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长径5~10 cm中危原发性胃间质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比较

目的　比较腹腔镜和开腹手术治疗长径5~10 cm的中危胃间质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评估患者术后使用伊马替尼辅助治疗是否有明显益处。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2020年7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72例长径在5~10 cm的中危胃间质瘤患者资料。其中腹腔镜手术组28例，开腹手术组44例。比较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病理特征、围手术期结果、住院总费用。对比术后使用和不使用伊马替尼辅助治疗的生存率。结果　开腹组和腹腔镜组临床病理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腹腔镜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32.1%（9/28），开腹组为52.3%（23/44），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4）。与开腹组相比，腹腔镜组总住院时间明显缩短［（12.5±3.2） d比（15.0±3.5） d，P=0.004］；术后中位住院天数明显缩短（7.5 d 比 9.0 d，P=0.006）；首次排气时间明显缩短（P=0.003）。中位随访时间58个月（13~129个月），期间未出现与肿瘤相关的死亡病例。开腹组有2例死亡，分别因乳腺癌和心脏病；腹腔镜组有1例死亡，死亡原因与胃间质瘤无关。72例患者中，40例术后接受伊马替尼辅助治疗，开腹组22例（50.0%），腹腔镜组18例（64.3%），两组接受伊马替尼辅助治疗的患者例数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414，P=0.234）。术后使用伊马替尼辅助治疗组总体生存率与未使用伊马替尼辅助治疗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5）。结论　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治疗长径在5~10 cm的中危胃间质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实现R0切除的长径在5~10 cm的中危胃间质瘤患者术后使用伊马替尼辅助治疗未增加生存率，且未使用伊马替尼者未出现与肿瘤相关的死亡、复发及转移。     

经皮椎体成形术导致巨大腹膜后血肿成功救治1例报道

经皮椎体成形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手术,腹膜后血肿是其罕见但严重的并发症。我们报告一例经皮椎体成形术RH阴性(熊猫血)患者术后并发巨大腹膜后血肿,经保守和输血等支持治疗,病人康复出院。脊柱医生应了解这种罕见但潜在致命的并发症,因为早期认识和及时预防是降低其发病率的基础。     

靶向MLL1-WDR5蛋白-蛋白相互作用抑制剂的研究进展

Mixed lineage leukemia 1(MLL1)是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ET家族的成员之一。MLL1与WDR5、RbBP5、Ash2L和DPY-30组成MLL1甲基转移酶复合物调控组蛋白H3的第4位赖氨酸的甲基化水平，对造血系统的发育和血细胞的更新至关重要。部分白血病患者体内存在因MLL1基因易位而产生的致癌蛋白——MLL1融合蛋白，MLL1融合蛋白在发挥其致癌作用时需要功能完整的MLL1酶复合物，故靶向MLL1-WDR5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成为治疗MLL1融合型白血病的潜在策略。本文对MLL1-WDR5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的生物学机制、结构信息以及抑制剂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结合已报道数据对该领域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治伤巴布剂对大鼠急性软组织损伤模型P38MAPK、AKT信号通路的影响＊

目的 观察治伤巴布剂对急性软组织损伤（acute soft tissue injury， ASTI）模型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丝/苏氨酸蛋白激酶（AKT）信号通路的影响，探讨治伤巴布剂干预ASTI的可能作用机制。方法 将40只雄性SD大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治伤巴布剂组、p38MAPK信号通路抑制剂组、AKT信号通路抑制剂组，每组8只。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四组均予以左侧后肢小腿ASTI造模。造模成功后，治伤巴布剂组于标记部位立即予治伤巴布剂（修剪成1.5x3cm大小）外敷，并用胶布固定；其余四组均予等剂量赋形剂（修剪成1.5×3 cm大小）外敷处理，胶布固定；持续外敷，共持续24 h。p38MAPK信号通路抑制剂组在造模前30 min予腹腔注射p38MAPK信号通路抑制剂SB203580（400 μg/kg/天）1次；AKT信号通路抑制剂组在造模前30 min予腹腔注射AKT信号通路抑制剂perifosine（20 mg/kg/天）1次。分别于0（造模前）、2h、4h、8h、12h、24h测量受伤小腿肌肉处的周长，并计算肌肉肿胀率（muscle swelling rate，MSR）。24 h药物干预结束后，采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大鼠。后将左侧后肢小腿损伤中心部位进行取材，分成三份。一部分用于观察组织病理学形态变化；一部分用于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p65 mRNA、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mRNA、白细胞介素-1β（IL-1β）mRNA表达水平；剩下部分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骨骼肌组织TNF-α、IL-1β含量水平及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blot）法测定p38MAPK、AKT、NF-κB p65、核因子抑制蛋白α（inhibitor kappa B alpha， IκBα）表达水平。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对照组MSR显著增加（P<0.01）；病理形态学上，骨骼肌组织可见大面积肌细胞排列紊乱，肌细胞变性坏死，间质内可见红细胞聚集及大量炎症细胞浸润；骨骼肌组织TNF-α、IL-1β含量水平显著升高（P<0.01）；磷酸化p38MAPK（p-p38）/总p38MAPK（t-p38），磷酸化-AKT（p-AKT）/总-AKT（t-AKT）明显升高（P<0.01），NF-κB p65及NF-κB p65mRNA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0.01）。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治伤巴布剂组MSR在治疗第8 h、12 h、24 h显著下降（P<0.01），且在治疗第24 h，其MSR较p38MAPK、AKT信号通路抑制剂组下降更明显（P<0.05）；病理学评分显著下降（P<0.01），且较p38MAPK、AKT信号通路抑制剂组下降更显著（P<0.05）；骨骼肌组织TNF-α、IL-1β含量水平明显下降（P<0.01），且较p38MAPK、AKT信号通路抑制剂组更显著（P<0.05）；p-p38/t-p38及p-AKT/t-AKT明显下降（P<0.01），NF-κB p65及NF-κB p65 mRNA表达水平显著下降（P<0.01），且较p38MAPK、AKT信号通路抑制剂组在降低NF-κB p65及NF-κB p65 mRNA相对表达值方面更显著（P<0.01）。结论 治伤巴布剂可能同时对p38MAPK、AKT信号通路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引起NF-κB活性下调，NF-κB p65蛋白的表达下调，进而引起骨骼肌组织TNF-α、IL-1β炎性细胞因子含量水平下调，减轻ASTI炎症反应，从而改善ASTI。     

