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妇产医院妊娠妇女用药知信行调查分析

目的:调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孕妇学校中学习的妊娠妇女孕期用药知信行水平。方法:对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来我院孕妇学校进行课程学习的妊娠妇女进行基本信息、用药风险的知信行问卷调查。采用χ~2检验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998份,知行信(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总体平均得分为(3.57±1.07)分,高KAP水平患者占49.40%。得分率低于50%,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关注'医疗大V'、大医院的公众号或购买安全用药书籍以获取用药知识""拨打大医院用药咨询中心电话或到现场去询问用药问题""消炎药实质是抗生素,通过杀灭细菌消退炎症"及"孕期体温超过38.5℃需要服用退烧药" 4个问题。妊娠妇女的学历(χ~2=10.284,P=0.006)、孕期是否工作(χ~2=4.994,P=0.026)及已生育次数(χ~2=7.506,P=0.023)对其孕期用药KAP水平有显著影响。其中,低学历(高学历OR=0.443,95%CI:0.230～0.850)及超生(未生育OR=0.203,95%CI:0.044～0.935)是低KAP水平的独立风险因素。结论:建立孕妇学校,针对性授课改善妊娠妇女孕期用药的KAP水平很有必要。建议强化对于低学历及超生妊娠妇女的教育,重点传授常见非处方药物及中药相关知识,增加对于用药咨询中心、医院公众号的宣传,保障孕期用药安全。     

围孕期妇女人群用药安全行为知信行测评问卷构建

目的：构建客观测评围孕期妇女人群用药安全行为知信行水平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方法：以知信行理论为指导,运用文献分析法、半结构化访谈、Delphi法形成问卷初稿,对1 014名围孕期妇女人群进行正式调查,评价问卷信效度,形成问卷终稿。结果：围孕期妇女人群用药安全行为知信行测评问卷最终纳入23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产生3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为54.65％,内容效度为0.727,Cronbach's α系数为0.700。结论：围孕期妇女人群用药安全行为知信行问卷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可作为客观测评工具并为医护人员针对该群体进行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药师干预前后住院患者“特殊使用类”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比较

目的:比较临床药师干预前后特殊使用类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方法:根据患者病案,分别统计我院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和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两个时间段我院就诊患者的特殊使用类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结果:用药情况、用药点评、治疗结果、医师职称统计结果见正文.结论:药师干预后的特殊使用类抗菌药物不合理情况明显降低.     

不同类别医务人员对中成药合理应用的认知现状调查与分析

目的:了解不同类别医务人员对中成药合理应用的认知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合理应用中成药对策提供依据。方法:通过专家采访与指导,制定调查问卷,以北京地区为主并面向全国医务人员进行中成药合理应用的认知现状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有791名医务人员参与本调查,包括中医师、中药师、西医师、西药师和护师。不同类别及工作年限的医务人员对中成药的用药认知存在差异,中药师的用药认知明显优于中医师、西医师、西药师和护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工作年限的医务人员在用药认知得分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工作年限<5年的医务人员对中成药的用药认知相对较差。对中成药所含西药成分的认知方面,47.79%的医务人员(378名)认知度高,45.64%的医务人员(361名)认知度中等,6.57%的医务人员(52名)认知度低;药师的认知度明显优于医师和护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对中成药用药禁忌的认知方面,23.51%的医务人员(186名)认知度高,50.70%的医务人员(401名)认知度中等,25.79%的医务人员(204名)认知度低;中药师的认知度明显优于其他四类医务人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辨证用药的认知方面,有40.08%的医务人员(317名)认知度高,44.37%的医务人员(351名)认知度中等,15.55%的医务人员(123名)认知度低;中医类医务人员的认知度明显优于非中医类医务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不同类别的医务人员对中成药合理应用的认知存在差异,且低工作年限的医务人员认知较差。有必要根据工作年限和不同岗位类别对医务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中成药用药知识培训,发挥中药临床药师的专业优势,加强对临床中成药使用的指导作用。     

基于德尔菲法构建中国妊娠用药登记专家共识的研究

目的 构建中国妊娠用药登记专家共识,为进一步开展妊娠用药登记研究提供方法学基础。方法 检索国内外妊娠用药登记相关文献,设计专家咨询问卷。选取北京、上海等23个省市26名医院药学专家,应用德尔菲法进行两轮专家咨询,对中国妊娠用药登记专家共识内容进行修改。结果 两轮问卷回收率为100%,专家权威系数(Cr)为(0.86±0.1),变异系数(CV)第一轮为(0.13±0.06),第二轮为(0.12±0.02),协调系数(Kendall-W)第一轮为0.235,第二轮为0.605,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最终制定涵盖妊娠用药登记原则及方法、基本信息及妊娠相关信息、妊娠用药登记条目、妊娠结局、登记药历5部分72条目的妊娠用药登记专家共识。结论 初步建立了中国妊娠用药登记专家共识,为开展中国妊娠用药登记研究提供了方法学基础。     

