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菌药物的后效应与合理用药

抗菌药物后效应（PAE）是指细菌与抗菌药物短暂接触，而药物低于最低抑菌浓度或清除后，细菌的生长仍然受到持续性抑制的一种效应。开展对PAE的研究，就是研究抗菌药物不必始终维持在理论有效的血药浓度上，利用它的PAE可以适当地延长给药间隔，减少用药剂量，从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降低费用。     

抗菌药物在生物被膜病、上呼吸道感染等方面的合理应用

1　抗生素后效应(PAE)与临床用药1.1　时间依赖性抗菌药　此类包括β-内酰胺类、克林霉素类、大环内酯类、糖肽类、四环素类等。此类多无PAE或PAE很短,因此需要持续长时间保持血浓度>MIC才能抗菌,其抗菌效果主要依赖与细菌接触时间,其血浓度达MIC4倍时抗菌效果最好,再增加血浓度,其抗菌效果不再增加,所以要将其总量分成3～4次,即6～8h给药1次[1,2]。1.2　浓度依赖性抗菌药　此类包括氨基苷类、氟喹诺酮类、两性霉素B等。此类具有持久的药效和明显的PAE,其杀菌效果和PAE与其峰浓度呈正比,峰浓度为MIC的8～10倍时,疗效最好。如氨基…     

头孢哌酮和哌拉西林与β内酰胺酶抑制剂对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后效应研究

目的测定头孢哌酮和哌拉西林与克拉维酸、舒巴坦、三唑巴坦3种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不同复方的最低抑菌浓度（MIC）、抗生素后效应（PAE）、β内酰胺酶抑制剂后效应（PLIE）和亚抑菌浓度后效应（PASME）。方法以肉汤稀释法测定MIC；以菌落计数法测定菌落形成单位（CFU），根据CFU做生长曲线，计算PAE、PLIE、PASME。结果不同比例复方对产β内酰胺酶菌株的MIC较单方呈2—256倍的降低。无论单方还是复方均无长PAE。3种β酰胺酶抑制剂的PLIE对于大肠埃希菌有正有负（－2．25h～〉5h），而对于肺炎克雷伯菌均为正值（0．34h～5．37h）。对于肺炎克雷伯菌，0．2MIC的头孢哌酮／舒巴坦（1／1）的PASME为0．32h，0．1MIC、0．2MIC的哌拉西林／克拉维酸（8／1）的PASME分别为2．96h、4．41h。结论同时具有长PLIE及PASME的复方，PLIE、PASME较其半衰期在给药方案的设计中更为重要；PAE、PLIE、PASME作为重要的药效动力学参数，可应用于评价新抗菌药物的药效学和优化给药方案。     

临床抗菌药物合理使用问答（3）

问：什么是最低抑菌浓度（MIC）？答：MIC（minimuminhibitoryconcentration）是抗菌药物对病原菌抗菌活性的主要定量参数,是引起细菌肉眼观察下未见生长的药物最低浓度。一般来说,抗菌药物在体内的有效治疗浓度应是MIC的2～4倍。     

抗菌药物的药动学及药效学相关研究的临床意义

近年来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导致抗菌药物的耐药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害。研究细菌的耐药性趋势、新的抗菌机制以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是保护人类生存的重要课题,也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过去,最低抑菌浓度(MIC)和最低杀菌浓度(MBC)常作为评估抗菌药物活性的指标,而未考虑到抗菌活性的时程因素。自20世纪70年代后药学专家开始进行抗菌药物活性的时程研究[包括杀菌率与增加药物浓度的相关性、抗生素后效应(PAE)等],     

抗生素后效应与临床意义

抗生素后效应（postantibiotic effect，PAE）是指细菌接触抗生素一定时问后，药物浓度下降至最低抑茵浓度（MIC）或清除时，其生长仍受到持续抑制的效应。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对PAE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对临床抗生素类药物的合理应用提出了新的理论和认识。     

抗生素后效应对治疗方式的影响

抗生素后效应 (post- antibiotic effect,PAE)于 2 0世纪 5 0年代被人们发现 ,并于 70年代被更多的关注其临床意义。它是指细菌与抗生素短暂接触 ,当药物浓度低于最低抑制 (细菌 )浓度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或消除后 ,细菌的生长仍受到持续抑制的效应。目前 ,对 PAE的研究完善了对抗菌过程的认识 ,并使之成为新的抗生素药效学参数。1　抗生素后效应产生的机理目前尚无明确定论 ,一种基于抗生素作用机理的推测认为 ,药物持续存在于靶细胞的作用部位以及抗生素引起的细菌非致死性损伤产生 PAE[1 ]。另一种机理即抗生素…     

药物半衰期的合理应用

消除相半衰期是指药物进入末端相的药物半衰期。连续用药达7个t1/2，血药浓度可达99％稳态，此时病人体内的血药浓度达到相对稳定，这时监测其血药浓度对于长期用药的患者来说是很有临床价值的。随着对药物PAE认识的不断深入，认为给药间隔可根据药物浓度〉MIC或MBC的时间加上PAE持续时间来确定。     

