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结构化-关系干预模式对短期住院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疗效分析

目的 探讨以行为-结构化-关系(BSR)干预模式对短期住院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的干预疗效,为改善ASD儿童的预后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2015年12月－2016年12月确诊为ASD的2~6岁儿童141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ASD儿童均接受BSR模式的短期课程训练,训练课程包括个别辅导、游戏课、运动课、音乐课等,每天训练时间6 h,持续1个月;对照组ASD儿童处于干预等待,接受随访观察和评估。所有ASD儿童干预前、后均接受儿童心理教育评估(第三版)(PEP-3)来进行各方面能力变化的评估。结果 治疗组、对照组干预前各副测验的原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ASD儿童干预后认知、语言理解、模仿、情感表达、社会互动、行为特征-非语言、适应行为的原积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41、2.02、4.14、3.69、4.42、2.69、2.96,P<0.05);但小肌肉、大肌肉、自理的原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3、-1.05、-0.84,P>0.05)。结论 BSR干预模式能够有效改善短期住院ASD儿童的预后,可推广用于儿童ASD的治疗。     

共同注意在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早期识别中的应用

目的 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幼儿共同注意(JA)行为特征进行分析,为早期识别及早期诊断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视频分析的方式,于2017年4—12月由两位专业人员对61例16~30月幼儿的共同注意行为进行评估,与同龄正常发育(NT,n=33)幼儿及发育迟缓(DD,n=32)幼儿进行对比,并根据有差异的行为指标进行诊断预测。结果 ASD幼儿自发性共同注意(IJA)行为出现的次数及响应性共同注意(RJA)得分均较DD组及NT组幼儿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DD与NT幼儿在各JA行为指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当联合所有JA指标从全部幼儿中识别ASD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91(P<0.01)。结论 ASD幼儿在各种共同注意行为方面与DD及NT幼儿均存在明显差异。共同注意在ASD幼儿的早期识别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喂养问题现况调查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中喂养问题的现状及ASD儿童喂养问题的相关因素,为临床指导ASD儿童喂养问题的行为矫正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于2015年8月—2016年1月通过收集119例ASD儿童和185名正常儿童的进食行为量表(BAMBI)得分来比较两组在喂养问题上的差异,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喂养问题的相关因素。结果 ASD男童的拒绝进食行为、食物谱狭窄和BAMBI总分均高于正常男童(9.64±3.18 vs. 8.15±2.85,P=0.003;21.21±5.53 vs. 18.76±4.93,P=0.004;41.44±9.41 vs. 37.05±7.41,P=0.001),ASD女童的孤独症特征相关的喂养问题得分明显高于ASD男童(12.17±2.25 vs. 10.58±2.60,P=0.029)。低功能ASD男童拒绝进食行为得分、孤独症特征相关的喂养问题得分和BAMBI总分均高于正常男童(9.83±3.21 vs. 7.61±2.56,P=0.004;11.72±3.03 vs. 10.07±2.31,P=0.029;42.62±10.54 vs. 36.89±7.41,P=0.028)。ASD儿童中,拒绝进食行为得分与刻板行为、自伤行为、强迫行为、仪式单调行为、受限行为得分呈正相关(P＜0.05);孤独症特征相关的喂养问题得分与年龄、刻板行为、仪式单调行为、受限行为得分呈正相关(P＜0.05);食物谱狭窄得分与刻板行为、强迫行为、仪式单调行为、受限行为得分呈正相关(P＜0.05)。结论 ASD男童较正常男童存在更多的喂养问题,低功能ASD男童的喂养问题可能受重复刻板行为影响,临床工作者需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进行个体化的行为矫正。     

早产极低体重儿的临床护理管理

早产极低体重儿死亡率是足月儿的2 0倍 ,通过加强对极低体重儿的临床护理管理 ,能及早地发现护理问题 ,并针对具体情况 ,采取有效的监护措施 ,从而降低极低体重儿死亡率。本文就 47例早产极低体重儿的临床护理管理体会 ,介绍如下。1　临床资料在新生儿病区 1998年 1月～ 2 0 0 1年6月住院的早产极低体重儿 47例 ,其中男 2 9例 ,女 18例 ,胎龄 2 8～ 3 4周 ,体重750～ 150 0g ,平均胎龄 3 2 + 2 周 ,平均体重 12 50g ,痊愈 3 1例 ,死亡 16例。存活率 66%。2　护理管理2 1　出生前管理　对有早产可能的孕母及其家属 ,应早期逐步地给予精神上…     

