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术后无激素免疫抑制方案研究进展

近50年来,肝移植技术发展迅速,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方案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糖皮质激素的使用越来越有争议,如何有效降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的同时避免激素相关不良反应?如何达到免疫抑制方案最简种类、最少剂量原则?诸多问题使得许多移植中心开始探索无激素免疫抑制方案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本文拟对目前无激素免疫抑制方案种类、应用情况及治疗进展等做一综述。     

误诊为肝脏肿瘤的肝右后叶副脾1例并文献复习

目的探讨肝右后叶副脾(accessory spleen,AS)的临床影像特点,提高对本病的认识,降低其误诊率。方法分析浙江大学湖州医院收治的1例肝脏右后叶AS患者的临床资料,结合文献分析异位AS临床特征。结果患者因"体检发现肝右叶肿物7天"入院,既往脾切除史,肝脏MRI示"右叶Ⅷ段肿物,局灶性良性结节增生或血管瘤考虑"。经腹腔镜探查并行肝脏右叶Ⅷ段肿块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副脾",患者治愈出院。结论外科医生应从临床及影像等多方面提高对AS的认识,发现肝脏、胰腺等占位,难以确诊的占位病变时要考虑与异位AS相鉴别,以免进行不必要的手术。     

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诊治进展

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率低，但病死率极高，典型症状包括不明原因发热、皮疹、腹泻和骨髓抑制。其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诊断缺乏统一标准，治疗缺乏特异性手段。近年来，针对GVHD免疫反应进程中的病理生理学研究，为开辟新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提供可能。目前，大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冲击、免疫抑制剂减少或停用可能是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案。而对于糖皮质激素难治性GVHD，应用多种不同的分子靶向药物可能对改善受者预后起到积极作用。     

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预测肝移植术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发生的临床研究

目的分析肝移植术后受者外周血CD19⁺CD24^hiCD38^hi B细胞占单个核细胞比例变化情况及其与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ACR)之间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80例成人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ACR，将受者分为ACR组(25例)和非ACR组(55例)。术前、术后各个时间点抽取参加研究者静脉血并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加入异硫氰酸荧光素-单克隆鼠抗人CD19抗体、藻红蛋白-单克隆鼠抗人CD24抗体和别藻蓝蛋白-单克隆鼠抗人CD38抗体，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CD19⁺CD24^hiCD38^hi B细胞百分比。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χ²检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ACR组、非ACR组受者术前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分别为(3.13±0.91)%、(3.49±0.8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36，P>0.05)。ACR组术后发生ACR前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为(1.87±0.70)%。非ACR组受者术后3个月、6个月和1年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分别为(1.64±0.52)%、(1.63±0.56)%和(2.04±1.24)%，术后3、6个月平均值均低于术前和术后1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CR组受者发生ACR时外周血平均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为(0.8±0.5)%，低于发生ACR前的平均水平(t＝5.752，P<0.05)，且低于非ACR组术后3个月、6个月和1年的平均水平(P<0.05)。ACR组受者接受抗排斥反应治疗后，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也逐渐增加，ACR发生后7 d为(0.84±0.08)%，与ACR发生时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发生30 d后达(1.65±0.18)%，与ACR发生时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截断值为1.015%时，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预测ACR发生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86和0.702，ROC曲线下面积为0.775(95%CI: 0.671~0.879，P<0.05)。 结论CD19⁺CD24^hiCD38^hi B细胞比例下降与肝移植术后ACR反应发生有关，并可作为预测ACR发生的细胞标志物。     

不断提高我国肝癌肝移植规范化水平

肝细胞肝癌是肝脏移植的主要适应证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掀起第二次肝移植高潮以来,随着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我国的肝癌肝移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肝癌肝移植规范化水平,使更多肝癌患者受益,是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本文就将就该领域的研究作深入探讨。     

