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固醇代谢与肿瘤

胆固醇是哺乳动物体内重要的脂质，是必不可少的膜结构成分。胆固醇稳态平衡对维持细胞和机体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机体主要通过内源胆固醇的生物合成和外源胆固醇的摄取来获得胆固醇以维持自身稳态平衡。肿瘤细胞中胆固醇代谢异常活跃，导致其增殖、存活、侵袭、转移以及对肿瘤微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靶向胆固醇合成、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和胆固醇酯化的治疗策略将为肿瘤患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本文总结了胆固醇代谢调节及其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研究进展，并讨论了目前干扰胆固醇代谢的肿瘤治疗新方法。     

组织工程修复颞下颌关节的关键因素研究进展

颞下颌关节骨关节炎（TMJOA）主要表现为颞下颌关节盘（TMJD）穿孔以及髁突骨软骨复合体（COCC）破坏。近年来，组织工程技术成为修复颞下颌关节的有效策略之一。随着支架材料技术的不断进步，结合天然材料与人工合成材料优势的复合支架成为优化支架性能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微创理念下的原位成胶方法极大地解决了手术创伤以及材料吻合的问题，有利于组织工程向临床转化。细胞外基质支架技术在解决支架来源问题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模拟了细胞外环境，为颞下颌关节组织工程向动物水平的转化提供了重要的手段。由于肋软骨细胞来源与扩增的限制，采用不同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成为颞下颌关节组织工程的广泛选择，其中从关节软骨表面分离得到的纤维软骨干细胞可能更为合适。转化生长因子β超家族由于其明确的骨软骨活性，富血小板衍生物作为一种制备便捷的复合生物因子，同时结合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和应力刺激的形式调控细胞外微环境等方法均在颞下颌关节组织工程中得到运用。未来，通过复合生物活性因子并结合一定的应力刺激可能成为颞下颌关节组织工程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本文就组织工程技术修复颞下颌关节骨软骨复合体及关节盘的进展，尤其是在支架材料、种子细胞以及刺激因子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未来的研究设计和临床干预提供指导。     

不同工作时间段就诊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预后的影响

目的比较不同工作时间段就诊并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预后是否存在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省71家医院2017年6月至2018年9月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3050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资料。比较周末组与非周末组、工作日夜间组与白天组、非常规工作时间组与常规工作时间组的基线资料及预后，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周末、工作日夜间、非常规工作时间是否为静脉溶栓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周末组与非周末组、工作日夜间组与白天组、非常规工作时间组与常规工作时间组患者7 d病死率、3个月病死率和3个月预后良好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周末、工作日夜间、非常规工作时间均不是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3个月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浙江省周末与非周末、工作日夜间与白天、非常规工作时间与常规工作时间接受静脉溶栓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预后无差异。     

类风湿关节炎合并下肢静脉血栓患者的临床特点

目的分析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合并下肢静脉血栓患者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选择自2013年1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的RA患者502例，回顾性分析入院诊断无下肢静脉血栓，出院诊断包含下肢静脉血栓的RA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指标特点，并将该组患者定义为血栓组，其他不合并下肢静脉血栓的患者作为对照组，进行两组间单因素分析，并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血栓组患者34例(6.77%)，对照组468例(93.23%)。血栓组年龄34~86岁(中位年龄71岁)，女性23例，男性11例；单侧下肢静脉血栓20例(58.8%)，双侧下肢静脉血栓14例(41.2%)，其中3例(8.8%)合并肺栓塞(低危)。血栓组中17例(50.0%)患者入院前卧床大于1周或需要借助拐杖/轮椅活动，29例(85.3%)患者存在下肢大关节受累，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以及膝、髋关节同时受累的患者分别为1、22、2和4例。血栓组28个关节疾病活动度评分(disease activity scores 28，DAS28)处于高、中、低疾病活动的患者分别为23例(67.6%)、9例(26.5%)和2例(5.9%)。有21例血栓组患者完善了易栓症相关检查，1例抗心磷脂抗体阳性，2例狼疮抗凝物阳性，1例抗β2-糖蛋白1抗体阳性，其余均为阴性。血栓组患者年龄[71(60, 77)岁vs. 60 (51, 68)岁，Z =-3.873, P＜0. 01)]和血小板(platelet, PLT)水平[(328.53×10⁹±119.06×10⁹) /L vs.(278.68×10⁹±104.50×10⁹)/L, t =2.660, P＜0.01]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血栓组D-二聚体升高(94.1% vs.66.4%, χ²=11.192，P＜0.01)以及类风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 RF)阳性(85.3% vs.67.1%，χ² =4.852，P＜0.05)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RA发生下肢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OR =1.063, 95%CI: 1.026 ~ 1.101, P =0.001)、D-二聚体升高(OR =4.968, 95%CI: 1.136 ~ 21.730，P =0.033)和PLT水平(OR =1.004, 95%CI: 1.001 ~ 1.007, P =0.022)。结论RA患者具有潜在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对于年龄大、D-二聚体和PLT升高，尤其是长时间卧床制动、高疾病活动度的RF阳性患者，需高度警惕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     

