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抑制儿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病毒清除时间的回顾性队列研究

背景：儿童新型冠状（新冠）病毒Omicron变异株流行期间，免疫抑制状态儿童新冠病毒清除时间定量分析研究较少。 目的：探讨新冠病毒Omicron株感染后免疫抑制和非免疫抑制儿童病毒清除的时间差别，为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和精准疫情防控措施提供临床数据。 设计：回顾性队列研究。 方法：以新冠病毒Omicron变异株感染住院患儿为队列人群，分为免疫抑制组和非免疫抑制组，免疫抑制分为绝对免疫抑制、相对免疫抑制和实施免疫抑制疗法，以免疫抑制组病例的性别、年龄和新冠病毒感染的分型与非免疫抑制组行1∶3匹配。以鼻咽拭子新冠病毒PCR检测拷贝数阈（Ct）值≥35为队列终点。 主要结局指标：新冠病毒清除时间。 结果：2022年4月12日至2022年5月12日在上海市新冠病毒感染定点收治医院符合本文共同纳入和排除标准的连续病例728例。免疫抑制组33例，其中绝对免疫抑制8例，相对免疫抑制23例，接受免疫抑制疗法2例（不包括绝对和相对免疫抑制患儿）。非免疫抑制组匹配后99例。2组临床症状、新冠病毒感染治疗和疫苗接种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免疫抑制组和非免疫抑制组新冠病毒清除时间分别为（16.5±6.8）和（10.3±4.4）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免疫抑制组和非免疫抑制组新冠病毒感染轻型病例病毒清除时间分别为（14.0 ± 8.3）和（9.7 ± 3.1）d，普通型病例病毒清除时间分别为（18.3 ± 4.9）和（11.2 ± 5.9）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组单日病毒清除率在第9~14天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为0.005~0.039）。2组普通型病例单日病毒清除率在第10~15天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免疫抑制组新冠病毒感染2周后核酸检测再次呈阳性3例（9%），临床分型均较前轻，3例均未接种新冠疫苗。 结论：Omicron株感染的免疫抑制患儿病毒清除时间较非免疫抑制患儿显著延长，主要反映在第9~14天，免疫抑制患儿病毒复阳风险高，提示需要更长的隔离时间和转阴后严格的病毒监测。     

基于Zelen''s设计桂葛灵仙汤联合颈夹脊穴透灸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风寒湿痹证

目的:基于Zelen's设计,探讨桂葛灵仙汤联合夹脊穴透灸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CSR)风寒湿痹证临床疗效及作用机制。方法:将120例CSR风寒湿痹证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和联合组,均60例,拟入中药组直接进入中药组,拟入联合组知情同意则进入联合组,不同意则进入中药组。中药组给予桂葛灵仙汤150 m L/次,2次/d口服,联合组患者在中药组治疗基础上给予颈部夹脊穴透灸治疗,30 min/次,1次/d,两组患者均治疗8周。记录入组患者CSR 20分量表评分,SF-36量表评分及典型症状体征缓解时间,治疗结束后统计总有效率和治愈率;酶联免疫夹心法检测治疗前后患者血清白三烯B_4(LTB_4),白三烯C_4(LTC_4),白三烯D_4(LTD_4),甲壳质酶蛋白-40(YKL-40),白细胞介素-1β(IL-1β)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含量。结果:联合组总有效率为98.11%(52/53),治愈率为43.39%(23/52),优于中药组总有效率91.04%(61/69),治愈率20.89%(14/67)(P0.05);与中药组比较,联合组患者CSR 20分量表,SF-36量表评分升高(P0.05),典型症状体征缓解时间缩短(P0.05);血清中LTB_4,LTC_4,LTD_4,YKL-40,IL-1β及TNF-α含量降低(P0.05)。结论:Zelen's设计结果显示桂葛灵仙汤联合夹脊穴透灸法治疗CSR风寒湿痹证临床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其机制可能与抑制LT表达,减少IL-1β及TNF-α含量在血清中含量,从而促进颈椎软骨修复和提高疼痛阈值有关。     

医疗机构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要求和穿脱顺序详解

正在常规的患者照护中,个人防护装备(PPE)是基于感染性疾病传播途径(如空气传播、接触或飞沫传播预)和标准预防措施来选择的[1]。标准预防措施要求卫生保健人员(HCP)能够识别一种感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并预计在照护患者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暴露,选择PPE[2]。在2014至2015年埃博拉病毒病(EVD)爆发期间,HCP缺乏PPE的正确选择和使用方法[3],导致医务人员的感染。HCP正确选择和穿脱PPE是职业素养的要求,既要绝对避免防护不够,也要避免防护过度。本文将重点介绍医疗卫生机构PPE的使用要求和穿脱顺序,供广大医务人员借鉴和练习。     

