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预测子宫内膜病变患者内膜病理类型的临床模型＊

目的 开发并评估一种用于预测子宫内膜病变患者内膜病理类型的临床模型；方法 选取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因妇科B超发现子宫内膜病变并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行宫腔镜下内膜活检的患者，结合其病史与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法（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筛选影响内膜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列线图（nomogram）函数建立列线图模型，采用ROC曲线下方的面积大小（Area Under Curve， AUC）、C指数（C-index）、拟合优度（Hosmer-Lemeshow）检验、自举法（bootstrap）评估及验证模型，依据列线图对纳入患者进行风险赋分，绘制ROC曲线获取风险评分的截断值，从而划分高低风险的人群；结果 阴道流血、绝经、无流产史、并发高血压、B超内膜厚度增厚、内膜回声不正常，中医证型为虚实夹杂证是发生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评估模型所得AUC值与C-index均>0.9，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P>0.05，bootstrap内部验证法所得C-index亦高于0.9，均说明模型准确度、区分度及可信度良好，当患者的风险评分总和≥177分时，属于高风险人群；结论 本模型可以预测B超提示子宫内膜病变患者的内膜病理类型为癌前或恶变型的概率并识别高风险人群。     

子宫内膜功能亢进性疾病的“异病同治”诊治研究思路＊

笔者根据现代临床子宫内膜的病理演变过程结合中医“异病同治”理念，提出“子宫内膜功能亢进性疾病”概念，涵盖5种常见的子宫内膜疾病：无排卵性异常子宫出血（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Ovulatory dysfunction，AUB-O），子宫内膜息肉（Endometrial Polyp，EP），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子宫腺肌病（Adenomyosis，AM），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rcinoma，EC）。基于文献的汇总，分析得到此类疾病的子宫内膜病理演变与中医病因病机的关联性，为寻找关键通路、创新性治疗此类疾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方向，对深化中医妇科学常见疾病的共性病因病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探索思路。     

中西医结合诊治宫内合并输卵管壶腹部妊娠1例

<正>宫内合并宫外妊娠(HP)是指子宫内妊娠同时合并异位妊娠,是早孕期少见的并发症,临床常见于患者行IVF等辅助生殖技术后,发生率为1/100～1/500~([1]),自然妊娠中极其少见,其发生率在1/8000～1/30000~([2])。宫内妊娠合并宫外妊娠早期并无特异性的临床表现,易误诊或漏诊,延误治疗时机可危及生命,故在诊断时应提高警惕,     

"月经"名称源流和理论内涵考述

在中医古籍中"月经"称谓繁多且含义各不相同,梳理月经的称谓及内涵的变迁脉络,对于正确理解文献中月经的理论内涵意义重大,通过查阅中医经典著作及各时期与中医妇科相关的重要文献,收集总结月经的名称及释义,归纳整理出不同文献中月经名称所承载的4种不同理论内涵:胞宫出血现象、胞宫周期性出血的生理现象、女性经期所排出血液以及运行于体内营养机体的精微物质.     

妇科癌症患者心理应对方式的研究及护理对策

目的了解妇科癌症患者的心理应对方式，为临床护=E进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医学应对问卷（MCMQ）对60例妇科癌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比较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长期居住地、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的患者应对方式情况。结果60例妇科癌症患者MCMQ量表得分均高于癌症常模，其中“回避”和“屈服”量表得分与常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80，23．50；P〈0．05）；“面对”量表得分与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51，P〉0．05）。老年患者和目前正接受手术治疗的妇科癌症患者更多采用屈服应对方式。结论本组妇科癌症患者更倾向于采用回避的应对方式，在临床护理中配合有针对性的心理支持及有效的护理干预手段，可以减轻患者的心理反应，对促进患者身心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竹笋提取液复合制剂在失血性贫血中的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竹笋提取液复合制剂治疗失血性贫血的疗效。方法分别采用医用生化分析仪、HP1100色谱仪以及ICTMS检测竹笋提取液中葡萄糖、总蛋白、宏量元素,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的含量。以小鼠内眦静脉丛取血法,建立失血性贫血小鼠动物模型;采用灌胃给药的方式,2个实验组(药物组)分别给予竹笋提取液复合铁制剂1(0.15%铁卟啉、10%蜂蜜)、制剂2(70%竹笋提取液、0.15%铁卟啉、10%蜂蜜),1个对照组给予同等剂量去离子水,于给药的不同时间点0、18、42、67和90 h从小鼠尾静脉取血,测定血红蛋白(Hb)、红细胞(RBC)、红细胞压积(Hct)。急性毒性试验采用小鼠最大灌胃量给药,观察有无毒性反应。结果制剂2中的竹笋提取液中含有葡萄糖,蛋白质,Na、Cl、Mg、K、Ca、P等多种宏量元素,刺激或参与造血功能的Mn、Fe、Zn、Cu等微量元素,以及促进非血红素铁吸收的多种氨基酸成分;小鼠失血后立刻给药,制剂1与制剂2对失血性贫血的疗效均好于对照组,且制剂2优于制剂1(P<0.05);急性经口毒性动物实验未见异常。结论竹笋提取液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蛋白质以及多种元素,能够刺激造血,扩充血容量,其复合铁制剂对失血性贫血的恢复有促进作用。     

