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特征及临时性行为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广州市外籍人员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交、性行为特征及相关因素,为有效开展外籍人员干预活动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对符合标准的研究对象采用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收集人口学特征、社会支持、网络社交行为、性行为等信息。采用统计学方法对可能影响临时性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纳入研究的434名外籍人员中,线下调查241人,线上调查193人。男性占68.4%（297/434）;年龄（31.0±8.8）岁;来源地为非洲地区的占79.0%（343/434）;经商占46.5%（202/434）,学生占48.2%（209/434）;在中国有生意伙伴、家人陪伴的比例分别为59.4%（258/434）和28.1%（122/434）;在中国有关系密切的朋友<10人的比例为57.1%（248/434）;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为1~3 h的占43.3%（188/434）;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占15.2%（55/363）。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1 h者相比,>6 h者更有可能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OR=3.63,95%CI：1.31~10.08）。结论 广州市外籍人员中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较长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合理运用社交软件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可促进外籍人员的健康意识。     

从因公出访分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合作趋势

目的 通过分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2005-2019年赴“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因公出访情况,研究与有关国家公共卫生合作交流现状与趋势。方法 对目的地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2005-2019年中国疾控中心因公出访任务的人员职能、事由、经费来源等进行分析。结果 2005-2019年出访“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人次占所有出访的38.8%,其中2014-2019年年均占比（44.3%）显著高于2005-2013年（35.5%）（P=0.002）。赴东亚-东南亚国家最多,赴非洲国家自2014年迅速增加;出访人员职能多为传染病防控（67.5%）。出访事由中会议占70.8%;援外/海外应急占比从2005-2013年的0.6%增加至2014-2019年的24.7%,其中赴非洲国家增长最快。出访经费来源呈现外方支付比例下降,我方支付比例上升的趋势。结论 中国疾控中心因公出访“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比例在2014年后显著增加,目的地以东亚-东南亚地区为主,出访人员职能以传染病防控为主;事由以会议为主,2014年后以援非为主的援外/海外应急大幅增长;经费来源由外方为主转变为我方为主。     

云南省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德宏州缅甸籍人员的现状,并对其HIV主动检测意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利用方便抽样方法完成研究对象招募与筛选,使用一对一问卷调查的方法对400名缅甸籍人员完成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晓、性行为、HIV检测情况等信息收集。运用 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方法,对HIV主动检...     

信息流行病学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应用

信息流行病学是研究大流行暴发时社会化媒体和互联网信息对人群健康影响的一门交叉学科。过去,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监测、药物警戒、健康干预项目实施及效果评估等领域。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发生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使得新冠疫情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网络资源和社交媒体传播信息的大流行病。然而,海量的准确与不实信息并存,对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产生了负面影响,国内外对信息流行病学的关注因此由传统领域逐渐转变为舆情管理。通过梳理其既往的研究与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应用,探索信息流行病学的应用前景。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际交流与人才培养情况分析

  目的  分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控中心）2015 — 2019年因公出国（境）任务,与2005 — 2014年有关数据比较,探讨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在2015 — 2019年间的发展趋势。  方法  对因公出国（境）任务人员基本构成、出访事由、出访国家和地区、经费来源进行分析;资料录入和数据整理使用Excel软件,统计学分析使用GraphPad Prism 8软件。  结果  中国疾控中心2015 — 2019年派出因公出国（境）人员共2 895人次,具有高级职称者占80.1 %;派出本单位人员2 878人次,传染病防控单元占59.1 %,技术支撑与管理单元占17.7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单元占12.2 %,公共卫生管理单元占11.0 %。2015 — 2019年因公出国（境）任务出访事由中,会议占65.7 %,访问/考察/交流/培训占14.3 %,项目合作研究占6.7 %,专家工作占1.5 %,援外/海外应急占11.8 %;事由构成比例与2005 — 2009年和2010 — 2014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 = 807.9,P < 0.01）。2015 — 2019年共出访102个国家和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各目的地累计到访合计2 886人次,发达国家和地区占60.0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40.0 %,其中非洲国家占17.2 %,高于2005 — 2009年和2010 — 2014年。经费来源方面,2015 — 2019年我方支付占57.8 %,双方支付占19.2 %,外方支付占23.0 %;与2005 — 2009年和2010—2014年比较,外方支付比例持续降低,我方支付和双方支付进一步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 = 808.0,P < 0.01）。  结论  2015 — 2019年中国疾控中心因公出国（境）人员以高级职称、从事传染病防控工作为主,事由以参会为主;目的地仍以发达国家为主,经费来源以我方支付为主且占比进一步提高。     

阶段性发展评估工具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应用的优势和挑战

目的 对阶段性发展评估工具(staged development tool, SDT)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简称疾控)机构中应用的优势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未来工作建议。方法 通过小组焦点访谈,了解我国疾控机构管理层和骨干专家对SDT的见解、在疾控机构应用的预期、意见和建议等,并运用主题框架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 共有28名来自各级疾控机构的工作人员参加了研究。受访者平均年龄43.32(29～65)岁,以男性(57.14%)、省级疾控机构(78.57%)、高级职称(67.86%)、中层管理者(50.00%)和领导班子成员(17.86%)为主。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SDT是兼具国际性、科学性、实用性的公共卫生机构发展评估工具,约40%的受访者认为他适用于国家级和省级疾控机构开展非绩效考核类自评。SDT不仅可以对使用机构的当前状况精准把脉、对未来发展规划提供有益参考并找到有效提升方法;还能锻炼使用者的思维能力、开阔视野、提高参与国际卫生治理水平。疾控机构的负责人和卫生主管部门的领导对于SDT的接受度将较大程度影响SDT引入中国的效果。同时,约36%的受访者指出,SDT所涵盖的评估领域与我国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