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整理国故运动是吕思勉史学转换的关键和枢纽。吕氏的学术理路受其拉动,并在内外交织的紧张与调整中,走上了新的研究道路。对于吕氏史学来说,整理国故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一学术潮流带来了外在时势的推动,更与自身的学术理路实现了对接并轨。在这一进程中,吕思勉走出了国粹派影响,他以考据为基础,以通贯研究为特色,以科学方法为支撑,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史学方法论的建构,成为民国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随着史学研究的精密化及中国化日益加深,作为植根于传统的吕氏史学,与胡适为代表的西洋汉学在学术取径上渐行渐远,其间既有人事、学路之纠葛,更反映了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和日渐成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史学及国学研究中要求积淀,讲求内在深入研究与速成、外在式路径之间的一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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