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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编制中国积极信念自评预测量表并进行信度、效度检验。方法通过预测验构建初问卷,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相关分析、t检验等方法分析数据,检验其信效度。结果根据因子分析结果,提取1个因子,正式量表含有10个条目,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1.85%。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3,分半系数为0.852。10个条目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在0.624~0.778(P0.01)。高分组与低分组比较,各条目得分差异显著(t=2.57~5.38,P0.01)。结论中国积极信念自评量表的信度、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作为中国人积极信念的自评工具。 相似文献
2.
目的探讨基层官兵睡眠质量与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方法采用随机整群取样法,抽取2797名基层官兵(研究组)和271名同一地区一般人群(对照组),对这两组对象使用军人睡眠问题测量问卷(CMPSDS)、中国军人社会支持量表(SSRS)进行测量,用SPSS17.0对测量结果进行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①基层官兵的睡眠问题问卷各条目得分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t=66.942~101.110,P0.01);②睡眠质量各因子与社会支持各因子呈正相关(r=0.292~0.502,P0.05),与年龄、军龄呈负相关(r=-0.155~-0.014,P0.05);③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各因子、军龄进入回归方程(P0.05)。结论基层官兵睡眠质量较一般人群差,社会支持、军龄是影响基层官兵睡眠质量的主要因素。 相似文献
3.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前后单核细胞中micro RNA(mi RNA)的表达水平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方法纳入2012年8月-2013年10月解放军102医院收治的81例未经药物治疗、符合DSM-Ⅳ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患者作为病例组,纳入同期81例正常人作为对照组。抽取3例患者和3例正常人,采用基因芯片筛查出26种mi RNA,然后以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两组单核细胞中9种mi RNA(mi R-146b、mi R-1972、mi R-26b、mi R-29b、mi R-338、mi R-4485、mi R-4498、mi R-4743和mi R-874)的表达水平。选取病例组中20例患者,分别在用药前和用药(包括文拉法辛、舍曲林、米氮平等)6周后检测mi RNA表达水平,并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和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对治疗前及治疗6周后的临床症状及疗效进行评估。结果与对照组比较,病例组单核细胞中5种mi RNA(mi R-26b、mi R-4743、mi R-4498、mi R-4485、mi R-1972)表达上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抗抑郁药治疗前后,Δmi RNA-1972、Δmi RNA-4485、Δmi RNA-4498、Δmi RNA-4743与阻滞因子的改善程度呈正相关(P<0.05),Δmi RNA-26b与日夜变化因子的改善程度呈负相关(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i RNA-4485能解释阻滞因子变异量的28.8%(P<0.05)。结论抑郁症患者单核细胞中mi R-26b、mi R-4743、mi R-4498、mi R-4485和mi R-1972可能作为反映抑郁症转归的生物标记物。 相似文献
4.
目的:编制中国心理承受力量表,并进行信效度检验。方法:通过文献回顾、预测验等构建初问卷,随机整群抽取2397人(A样本1145人、B样本1252人)施测《中国心理承受力量表》,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检验其信效度。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意志力、家庭支持、乐观自信、问题解决、人际交往,另加一个含有4个条目的掩饰分量表,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4.202%。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优度指数:CMIn=1865.447,DF=725,CMIN/DF=2.57,GFI=0.913,AGFI=0.875,IFI=0.932,TLI=0.852,CFI=0.875,RMSEA=0.058。总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751(P0.01),各因子的Cronbach'sα系数为0.597~0.745(P0.01);总量表重测相关系数为0.719(P0.01),各因子重测相关系数为0.642~0.754(P0.01);总量表分半系数为0.685(P0.01),各因子的分半系数为0.583~0.714(P0.01)。中国心理承受力量表总分、各因子分与中国心身健康量表总分、焦虑、抑郁、精神病因子分呈显著负相关(-0.787~-0.355,P0.05或0.01);除家庭支持和人际交往外,中国心理承受力各因子与心血管系、消化系、神经系呈显著负相关(-0.535~-0.312,P0.05或0.01)。结论:中国心理承受力量表的信度、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作为中国人心理承受力状况的评估工具。 相似文献
5.
6.
目的探讨心理干预对非洲三国尼日利亚、加纳、纳米比亚维和官兵适应不良的疗效并分析其与社会支持及相关因素的关系。方法采用心理干预前、后观测军人适应不良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并对以上人员进行相应的心理干预,对心理干预前、后适应不良各因子进行分析,并分析其与社会支持及相关因素的关系。结果心理干预后,尼日利亚维和官兵除环境适应因子分外,其适应不良总分及其它各因子分均显著降低(t=4.62,5.38,5.01,6.31;P0.05);加纳维和官兵除行为问题和人际关系不良因子外,其适应不良总分及其它各因子分均显著降低(t=3.82,4.96,5.78;P0.05)。尼日利亚、加纳、纳米比亚三国维和官兵的适应不良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中国军人适应不良常模(t=3.87~7.86;P0.05)。年龄、军龄、职别、教育年限、社会支持等与适应不良无明显相关关系(r=-121~161,P0.05)。年龄、军龄、婚姻状况等进入维和官兵适应不良的回归方程(t=-2.177,3.091,2.727;P0.05)。结论尼日利亚、加纳、纳米比亚三国维和官兵出现明显的适应不良,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和有效的干预措施,可明显减少适应不良的发生。 相似文献
7.