合并心房颤动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后颅内出血转化的影响

目的分析合并心房颤动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后颅内出血转化的影响。方法收集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浙江省71家医院3272例静脉溶栓患者的资料。静脉溶栓后24 h影像学检查提示颅内出血表现定义为颅内出血转化。根据患者是否出现出血转化分为出血转化组（533例）和未出血转化组（2739例），采用单因素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心房颤动是否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后出血转化相关。结果出血转化组患者的年龄、起病至溶栓时间、基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基线血糖水平、心房颤动患者比例高于未出血转化组（ P < 0.05或 P < 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房颤动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后颅内出血转化的发生独立相关（ OR=2.527，95% CI：2.030~3.146， P < 0.01）。 结论心房颤动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后出血转化增加相关。     

院前急救医疗服务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预后的影响

目的分析浙江省院前急救医疗服务（EMS）是否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的预后相关。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省70家医院中行静脉溶栓治疗的2123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通过急救车途径到达医院急诊室分为EMS组（808例）和非EMS组（1315例）。3个月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2分及以下定义为预后良好。比较EMS组和非EMS组起病至溶栓时间（ONT）、起病至入院时间（ODT）、入院至溶栓时间（DNT）和预后的差异，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患者3个月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与非EMS组比较，EMS组年龄更大、病情更重、合并心房颤动病史比例更高（均 P < 0.05），两组ONT、ODT、DN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EMS与患者3个月预后良好无相关性（ OR=0.856，95% CI：0.664~1.103， P>0.05）。 结论目前EMS途径尚不能缩短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患者的ONT等，也未能改变其3个月预后。     

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与肿瘤相关研究进展

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是一种来源于中性粒细胞的由DNA骨架及多种镶嵌于其上的活性蛋白组成的细胞外纤维网状结构。NET除了发挥杀菌作用，与免疫性疾病、血栓、肿瘤等多种疾病都有密切关联。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NET在多种肿瘤中高表达，且肿瘤及其微环境可以促进NET的产生，而NET也参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与肿瘤增殖、转移及相关血栓形成均密切相关，这也为肿瘤的临床诊治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主要阐述NET与肿瘤相关的研究进展，并对其临床应用价值作一展望。     

医院内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时间及预后分析

目的比较医院内卒中与医院外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时间的差异以及医院内卒中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18年9月在浙江省71家医院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3050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医院内卒中（101例）与医院外卒中（2949例）患者溶栓治疗各时间点的差异，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医院内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3个月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医院内卒中患者比医院外卒中患者的入院至影像时间长[53.5（32.0，79.8）min vs 20.0（14.0，28.0）min， P < 0.01]、影像至溶栓时间长[47.5（27.3，64.0）min vs 36.0（24.0，53.0）min， P < 0.01]、入院至溶栓时间长[99.0（70.5，140.5）min vs 55.0（41.0，74.0）min， P < 0.01]。在医院内卒中患者中，高级卒中中心比初级卒中中心入院至影像时间更长[59.5（44.5，83.3）min vs 37.5（16.5，63.5）min， P < 0.01]，入院至溶栓时间更长[110.0（77.0，145.0）min vs 88.0（53.8，124.3）min， P < 0.05]，但影像至溶栓时间更短[36.5（23.8，60.3）min vs 53.5（34.3，64.8）min， P < 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OR=0.934，95% CI：0.882~0.989， P < 0.05）和基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 OR=0.912，95% CI：0.855~0.973， P < 0.01）是医院内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3个月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与医院外卒中相比，医院内卒中存在一定延误，未来需要建立更加流畅的医院内卒中溶栓流程。     

