ²=4.071,P=0.044）。研究组受体术后1周内的细菌感染率高于对照组（64.5% vs 38.2%）（χ²=6.133,P=0.018）。供体捐献前感染和开放性创伤史是术后受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25、0.031）。4例疑似供体来源性受体感染,占研究组总感染例数的11.8%（4/34）。 结论使用公民身后器官捐献来源器官的肝移植术后受体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传统司法途径来源,发生细菌感染的时间更早。供体器官捐献前存在感染和有开放性创伤是肝移植术后受体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     

站在亚洲看世界：亚洲视角下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国家通过减少疾病负担和扩充符合伦理原则的有效器官来源以实现器官移植的自给自足。在全球范围内,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仍是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近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积极推动死亡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这些举措正逐步改变亚洲地区以活体捐献为移植器官主要来源的格局。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放缓了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近十年的增长趋势。在疾病负担和移植需求未有显著降低的前提下,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总方针和相关政策的指引下稳步开展。这一定程度证明了在人民群众医疗诉求和移植需求的持续驱动下,我国已经形成一个有韧性的、有抗压能力的、并具运作惯性且行业赖以生存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站在中国看亚洲,站在亚洲看世界。本文通过整理全球及亚洲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数据,重点剖析在全球器官移植发展新潮流下亚洲器官捐献和移植整体格局的变化,并结合我国自身发展特征及实践经验,探索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期为亚洲及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专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