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9年北京市早产儿出生状况及围生结局分析

目的探讨北京市早产儿出生情况、影响因素及围生结局。 方法选择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于北京市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并上报北京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的79 173例早产儿为研究对象。其中，出生胎龄<28周的极早早产儿(EEPI)、出生胎龄≥28～ 32周的早期早产儿(EPI)、出生胎龄≥32～34周的中期早产儿(MPI)、出生胎龄≥35～37周的晚期早产儿(LPI)分别为1 021、7 858、9 102、61 192例。收集所有早产儿的家庭人口学信息(户籍所在地、性别及其父母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出生胎龄、妊娠胎数，母亲孕期风险情况(风险高、低)，以及早产儿围生结局等。采用χ²检验，对早产儿发生率，影响EEPI、EPI、MPI及LPI发生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及围生儿结局进行分析。采用多因素非条件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对影响EEPI、EPI、MPI及LPI发生的因素进行分析。EEPI、EPI、MPI及LPI出生体重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伦理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经过该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文号：IEC-C-03-V04-FJ2)。 结果①本研究时段北京市早产儿总体发生率为5.68% (79 173/1 394 782)；2014—2019年每年分别为4.55%(11 355/249 429)、4.56%(9 549/209 455)、6.67%(15 983/ 239 692)、5.56%(14 674/263 991)、6.45%(13 790/213 819)及6.33%(13 822/ 218 396)，呈总体增高趋势，并且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 936.451，P<0.001)；每年EEPI、EPI、MPI及LPI发生率，亦均呈上升趋势，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02.991、244.086、242.817、1 381.002，P<0.001)。②EEPI、EPI、MPI及LPI户籍所在地、母亲年龄、母亲文化程度、母亲孕期风险情况、父亲年龄、父亲文化程度和父亲职业构成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产儿母亲孕期风险情况、父亲职业和文化程度，均为影响EEPI、EPI、MPI及LP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孕期低风险孕妇分娩更晚期的早产儿可能性，是孕期高风险者的1.049倍(OR＝1.049, 95%CI：1.001～1.100，P＝0.047)；父亲职业为公务员、军人、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民营企业、私有企业或个体户工作人员，其获得更晚期的早产儿可能性，分别是父亲职业为无业人员或学生人员的1.351倍(OR＝1.351, 95%CI：1.290～1.415，P<0.001)与1.293倍(OR＝1.293，95%CI：1.239～1.351，P<0.001)；父亲文化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其获得更晚期的早产儿可能性，是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者的1.084倍(OR＝1.084，95%CI：1.000～1.176，P＝0.049)。③男性、非北京市户籍、单胎妊娠早产儿的出生体重分别为(2 455.5±601.2) g、(2 420.1±605.9) g、(2 456.8±612.4) g，分别显著高于女性、北京市户籍、多胎妊娠早产儿的出生体重(2 347.5±593.3) g、(2 400.1±596.6) g、(2 223.8±504.2) g，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375、4.715、709.884, P＝0.020、0.030、<0.001)。本研究时段内各年出生早产儿的出生体重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9.912，P<0.001)。④本组79 173例早产儿的先天畸形、颅内出血、出生窒息、听力筛查异常、遗传代谢性疾病发生率分别为0.43%(343/79 173)、0.21%(167/79 173)、6.45%(5 105/ 79 173)、2.34%(1 809/77 236)与0.10%(78/79 173)。其中，EEPI、EPI、MPI及LPI的先天畸形、颅内出血、出生窒息发生率，以及新生儿听力筛查通过、未通过及未筛查构成比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40.208、25.281、9 656.282、197.692，P<0.001)。 结论2014—2019年北京市早产儿发生率为5.67%，早产儿围生期结局与早产儿的家庭人口学信息密切相关。因此，针对早产儿家庭人口学信息的医疗干预及管理，可改善早产儿预后。

Analysis of birth status and perinatal outcomes of premature infants in Beijing, 2014-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