地鳖纤溶蛋白口服时间/pH依赖结肠靶向微囊的开发及评价＊

地鳖中的纤溶活性蛋白是从地鳖中提取的具有抗栓及抗肿瘤作用的有效成分，其口服易被上消化道酶分解从而限制了应用。采用恒流泵滴制法开发地鳖纤溶活性蛋白时间/pH依赖口服结肠靶向微囊（EnpolypHaga fibrinolytic protein oral colon targeting microcapsules， CTM-EFP）。采用单因素实验和正交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寻找到包封率为60.17 % ± 2.72 %、载药量为15.50 % ± 0.44 % 的最佳配方。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显示微囊呈球形、表面光滑，在人工肠液中24 h的累积释放度为99.53 % ± 0.69 %，在人工胃液中24 h累积释放度为7.43 ± 1.04 %，通过时间/pH依赖达到结肠靶向作用。CTM-EFP在人工肠液中的体外释放曲线符合Korsmeyer方程，提示地鳖纤溶活性蛋白（EnpolypHaga fibrinolytic protein， EFP）是通过扩散和侵蚀机制结合释放的。CTM-EFP为EFP的口服给药提供了一种新的剂型，为EFP应用于临床提供参考。     

特发性肺纤维化急性加重期证候与血清生物标志物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通过分析特发性肺纤维化急性加重期（AE-IPF）患者证候与血清生物标志物的关系，为中医辨证治疗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观察性研究设计，收集2019年3月至2019年11月三个中心的AE-IPF患者76例，其中痰热壅肺证26例、痰浊阻肺证50例，并纳入健康志愿者10例作为对照。采用ELISA测定患者血清CCL18、HMGB1、KL-6、MMP-7、SP-A和SP-D水平，分析与中医证候的相关性。结果 AE-IPF患者血清CCL18、HMGB1、KL-6、MMP-7、SP-A和SP-D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血清CCL18、HMGB1、KL-6、MMP-7和SP-D水平在痰热壅肺证和痰浊阻肺证患者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血清SP-A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血清SP-A与AE-IPF证候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血清SP-A的浓度升高，与痰热壅肺证关系越密切，反之，血清SP-A浓度降低，则与痰浊阻肺证关系越密切。AE-IPF痰热壅肺证患者的预后可能较痰浊阻肺证患者更差。     

双重实时荧光PCR快速鉴别人参和西洋参＊

目的 建立一种能够快速鉴定人参和西洋参的双重实时荧光PCR方法。方法 通过对人参属及其近似种基因序列的分析比对，设计特异性的引物探针，建立双重实时荧光PCR检测方法。PCR反应体系为Premix Ex Taq （Probe qPCR） 10 μL，人参上下游引物各0.5 μL，西洋参上下游引物各0.3 μL，人参与西洋参特异性探针各0.4 μL，DNA模板2 μL，灭菌去离子水补至20 μL。反应条件为95℃预变性30 s；然后以95℃变性5 s，60℃退火延伸30 s进行40个循环。应用该方法测试了27份DNA样品，包括7份人参、6份西洋参、4份人参与西洋参混合样、10份其他人参属样品及其他常见中药材样品的DNA，以确定该方法的特异性。将人参与西洋参样品DNA混合后10倍稀释成不同浓度后进行检测，用以确定该方法的灵敏度。结果 人参及西洋参样品均在特定的荧光通道下出现典型的阳性扩增曲线，人参与西洋参混合样品均同时出现两条阳性扩增曲线，其它对照样品及空白对照均没有出现阳性扩增曲线。灵敏度检测结果显示该方法检测人参及西洋参的最低检测限均为2 pg DNA/反应。结论 本实验建立的双重实时荧光PCR方法能够同时快速、准确、灵敏地鉴别出人参和西洋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