目的探讨汶川地震灾区青少年心身健康特点及影响因素,并观察干预效果。方法采用随机整群取样法,对867名地震灾区青少年(研究组)和1016名非地震灾区青少年(对照组)使用简易心身健康调查表进行测试,对研究组有心身障碍者进行针对性心理和药物干预。结果研究组心理因子分、躯体因子分、躯体总分、心理总分及心身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研究组女生在神经症状、焦虑状态、行为状态、其他情况、心理总分及心身总分上明显高于男生(P<0.01~0.05);高年龄段在骨骼肌肉症状、呼吸症状、心血管症状、神经症状、生殖泌尿症状、情绪状态、焦虑状态、行为状态、情感状态、其他情况、躯体总分、心理总分及心身总分上明显高于低年龄段(P<0.01~0.05)。研究组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紧密相关(r为0.16~0.49,P<0.01);影响研究组心理总分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其次是心理承受力;睡眠状态、年龄、行为状态则是躯体总分的主要影响因素。针对性心理和药物干预能有效缓解心身障碍者的心理和躯体症状。结论地震灾难对青少年心身健康损害明显,心理和药物干预效果明显。 相似文献
8.
目的 探讨少数民族军人的心身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各大军区陆、海、空不同年代不同民族的军人共11362人,采用中国心身健康量表进行测评,对数据资料进行t检验、相关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统计学处理.结果 总体比较,少数民族军人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焦虑等因子分低于汉族军人(P<0.05,P<0.01).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军人的心身健康总分、心理健康因子、躯体健康因子与汉族军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2009年,少数民族军人的3个心身健康因子分显著低于汉族军人(P<0.05,P<0.01).统计学分析显示,军人的心身健康总分、心理健康因子、躯体健康因子与年代、民族呈现显著负相关(P<0.01).不同年代、民族均被选人心身健康总分、心理健康因子、躯体健康因子的回归方程(P<0.05,P<0.01).结论 20世纪80年代军人的心身健康水平不存在民族差异,而9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军人的心理健康因子、躯体健康因子、心身健康总水平均优于汉族军人. 相似文献
9.
目的:调查了解不同文化程度军人心身健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中国心身健康量表(CPSHS)对随机整群抽取的陆海空官兵11 362例进行心身健康水平测评,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大专及以上组眼和耳分值显著或非常显著高于高中(职高、中专)组和初中组(P<0.05,P<0.01),焦虑、抑郁分值非常显著低于高中(职高、中专)组和初中组(P<0.01);高中(职高、中专)组和大专及以上组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皮肤和家族史等分值显著或非常显著低于初中组(P<0.05,P<0.01)。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和年代与军人心身健康各因子呈非常显著负相关(P<0.01)。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年代均进入心身健康总分、心理健康因子和躯体健康因子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P<0.01)。结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军人心身健康水平优于初中和高中(职高、中专)文化程度军人。 相似文献
10.
目的:探讨军队驾驶员核心素质与特质应对方式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随机整群抽取390例驾驶员官兵为观察组和396例非驾驶员官兵为对照组,采用核心素质量表A式、B式及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等进行测评和调查,并分析核心素质与特质应对方式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结果:观察组意志品质、应对能力、事业心、组织领导能力、人际技能、适应性、数字运算、字符替换、语词推理、A量表及B量表总分分值,均显著或非常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0.01);情绪调控分值则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有交通差错的驾驶员情绪调控及图形推理分值显著低于无交通差错驾驶员(P<0.05);语词推理分值显著高于无交通差错驾驶员(P<0.05)。意志品质、应对能力、事业心、组织领导能力、人际技能、适应性、A量表总分及图形推理与积极应对(PC)呈显著或非常显著正相关(P<0.05,P<0.01);意志品质、应对能力、事业心、组织领导能力、人际技能、情绪调控及适应性与消极应对(NC)呈显著或非常显著负相关(P<0.05,P<0.01);数字推理、图形推理与文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P<0.05)。PC、NC均进入意志品质、应对能力、事业心、组织领导能力、人际技能、适应性、A量表总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NC进入情绪调控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文化程度进入数字推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PC及文化程度进入图形推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结论:军队驾驶员总体核心素质较好,有交通差错者的情绪调控及图形推理能力偏低;特质应对方式可影响非认知核心素质;文化程度、交通差错是影响驾驶员认知核心素质的主要因素。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