RAS基因与脂代谢在恶性肿瘤中的相互调控

RAS基因是恶性肿瘤中常见的驱动基因，在多种恶性肿瘤中高频率突变并异常活化，是驱动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代谢重编程作为恶性肿瘤重要特征之一，是抗肿瘤治疗的关键靶点。 RAS基因可通过蛋白激酶B/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复合物1信号轴或其他多条信号通路调控脂代谢，如脂质合成途径和降解途径等。同样，脂代谢也能修饰并激活RAS蛋白及其下游信号通路。因此，本文概述了现阶段脂代谢与 RAS之间相互调控的研究，旨在为靶向脂代谢在 RAS驱动型肿瘤的临床应用提供思路。     

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核因子 E2相关因子 2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调控作用

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血管疾病中常见的病理改变。血管平滑肌细胞是斑块细胞和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来源，而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是调控血管平滑肌细胞功能的关键转录因子。在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Nrf2信号通路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具有以下调控作用：调控血管平滑肌细胞表型向有利于缓解疾病进程的方向转变，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迁移，降低血脂水平，以及缓解血管平滑肌细胞钙化、衰老和凋亡等过程。本文对现阶段Nrf2在动脉粥样硬化中调控血管平滑肌细胞表型转换、增殖和迁移、脂代谢、钙化、衰老和凋亡等过程的具体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深入理解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及寻找治疗靶点提供依据。     

组织因子与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

恶性肿瘤是静脉血栓栓塞（VTE）的重要获得性危险因素之一。组织因子作为体内凝血因子Ⅶ和活化形式的凝血因子Ⅶa的跨膜受体,是机体外源性凝血过程的主要起始物。肿瘤细胞表达释放的组织因子阳性微粒进入循环参与介导手术治疗和肿瘤远处转移患者的血栓形成;化疗后组织因子促凝活性增强导致很多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后更容易发生血栓栓塞性疾病。在胰腺癌、结直肠癌和卵巢癌等肿瘤中,组织因子还可以用于预测患者VTE风险。本文总结了近年来组织因子在不同治疗阶段的肿瘤患者VTE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组织因子与肿瘤患者VTE风险之间的关系。     

表观遗传与肿瘤代谢研究进展

表观遗传学主要关注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以及非编码RNA等超越DNA序列的基因调控机制。表观遗传机制参与了个体发育、细胞命运决定和肿瘤发生等众多生物学过程。其中表观遗传信息以各种染色质修饰和高级结构的形式存储于基因组中，它的建立和维持与细胞代谢紧密相关。肿瘤细胞中存在的代谢改变包括有氧糖酵解、葡萄糖摄取量增加、谷氨酰胺代谢异常活跃、利用非主要供能物质供能等，这些改变满足了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旺盛的能量和物质需求，帮助细胞适应缺氧的肿瘤微环境，进而为肿瘤增殖、侵袭、迁移等生物活动提供支持。肿瘤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与代谢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肿瘤细胞中的代谢产物作为表观修饰酶的辅因子、修饰供体或拮抗分子影响表观修饰景观；另一方面表观遗传修饰可以直接改变代谢酶和转运蛋白的表达或通过影响信号转导和转录因子的表达调控细胞代谢。本文综述了不同表观遗传学过程与肿瘤细胞代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展望两者在肿瘤治疗中的潜在应用前景。     

T1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风险列线图的建立

目的：建立T1期（原发肿瘤最大直径2 cm及以下）乳腺癌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风险的列线图。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5年6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及浙江大学丽水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T1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共入组907例患者，其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患者作为建模组（ n=573），浙江大学丽水医院患者作为验证组（ n=334）。运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风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一步筛选独立影响因素，利用影响因素建立预测T1期乳腺癌患者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风险的列线图。运用C指数、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校准曲线以及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模型的校准度、预测能力和临床效益。 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1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与原发肿瘤大小、脉管癌栓、Ki-67、组织病理学分级和分子分型相关（ P<0.05或 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1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为原发肿瘤大于0.5 cm、有脉管癌栓、Ki-67阳性、雌激素受体（ER）阳性以及组织病理学分级2~3级（ P<0.05或 P<0.01）。基于上述5个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建模组和验证组C指数分别为0.739（95% CI：0.693~0.785）和0.736（95% CI：0.678~0.793），模型预测能力良好。建模组和验证组校正曲线、临床决策曲线提示模型一致性和临床获益良好。 结论：原发肿瘤大小、组织病理学分级、脉管癌栓、Ki-67和ER状态是T1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的重要预测因素。建立的风险预测列线图可以有效预测患者发生同侧腋窝淋巴结转移的风险，为临床医生制订个体化的腋窝管理方案提供参考。     