基于FAERS数据库的肾上腺色腙安全信号挖掘与分析

目的 挖掘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呈报系统(FAERS)数据库中肾上腺色腙上市后安全警戒信号,探讨其潜在的不良反应,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比例失衡分析法中的报告比值比法(ROR)和比例报告比值比法(PRR)同时检测信号。检索FAERS数据库中2014年1季度至2020年4季度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分析。结果 1 829份不良事件(ADE)报告中,经ROR法和PRR法共得到肾上腺色腙ADE信号620个,排除用药错误和无法判断的ADE信号(例如产品问题,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最终得到ADE信号214个,其中95.34%的ADE说明书中未提及。共累及15个系统器官,报告例数最多的前5项系统器官分类(SOC)分别为感染及侵染类疾病(51例)、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40例)、各类损伤、中毒及操作并发症(20例)、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18例)、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18例)。其中检测出信号最强的5个ADE分别为左心室衰竭、玻璃体出血、龈炎、胃肠感染、椎体压缩骨折。结论 目前上市药品说明书中对其药物不良反应表述较少,与FAERS中真实世界数据所反映情况相差较大,且目前该药品临床应用较为广泛,同时较新的临床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提示临床应用肾上腺色腙时应充分关注其左心室衰竭、玻璃体出血等不良反应的发生,药师在患者用药前应对患者进行充分的用药教育,建议相关生产企业对肾上腺色腙片剂的说明书信息进行核实同时进行相应的临床试验与观察积累临床资料及时修订药品说明书保障临床用药安全。     

北京居民用药风险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北京市居民对用药行为风险的知识-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AP)现况,探索可能引发居民用药风险的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18岁以上北京居民进行基本信息、用药风险KAP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居民基本信息对用药风险KAP的影响。结果:本次调查共获取有效调查问卷582份。北京居民用药知识平均得分(61.20±18.78)分,态度平均得分(29.33±8.24)分,行为平均得分(55. 83±9. 09)分,参照结果的评价标准KAP整体评分为良好。不同月收入、医疗保障情况、文化程度KAP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AP得分与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其中工作状况对用药KAP得分影响最大。北京居民用药KAP得分良好率,在职人员是非在职人员的2. 784倍,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的2.520倍,高文化程度是低文化程度的1.886倍,高收入人群是低收入人群的0.606倍。结论:北京市居民对用药行为风险的KAP水平良好,用药风险较低。但仍需进一步优化用药教育形式,并关注低文化程度、低收入和特殊人群用药。     

181例美罗培南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目的:研究美罗培南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s,ADR)的规律和特点,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北京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收集到的181例美罗培南不良反应报告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81例美罗培南ADR报告中,13例(7.2%)为已知严重报告;168例(92.8%)为已知一般报告。发生ADR的患者平均年龄为(60.41±24.13)岁,最常见的ADR累及器官系统为:皮肤及其附件损害41.1%(86/209)、肝胆损害11.0%(23/209)、血液及循环系统损害10.5%(22/209)、消化系统害9.6%(20/209)、全身系统损害9.6%(20/209)。提及联合用药的有74例,其中34例与万古霉素联用。结论:用药过程需重视和持续关注美罗培南引起的ADR,临床应严格按照适应证及用法用量,合理选择和使用药品以降低风险。     

我国妇女人群安全用药知信行现况的多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目的 探讨应用结构方程构建安全用药的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模型,分析各因子间的作用机制,并比较不同教育情况差异,为有针对性地提升我国妇女人群安全用药水平提供干预依据。方法 检索中国科协“智爱妈妈行动”项目《中国妇女用药安全行为风险KAP调查研究》2017~2020年数据库,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索产生KAP水平差异的人口学特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影响安全用药KAP模型拟合度和主要影响因子,采用多组结构方程探索不同教育情况下各潜变量的内部关联是否存在差异。结果 知识得分(27.88±6.36)分(10~50),态度得分(15.19±5.03)分(6~30),行为得分(35.22±7.75)分(10~50),不同居住地在知识态度行为得分上均存在统计学差异,不同年龄、教育情况和工作状况在知识和态度得分上存在统计学差异。结构方程模型潜变量间作用机制,知识对安全用药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为-0.128,而通过态度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为0.078,安全用药知识对安全用药行为影响的总效应为-0.050。安全用药态度对行为的直接效应是0.154。多组结构方程结果,不同教育水平KAP模型形态基本一致,结构权重检验不一致(Δχ²=386.71,Δdf=23,P＜0.01)。不同教育情况安全用药KAP模型作用机制,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但作用强度存在差异。结论 知识不足和行为误区是导致受我国妇女人群用药安全隐患的重要原因,知识通过态度对行为起影响作用,并不直接影响行为。不同教育水平的KAP模型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存在差异,因此对于不同教育水平应采取不同的安全用药KAP水平提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