肝移植介入治疗应用及进展

随着介入放射学的发展及介入治疗技术的进步,介入放射学在肝移植术前可以控制病情进展,为肝移植争取时间,同时在肝移植术后血管和非血管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提高移植肝的存活率,延长患者生存期,可使大多数患者避免外科修复和再次肝移植。     

电针对大脑中动脉闭塞大鼠脑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及胶质纤维酸性蛋白表达的影响

目的：研究电针治疗对脑梗死病灶周围及海马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及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表达的影响。方法：采用易卒中型。肾性高血压大鼠(RHRSP)，电凝法凝闭大脑中动脉(MCAO)。MCAO后给予电针治疗，在治疗5d、2周后分别处死，行免疫组化染色，计算NSE、GFAP的阳性单位值。结果：梗死边缘NSE表达在梗死5d时处于低水平，梗死2周组增高，电针治疗2周后海马的NSE表达明显增加；梗死5d时病灶周围GFAP阳性细胞数目增多，染色加深，胞体增大，突起增粗、增长，2周时变化更明显。电针治疗5d后，梗死边缘GFAP阳性单位值明显增高。结论：早期电针治疗能够提高海马区NSE及梗死灶周围GFAP的表达，促进了缺血后脑的可塑性变化，构成了脑梗死功能恢复的物质基础。     

肝移植临床可操作性耐受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长期免疫抑制治疗可增加肝移植受者感染性疾病和癌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且现今免疫抑制治疗无法完全阻止和延缓慢性移植物排斥反应的发生。临床可操作性耐受（COT）是指不接受免疫抑制治疗而移植物长期存活,无有害的免疫应答证据且对肿瘤和感染有正常的免疫反应,被认为是避免移植物排斥反应发生的终极方案。20％～30％的肝移植受者在撤除免疫抑制剂后可产生自发性耐受,某些细胞和分子标志物被证实与肝移植受者免疫耐受状态有关。目前有研究表明嵌合体、诱导免疫调节细胞等方法可以诱导形成免疫耐受,但总体来说,肝移植COT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就肝移植COT的临床证据、免疫监视、生物标志物和可能诱导耐受的策略等作一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     

不断提高我国胰腺癌诊治规范化水平

胰腺癌早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诊断困难。对于进行性上腹不适、脂肪泻和新发糖尿病的患者,应行胰腺增强CT和肿瘤标志物筛查。发现可疑胰腺肿块,建议超声内镜,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胰液肿瘤标志物、脱落细胞和K-ras基因突变检测,甚至穿刺活检,以提高胰腺癌的早期诊断率。胰头癌侵犯门静脉/肠系膜上静脉时,主张整块(en-block)切除后行血管端端吻合、自体血管或异体血管重建;对于肠系膜上动脉受累,可切除后以自体大隐静脉重建。胰腺癌临床诊治困难,预后不佳。如何早期诊断和规范化治疗是改善胰腺癌预后的关键,提倡胰腺癌以外科手术为主的多学科协作的综合治疗模式(MDT),不断提高我国胰腺癌诊治规范化水平。     

巨大肝血管瘤的影像学表现及栓塞治疗

随着介入放射学的发展,经导管动脉灌注栓塞术(TAE)治疗肝血管瘤已成为成熟的治疗手段,尤其适用于不能或不适于手术切除的患者.2010年10月至2012年3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采用介入栓塞治疗16例肝血管瘤患者,其方法为将导管插入腹腔动脉行动脉造影,观察肝血管瘤的造影表现,确认其供血动脉,将微导管超选至供血动脉,注入平阳霉素和超化碘油混悬液进行栓塞,直至透视观察瘤体周边碘油沉积完全.随访截止2012年9月,观察患者瘤体体积及患者症状缓解情况.所有患者术前造影动脉期即可见团块状或爆米花样染色,持续至延迟期仍可见,呈“早出晚归,树上挂果”的异常“血管湖”样改变.术后肿瘤明显缩小,患者症状缓解.经肝动脉介入栓塞治疗巨大肝血管效果明显,安全有效,可为外科手术切除之外的治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