北京市朝阳区构建区域医疗联合体的实践与探索

区域医疗联合体是构建连续性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北京市朝阳区积极探索区域医疗联合体建设,相继建成了中部、北部、东部3个医联体,形成"大小一体化、上下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发挥了三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作用,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引导居民就医回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住院难"。     

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媒介按蚊密度及种群监测

目的　了解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媒介按蚊密度、种群构成及生境分布,为制定全省输入性疟疾传播风险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05—2019年在贵州省分别采用人帐诱法和诱蚊灯法开展按蚊密度及按蚊种群监测,对捕获的按蚊进行形态学分类鉴定并计数,并对按蚊生境分布进行分析。 结果　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按蚊密度自6月上旬开始上升,在7月上旬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活动规律呈单峰型,最高密度为2018年8月上旬的57.34只/（人·夜）、最低密度为2009年10月下旬的1.29只/（人·夜）;年均按蚊密度由2005年的17.91只/（人·夜）逐年缓慢降至2012年的12.34只/（人·夜）,下降了38.02%（[χ2]趋势 = 115.04,P < 0.01）,2017—2019年按蚊密度有上升趋势（[χ2] 趋势 = 420.00,P < 0.01）。2017—2019年贵州省传疟按蚊在19：00至次日7：00监测时间内均能被捕获,总体密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19：00—21：00为全省传疟按蚊活动高频时段。2005—2019年贵州省采用诱蚊灯法共监测938次,累计捕获按蚊52 781只,其中中华按蚊49 705只、微小按蚊804只、嗜人按蚊238只、其他按蚊2 034只,各类按蚊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65.68,P < 0.01）。2017—2019年,在贵州省人房、户外和畜房三类生境中累计捕获传疟按蚊24 557只,以畜房捕获按蚊最多,占总捕获按蚊总数的67.65%;人房捕获按蚊最少,占12.01%;不同生境捕获按蚊数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55.04,P < 0.01）。在捕获的按蚊种类中,三类生境均能捕获中华按蚊、嗜人按蚊和微小按蚊,其中以中华按蚊最多,占98.07%;嗜人按蚊最少,占0.09%。结论　贵州省原疟疾流行区传疟媒介种群结构发生了改变,中华按蚊取代了微小按蚊和嗜人按蚊成为全省主要传疟媒介;传疟按蚊密度近年来有上升趋势,捕获的按蚊种类及数量均有所增加,有引起输入性疟疾本地传播的潜在风险。今后需在贵州省长期、持续、全面开展传疟媒介监测。     

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的　构建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专题讨论初步构建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选择26名疟疾防治专家,采用德尔菲法对指标体系开展2轮专家咨询,根据专家对每项指标的熟悉程度、判断依据和重要性评价计算专家积极系数、专家权威系数、专家协调系数、各指标变异系数,根据上述结果进行指标筛选并计算各指标权重;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评价指标体系信度,采用专家权威程度系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效度,采用KMO检验和因子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效度。结果　共23名专家完成2轮专家咨询,最终构建了一个包含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指标的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第2轮专家积极系数（100.00% vs. 88.46%）和专家协调系数（0.372 vs. 0.286, P均< 0.01）均高于第1轮。第2轮专家咨询后,各级指标专家权威程度系数为0.757～0.930,一、二、三级指标变异系数分别为0.098～0.136、0.112～0.276、0.139～0.335;指标体系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41;一（KMO值= 0.523,[χ2] = 18.192,P < 0.05）、二（KMO值= 0.694,[χ2] = 51.499,P < 0.01）、三级指标（KMO值= 0.519,[χ2] = 477.638,P < 0.01）KMO值均有统计学意义;三级指标6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为84.23%。传染源、传播条件及防控能力3个一级指标归一化权重分别为0.337、0.333和0.329;归一化权重居前3位的二级指标依次为输入性病例数及虫种（0.160）、输入性病例入境及就诊情况（0.152）、媒介种类及密度（0.152）;归一化权重值居前5位的三级指标依次为输入性病例虫种（0.065）、媒介种群（0.064）、患者发病至就诊时间间隔（0.059）、输入性病例数（0.056）及从就诊至确诊时间间隔（0.055）。结论　成功构建了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为消除后开展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和加强重点风险因素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