Ⅰ类和Ⅱ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应用情况及效果分析

目的：探析Ⅰ类和Ⅱ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应用情况及效果。方法：按随机法选取2021年2月至2023年2月在河南省范县人民医院行Ⅰ类、Ⅱ类切口手术的350例患者病历资料，对其抗菌药物的应用情况及效果展开统计与分析。结果：350例患者中有215例行Ⅰ类切口手术，135例行Ⅱ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总应用率为100.00%；术前0.5~2 h、术前24 h、术后用药分别为198例、112例、40例；单用、联用2种、联用3种抗菌药物分别为252例、88例、10例；用药疗程≤4 d、5~7 d、＞7 d分别为312例、21例、17例；Ⅰ类切口手术患者所用抗菌药物以克林霉素、头孢他啶、头孢硫脒等为主，Ⅱ类切口手术患者所用抗菌药物以阿洛西林、头孢他啶、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等为主；350例患者抗菌药物应用不合理情况依次为选择类型不合理（9.14%）、用药时机不合理（6.86%）及用药疗程不合理（4.29%）等，其中Ⅰ类切口手术的发生率相对较高。结论：Ⅰ类和Ⅱ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的应用存在一定不合理问题，且以I类切口手术较为突出，亟待规范化管理来解决。     

我院489例Ⅰ类切口手术围术期抗菌药物使用调查分析

目的调查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Ⅰ类切口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临床使用情况并进行分析,以提高合理用药水平。方法随机抽取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2011年1-6月出院患者的Ⅰ类切口手术病历489份,根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对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进行评价。结果Ⅰ类切口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率是50.10%,共应用11类19种抗菌药物,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抗菌药物是头孢唑啉（29.47%）、头孢替唑（11.26%）、头孢噻肟（9.27%）。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现象主要有：用药时机不合理（19.22%）、无指证用药（18.40%）、抗菌药物选用不合理（11.25%）、术后用药时间过长（11.25%）、溶媒体积过大（10.02%）、抗菌药物用法用量错误（6.13%）、联合用药不合理（4.09%）。结论应强化临床医师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的意识,加强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管理,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肠杆菌科细菌质粒介导喹诺酮类耐药基因的检测

目的调查肠杆菌科细菌中质粒介导喹诺酮类耐药基因（PMQR基因）的现状、基因型以及PMQR基因阳性菌株携带Ⅰ类整合子的情况及其相关性。方法PCR法对125株肠杆菌科细菌（80株大肠埃希菌、18株肺炎克雷伯菌和27株阴沟肠杆菌）进行PMQR基因和Ⅰ类整合子检测。对阳性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分析并对阳性菌株做接合试验,采用琼脂倍比稀释法测定供体菌、受体菌和接合子对喹诺酮类和其他抗菌药物的MIC。结果125株肠杆菌科细菌检出16株（12．8％）qnr基因阳性,其中8株携带qnrS1基因,8株携带qnrB6基因;另检出15株（12．0％）携带aac（6’）-Ib-cr基因。20株PMQR基因阳性菌株携带I类整合子。26株PMQR基因阳性的菌株中有12株接合成功,典型Ⅰ类整合子阳性的菌株中有7株接合成功。与受体菌相比,喹诺酮类等抗菌药物对接合子的MIC值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结论肠杆菌科细菌中存在PMQR基因的流行,PMQR阳性菌株可同时携带整合子基因,这些耐药基因均具有水平转移的特性,故应引起高度重视。     

抗生素后效应与临床应用

抗生素后效应(post antibiotic effect，PAE)指细菌与抗生素短暂接触，当药物浓度下降低于最低抑菌浓度(MIC)或消除后，细菌的生长仍受到持续抑制的效应。20世纪70代中期Mcdonald和cIaig等提出了抗生素后效应这一理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十分关注，研究正不断深入和广泛。其临床的意义在于，以前设计抗生素给药方案仅依靠血药浓度、消除速率、组成分布等一些药代动力学数据作为参考，     

IS256与医院感染表皮葡萄球菌耐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关系

目的了解医院感染表皮葡萄球菌对不同类型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敏感特征，分析插入序列（IS）256与表皮葡萄球菌耐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关系。方法收集2007年2月至2007年7月外科病区中引起医院感染的表皮葡萄球菌48株，利用纸片扩散法测定细菌对4种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庆大霉素、奈替米星、链霉素和阿米卡星）药敏特征；构建IS256特异性引物，利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48株细菌中IS256分布状况。结果48株临床分离的表皮葡萄球菌对4种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药敏特征分别为：对庆大霉素的耐药率为69％，敏感率为31％；对奈替米星的耐药率为8％，敏感率为79％，中介率为13％；对链霉素的耐药率为42％，敏感率为35％，中介率为23％；对阿米卡星的耐药率为15％，敏感率为75％，中介率为10％。全部临床分离株中，有25株细菌检出IS256。在庆大霉素耐药菌株中，IS256检出率高达70％，与敏感菌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对其他3种抗菌药物耐药的菌株中，IS256的检出与耐药无明显相关性（P〉0．05）。结论表皮葡萄球菌临床分离株对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存在不同程度耐药。IS256与表皮葡萄球菌对庆大霉素耐药密切相关。     