血浆凝溶胶蛋白与绝经后妇女的髋部骨密度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索血浆凝溶胶蛋白(GSN)水平与中国人群的髋部骨密度(BMD)相关性。方法我院就诊的患者(55岁)为研究组(A组),按照是否患有骨质疏松症分为骨质疏松症组(OP组,BMD T评分≤-2.5)和BMD正常组(NBMD组,BMD T评分≥-1)两组;随后将所有女性患者分为小于70岁(B组)和大于70岁(C组)两组;检测血清指标和血浆GSN水平。结果 A组中,在总受试者(P=0.116)和男性及女性之间没有观察到血浆GSN水平的差异(P=0.977)。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B组和C组的血浆GSN与BMD之间呈现负相关性(r=-0.19,P=0.018)。BMD与PINP(r=-0.35,P=0.002)、年龄(r=-0.38,P0.001)和BMI(r=0.70,P0.001)显著相关。GSN与BMD呈显著的负相关(r=-0.26,P=0.033)。结论血浆GSN与中国绝经后妇女的髋部BMD密切相关,血浆GSN可能是骨质疏松症的潜在风险生物标志物。     

晚期卵巢癌新辅助化疗的疗效预测

新辅助化疗(NACT)联合中间型肿瘤细胞减灭术(IDS)是一种治疗晚期卵巢癌的新策略。但是由于肿瘤可能对化疗反应差甚至耐药等,部分患者的预后反而较初始肿瘤细胞减灭术(PDS)更差。近年来研究发现,通过一些影像学检查、肿瘤标记物、细胞因子、基因和蛋白、IDS术中所见及术后病理等可有效预测NACT-IDS的疗效及患者的预后。因此,为更好地指导NACT-IDS方案的选择,以及在治疗过程中及时有效地监控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有必要在NACT及IDS实施中的各个环节对其疗效进行充分的评估及预测,以为患者制定更合理的个性化治疗方案。现就卵巢癌NACT-IDS中疗效及预后的相关预测因素做一综述。     

EB 病毒Rta 优势表位抗原的克隆表达及在应用ELISA 诊断鼻咽癌中的价值

目的　制备高活性EB 病毒立即早期蛋白Rta 优势表位抗原，并初步评价该抗原在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分析Rta 氨基酸序列，选取抗原优势表位Rta（301~440aa），合成目的基因， 连接pBVGST-6His 载体，构建重组pBV-Rta 表达质粒，进行诱导表达获得纯化抗原。采用间接ELISA 初步评价优势表 位抗原在鼻咽癌诊断中的价值，以纯化的pBV-Rta 优势表位抗原为包被抗原，抗人IgA，IgG 和IgM 为二抗，检测由烟 台毓璜顶医院提供的50 例经临床病理确诊的NPC 患者血清样本和90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样本。结果　获得了高效原核 表达的pBV-Rta 优势表位抗原(301~440aa)，经过小样本验证，确定pBV-Rta 具有良好的抗原活性和特异度。放大样本 进行检测，基于Rta 优势表位抗原的Rta-IgG 间接ELISA 方法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3.08% 和95.79%。Rta-IgG 检测的AUC 值为0.860。结论　Rta 优势表位抗原pBV-Rta 是优选的可以用于Rta-IgG 检测的抗原，利用该抗原所建立 的间接ELISA 检测方法可以很好地区分鼻咽癌患者和健康对照。     

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诊断、治疗和预防专家共识

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是世界范围内引起5岁以下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acut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ALRTI)最重要的病毒病原[1]。RSV感染是造成婴幼儿病毒性呼吸道感染住院的首要因素,严重危害儿童健康,尤其对早产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或原发免疫缺陷的婴幼儿造成的疾病更重。目前,尚无RSV疫苗及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用于RSV的治疗,唯一可用于RSV预防的人源化特异性抗体帕利珠单抗(Palivizumab)尚未引进国内临床应用。临床上在RSV的流行、致病机制、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为进一步规范儿童RSV感染的诊断、治疗及预防,以国内外RSV最新研究进展为参考,特制定此专家共识。     

呼吸道标本的采集、储存和运送规范

正流感病毒检测最常见的是采集呼吸道标本,可采用拭子、刷子、吸出物和灌洗液获取呼吸道标本,可以采集鼻咽、口咽、鼻孔等。曾使用培养法或直接法荧光抗体法进行检测[1,2],现以逆转录多聚酶链反应(RT-PCR)方法,可以通过样本中少量的病毒核酸扩增而提高检测率[3]。急性严重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流行期间,RT-PCR是SARS-CoV-2感染确诊的首选方法[4,5]。检测准确性最高的标本是下呼吸道标本,但属于有创性操作。由于核酸扩增检测可以检测更低浓度的病毒,并且不需要细胞的存在,因此喉部拭子或唾液样本可能是进行分析的合适样本[6],但其检出率低于83%[7]。相对无创而准确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