未成年罪犯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父母教养方式调查

目的探讨未成年罪犯共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普通ADHD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间的差异。方法随机选择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某看守所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7月1日在押未成年男性罪犯(初犯、汉族)中确诊为ADHD者41例纳入研究组;选择同期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心理科初诊的ADHD患者38例(男性、汉族)纳入对照组。ADHD诊断采用《Vanderbilt ADHD评定量表》中的《Vanderbilt ADHD家长评定量表》(VADPRS)。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评定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分组征得受试者监护人的同意,并与其签订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有关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严厉惩罚,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和过分偏爱方面及母亲严厉惩罚,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和过分偏爱,情感、温暖与理解等父母教养方式方面,研究组父母存在更多不良教养方式,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父亲、母亲教养方式在情感、温暖与理解,严厉惩罚,过分干涉,拒绝否认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对照组父亲、母亲教养方式只在严厉惩罚和过分干涉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在情感、温暖与理解,拒绝否认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两组在父母偏爱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未成年罪犯共患ADHD者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更严重分歧。两组父母高文化程度(中专、大专)与低文化程度(小学、初中)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说明研究组父母文化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残缺型家庭(母亡∕父亡、离异)较对照组多,且两组残缺型家庭与完整型家庭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未成年罪犯共患ADHD的父母教养方式与普通ADHD青少年不同,主要表现为家庭残缺率高、父母文化程度偏低、不良教养方式更多及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更大分歧。     

教育技术培训对医学院校教师的重要性

加强医学院校教师教育技术的培训,使教师能深刻认识现代教育技术在医学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应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多动症”，帽子不能轻易带

几乎在每一个学校的每一个班级,总是有那么几个孩子,上课时或是东扭西歪、不时动动周围的同学,想方设法引起同学或老师的注意,或是独自玩弄笔盒、铅笔、橡皮檫,不时地东张西望、浮想联翩,似乎在做白日梦。     

2011版美国儿科学会《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诊断、评估和治疗临床实用指南》解读

2011年10月美国儿科学会（AAP）发布了新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指南——《儿童青少年ADHD诊断、评估和治疗临床实用指南》［1］。AAP首次发表的临床指南是2000年的《ADHD儿童诊断与评估指南》［2］；随后，2001年发表了《ADHD儿童治疗指南》［3］。ADHD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一种神经行为障碍，美国学龄期儿童ADHD患病率为3%～5%［4］。中国人群ADHD发生率也在逐渐增高，但目前尚无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资料。ADHD患儿主要临床表现为注意力障碍、活动过度、冲动、控制力差等，对其学业成绩、适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造成广泛影响，70%～80%的ADHD患儿症状可持续至青少年期甚至成年期，易发展为反社会人格、品行障碍、药物或酒精滥用、青少年违法、成年期就业不良，并易发生安全事故（如车祸等），这也引起患儿家长、老师乃至全社会关注。目前针对ADHD的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行为治疗。近年来，随着新的信息和证据不断涌现，AAP依照循证医学原理重新修订了已发指南以指导临床工作。本文就该指南的重点内容进行解读如下。     

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智力特征的研究

目的探讨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的智力特征。方法从2007年6月至2010年5月在本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4～6岁患儿中,随机选择43例纳入ADHD组,排除广泛性发育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神经系统疾病和重性精神病。同期在广州市某幼儿园随机选择32例正常儿童纳入对照组(排除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习障碍、品行障碍、精神发育迟滞,躯体、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本院人体试验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分组征得受试对象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对两组儿童应用《中国-韦氏幼儿智力量表》(Chinese-WechslerYoung Children Scale of Intelligence,C-WYCSI),进行智力评估。结果 ADHD组儿童的总智商(full intelligence quotient,FIQ)、言语智商(verbal intelligence quotient,VIQ)、操作智商(performance intelligence quotient,PIQ)在正常范围内,但均较对照组明显偏低,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ADHD组在知识、图片词汇、算术、图片概括、领悟、动物下蛋、迷津、木块图案8项分测验的得分,亦较对照组明显低,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ADHD组|VIQ-PIQ|≥15分者为22例,对照组为3例,ADHD组言语智商与操作智商分离比例,较对照组明显高,差异有显著意义(P0.01)。因子分析中,ADHD组的言语理解因子、知觉组织因子、视觉刺激理解因子、同时加工、继时加工及行动计划得分,均较对照组明显低,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结论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智力水平低于正常儿童,智力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母亲的亲职压力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母亲的亲职压力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亲职压力指标简表(包括职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及困难儿童3个子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对61名ADHD儿童母亲进行调查,同时对57名正常儿童母亲施测亲职压力指标简表。【结果】ADHD儿童母亲的亲职压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正常儿童母亲(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儿童年龄、母亲年龄均与困难儿童维度呈正相关(r=0.343、r=0.429,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亲职压力总分呈正相关(r=0.321,P0.05);而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与亲职压力总分呈负相关(r=0.573、r=0.340,P0.01);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母亲年龄进入了亲职压力的回归方程,解释了总变异的41.3%。【结论】ADHD儿童母亲普遍存在较高水平的亲职压力,其亲职压力受多种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