头孢曲松-舒巴坦复方制剂对产ESBLs大肠埃希菌持续效应的研究

目的测定头孢曲松-舒巴坦复方制剂（2：1）对产ESBLs大肠埃希菌的MIC和持续效应。后者包括抗生素后效应（PAE）、内酰胺酶抑制剂后效应（PLIE）和亚抑菌浓度后效应（PASME）。方法以肉汤试管稀释法测定MIC。将大肠埃希菌与一定冲击浓度的头孢曲松-舒巴坦作用2h后，在不同药物浓度条件下继续培养，用倾皿培养法进行菌落计数（CFU／mL），以log（CFU／mL）对培养时间（h）绘制生长曲线，计算PAE、PLIE和PASME。结果①头孢曲松和头孢曲松-舒巴坦对大肠埃希菌的MIC分别为8／4mg／L和大于256mg／L。②头孢曲松和头孢曲松-舒巴坦对大肠埃希菌的PAE为负值或很短。③舒巴坦对大肠埃希菌的PLIE在低冲击浓度（2MIC、4MIC）时为负值或很短，当浓度增加至10MIC时，其PLIE〉6．5h。结论时间依赖的头孢曲松-舒巴坦对产ESBLs大肠埃希菌的PLIE存在明显的浓度依赖效应，为了提高头孢曲松-舒巴坦的临床疗效，其给药方法的设计除了要延长T〉MIC外，适当提高给药的峰浓度或许亦有利于疗效的发挥。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绿脓杆菌的抗生素后效应的研究

抗生素后效应（PAE）是指抗菌药物与细菌短暂接触后，引起细菌非致死性损伤或药物与细菌靶位持续结合，当药物去除后仍受到持续抑制的现象。PAE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关于抗生素与细菌、宿主之间的相互关糸的信息，弥补了传统药敏试验的不足。如临床上将PAE与其它药敏学参数结合，可以设计最隹方案。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绿脓杆菌均为临床标本分离率最高的细菌，由于抗生素的不规范使用，使其极易产生耐药性。如根据PAE较长的药物可采取延长给药时间的给药方案，这样不但不会降低疗效，还可以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降低费用…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绿脓杆菌的抗生素后效应的研究

抗生素后效应(PAE)是指抗菌药物与细菌短暂接触后,引起细菌非致死性损伤或药物与细菌靶位持续结合,当药物去除后仍受到持续抑制的现象.……     

抗生素的后效应与临床用药

抗生素后效应（post-antibiotic effect，PAE）这一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是指细菌与抗菌药物短暂接触，当药物清除后，细菌生长仍受到抑制的效应。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用药方案是使体内药物获得稳态且大于最低有效浓度的剂量。采用以PAE＋维持有效浓度时间为给药间隔，优化了传统给药方案，不仅能降低药费开支，而且能充分发挥机体的免疫功能，有效地降低药害事件的发生。     

头孢曲松/三唑巴坦复方制剂组方合理性研究

我们选择头孢曲松／三唑巴坦（3：1）复方制剂为研究对象，在体外模拟其体内的药物代谢动力学过程，研究药物在代谢过程中，随着复方药物各组分浓度及配比的变化，其对临床产ESBLs的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最低杀菌浓度（MBC）、抗生素后效应（PAE）及抗生素亚抑浓度后效应（PASME）等药效动力学参数的变化，探讨头孢曲松／三唑巴坦（3：1）复方制剂的组方合理性。     

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目的 分析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E）的来源分布及其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方法 收集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送检标本中分离出的PAE菌株222株.采用微生物BioFosun鉴定分析仪及相关鉴定卡对临床分离病原菌进行细菌鉴定,同时做药物敏感试验,用WHONET 5.5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分离的222株PAE主要来源于痰标本,占92.79％,主要分布于呼吸科（31.53％）和神经内科（21.62％）等科室.PAE耐药率最低的是头孢吡肟（14.7％）,其次是美洛培南（16.5％）、哌拉西林/他唑巴坦（17.4％）等,耐药率最高的是氨曲南（69.2％）,其次是左旋氧氟沙星（44.4％）.结论 PAE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其耐药性监测对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控制医院感染的流行十分重要.     

阿米卡星和头孢唑啉对大肠埃希菌的体外抗生素后效应实验观察

抗生素后效应(Postantibiotic effect,PAE)是抗生素与细菌短暂接触后再清除抗生素,细菌生长在一定时间内受抑制的现象.此现象的机制解释为药物持续占据细菌结合部位所致的非致死性损伤[1,2],药物作用后细菌胞内ATP浓度的恢复需要一定时间[3],并出现DNA合成的变化[4]等.国外学术界在PAE机制、意义和方法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十分活跃.国内亦有方法学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实验报告[2],但对于临床病原菌及结合临床用药实际所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氨基糖苷类和β-内酰胺类的联合抗菌方案较为常见,我们以阿米卡星(AMK)和头孢唑啉(CEZ)分别对20株不同来源的大肠埃希菌作PAE观察,继而将两种药物联合用于上述菌株,以期探讨在联合抗菌治疗中PAE作为药效动力学指标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