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产后出血对再次妊娠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子宫动脉栓塞术（UAE）治疗产后出血对再次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收集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产科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收治的产后出血病例，选取再次妊娠的117例患者病例资料，根据之前是否行UAE治疗分为UAE组（40例）和对照组（未行UAE治疗，77例），比较两组再次妊娠和分娩情况并分析UAE治疗对再次妊娠和分娩的影响。结果UAE组与对照组早孕人工流产和剖宫产瘢痕妊娠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或 P < 0.01），再次妊娠分娩时UAE组子宫切除、复发产后出血、胎盘植入的比例高于对照组（ P < 0.01或 P < 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UAE后再次妊娠的患者发生剖宫产瘢痕妊娠的风险增加（ P < 0.05），发生胎盘植入及复发产后出血甚至子宫切除的风险增加（ P < 0.05或 P < 0.01）。 结论UAE后再妊娠产妇发生剖宫产瘢痕妊娠、胎盘植入及相关的产后出血甚至子宫切除的风险增大。     

腹膜透析患者平均动脉压水平与死亡的关系

目的探讨腹膜透析患者平均动脉压（MAP）水平与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至2016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开始腹膜透析的1737例终末期肾病患者的平均MAP水平，随访33.0（19.3，52.4）个月。取腹膜透析开始3个月内的MAP平均值作为基线MAP值。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分数多项式回归模型分析MAP水平与腹膜透析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脑血管死亡之间的关系。结果随访过程中共有208例患者死亡，其中因心脑血管原因死亡95例，占45.7%。相比于MAP>95~ < 120 mmHg的腹膜透析患者，MAP ≤ 95 mmHg的腹膜透析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高（ HR=1.40，95% CI：1.01~1.93， P < 0.05），MAP ≥ 120 mmHg的患者全因死亡（ HR=2.12，95% CI：1.32~3.40， P < 0.01）和心脑血管死亡风险均明显增高（ HR=2.55，95% CI：1.38~4.70， P < 0.01）。腹膜透析患者MAP水平与患者全因死亡呈"U"型关系，与心脑血管死亡呈"J"型关系。 结论高MAP和低MAP水平均会增加患者死亡的风险。     

外泌体参与卵巢癌患者对化疗耐药的研究进展

患者对化疗药物耐药是晚期卵巢癌患者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外泌体可能通过作为细胞排出化疗药物的途径、通过其携带耐药相关核酸、蛋白质等内容物及通过中和抗体类药物等方式促进卵巢癌患者对化疗药物耐药的发生和发展。本文阐述了外泌体与卵巢癌患者对化疗药物耐药的相关性、外泌体参与耐药的作用机制及其临床价值，以期为卵巢癌患者对化疗药物耐药机制研究、临床诊断和干预提供新的思路。     

多中心网状组织细胞增生症1例

A 65-year-old woman developed erythema, papules and nodules over the body. Some nodules of her auricles and hands like string beads. Besides, she suffered from symmetrical swelling and pain of multiple joints, morning stiffness with deformity of joints; She had elevate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C reactive protein levels; Her rheumatoid factor and antinuclear antibody were positive; Joints destruction was found with X-ray imaging; Skin pathology showed Dermal infiltrate of abundant histiocytes, part of them with a ground-glass appearance; A CD68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 was positive and the cells were negative for S100, CD1a. These findings were diagnostic evidences of multicentric reticulohistiocytosis (MRH). The patient received high-dose of glucocorticoids combinat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and achieved a satisfactory effect. MRH was a rare multisystem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papulonodular mucocutaneous and destructive arthritis, and its pathogeny was not yet completely understood. The typical lesions of MRH were hard papules or nodules that usually occured on the hands, face and arms. Classic coral bead appearance from periungual cutaneous nodules that were characteristic of MRH. MRH was an inflammatory joint disease, affecting almost all the appendicular joints and characterized by joint multiple, symmetrical, destructive, progressive disability. Joints destruction of the distal interphalangeal joints was a unique feature of MRH. In addition to skin and joints, it could also involve other systems. There were no diagnostic laboratory markers for MRH. Laboratory examinations had often been found to be non-specific. Imageological examination mainly showed bone and joint destruction. Skin biopsy was the best test to diagnose MRH, the typical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included an infiltrate with histiocytes and multinucleated giant cells with a ground-glass appearing in eosinophilic cytoplasm, and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 was positive for CD68. The diagnosis was typically made based on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supportive radiographic findings and skin biopsy. MRH was easily possible to mistake for other more common autoimmune conditions, such as rheumatoid arthritis, psoriatic arthritis, osteoarthritis, and dermatomyositis, but the distinctive clinical, radiographic, and histologic features could aid in differentiating these diseases. MRH could mimic other rheumatic diseases, besides, it could also coexist with cancer or other autoimmune disorders. There was no standardized treatment for MRH. However,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glucocorticoid, Immunosuppressant, biologic medications, and bisphosphonates had been use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curative effect. Treatment with glucocorticoid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ants were effective for rash and arthritis, early use of them should be strongly considered, and refractory cases could be treated with biological agents. By reporting a MRH case and review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aims to help the clinicians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rare disease, and suggests that when one diagnosis cannot explain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disease, and further evidence should be sought to confirm the diagnosis.     

肿瘤细胞膜/质蛋白转位入核研究进展

蛋白质作为生命物质的基础，在不同组织细胞中呈现不同的定位，执行不同的功能。同种蛋白质在不同的亚细胞区域定位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甚至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作用。功能蛋白和结构蛋白都能够发生定位的改变，直接或间接参与信号转导。细胞癌变后，信号异常转导，原本在正常细胞的细胞膜/细胞质中表达的蛋白，却在肿瘤细胞中转位到细胞核而发生功能改变。结构蛋白入核主要通过蛋白断裂、蛋白含量改变以及蛋白相互结合实现。对关键蛋白分子的转位研究，有助于在临床应用中发现新的诊断标志物和治疗靶点。     

INK4基因座中反义非编码RNA调控细胞增殖与凋亡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进展

动脉粥样硬化是冠心病的重要病理基础，INK4基因座中反义非编码RNA（ANRIL）位于与其相关性最强的遗传易感区段，即9号染色体短臂2区1带（Chr9p21）。ANRIL通过不同的转录剪接方式可产生线性、环状等多种转录本，可调控斑块内相关细胞的增殖和凋亡，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线性ARNIL可通过调节染色质修饰过程调控斑块内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也可从转录水平调控斑块内巨噬细胞增殖和凋亡；环状ANRIL可调控染色质修饰及干预核糖体RNA加工成熟，进而影响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凋亡。本文对ANRIL的进化特征、转录本的形成及结构、各转录本调节血管细胞增殖和凋亡进而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以期为深入理解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寻找动脉粥样硬化诊治靶点提供依据。     

癌栓粘连血管壁对非转移性肾细胞癌合并下腔静脉癌栓患者手术及预后的影响

目的评估癌栓粘连静脉壁对肾细胞癌伴下腔静脉癌栓患者手术难度和预后的影响。方法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于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94例非转移性肾细胞癌合并下腔静脉癌栓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患者的一般情况、临床病理特征、手术及生存信息。按术中发现癌栓粘连静脉壁为标准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64例为癌栓粘连静脉壁组(deep invasive tumor thrombus, DITT)，30例为非粘连组(non-invasive tumor thrombus, NITT)。分别采用卡方检验、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两组间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的单因素比较，绘制Kaplan-Meier曲线并进行多变量Cox回归分析以评估癌栓粘连静脉壁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与NITT组相比，DITT组患者的手术难度明显增加，主要表现为手术时间更长(362.5 vs. 307.5 min，P=0.010)，手术出血量更多(1 200 vs. 450 mL，P=0.006)，围术期输血量更多(800 vs. 0 mL，P=0.021)，血浆输注量更多(200 vs. 0 mL，P=0.001)，开放手术占比更高(70.3% vs. 36.7%，P=0.002)，术后住院时间更长(9.5 vs. 8.0 d，P=0.036)，且发生术后并发症的比例更高(46.9% vs. 13.8%，P=0.002)。DITT与患者的总生存期更差呈正相关(P=0.022)，即使在多因素分析中，DITT仍是影响肾细胞癌伴下腔静脉癌栓患者术后总生存率的不良预后因素[HR: 4.635 (1.017~21.116)，P=0.047]。结论对于非转移性肾细胞癌合并下腔静脉癌栓的患者而言，癌栓粘连静脉壁会明显增加其手术难度，并与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