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审判》到东京审判

日本“进步”力量和右翼有关东京审判的争论，“意识形态”立场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对东京审判的歧见，不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本文从法理、事实认定等以往国内学界不够关注的角度对东京审判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粗略的看法，希望对全面认识东京审判能有帮助。     

略论宋代的“恢复”情结

宋代是帝制时代中国民族意识最昂扬的时代，其成因一在于宋代始终没有摆脱边患的困扰，一在于宋代特有的士人自觉精神的高涨。民族意识昂扬的一个表现，便是终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民间私议固然如此，朝政也往往为之左右。所以要理解宋人的意识世界，理解宋代的外交军事政策，比如为什么既有联金的覆辙在前而又有联蒙之祸在后，不认识这一不为今人所重视的“恢复”情结，终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陈东与靖康学潮

在古学潮中，陈东和靖康学潮是为人们说得最多的。自1926年吴其昌《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发表以来，专论或以它为主要内容的文章不下七篇。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紧密地结合时事。1935年黄现瑶《宋代太学生的政治活动》一文说“外抗强权，必先内除奸贼”，1947年翦伯赞《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一文说“中国智识青年应该学习”陈东的反抗精神，如果说黄现瑶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翦伯赞则更是现出真身，公开“干政”了。     

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读《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即使以最严格的“言论自由”的尺度来衡量，口本仍被认为是“完全的言论自由”的国家。然而，因为对战争罪行从未进行过全民性反省，因为明治以后深植于日本民众的天皇崇拜(Mikado-Worship)随着战败后天皇制的保留而得免于遭受清算，致使谈论天皇     

小川关治郎和《一个军法务官日记》

从东京审判的被告方证人,到今天日本的虚构派,都矢口否认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这种与事实完全悖离的论调,由于日方文献在战后遭到有组织的焚毁,缺乏来自内部的有力否证,至今对海外不知情的第三者、尤其是日本民众仍有影响。小川关治郎作为攻占南京和江南的日军主力部队之一第十军的法务部长,他的日记重见天日。为我们从多方面认识日军的真实表现,驳斥日本虚构派的妄说,以至于辨明小川自己在东京审判时所作的证词为伪证,都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后记

“卷入”南京大屠杀研究,是来历史所之前没有想到的,可以说是个“意外”。2000年春到历史所报到,适值当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所方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说资助是一方面,“国家项目”本身是一种评价。本来我完全没有申请项目的打算。因为虽然兴趣很杂,多年来也写过一些应景文章,但要胜任专攻一门的研究还有许多课要补;而且,我想“评价”应以结果衡量。当时对“项目”的形式也抱有偏见,以为真要有质量的完成一个学术课题,不能像生产物质产品那样限时限量。但所方语气恳切,不能不让人觉得力争获取是应尽的责任。开始拟报的题目是两宋之交的宋金折冲,这倒不是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心得,而是在我的有限阅读中,对这一时段的留意相对较多。最后怎么会选报南京大屠杀,今天已不复记忆,似乎是哪位同事说填表是件麻烦事,为免劳而无功,还是应选可能性大的题目。今天回想起来,在“前期成果”空白的情况下居然敢于申报真是有点胆大妄为。当时对南京大屠杀其实连最浮泛的了解都谈不上,但多年来我在翻览《诸君!》、《正论》等日本右翼刊物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议论时,除了“难以服人”的感受之外,确实也留下了“尚有待发之覆”的印象。如果说以后选择这一课题也不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一双重印象是一个...     

吴其昌《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微瑕两例

近人感于时艰,多述历代志士事迹以砥砺气节,故其为文原不必拘小节(如黄现璠、吴景贤、沈忱农、翦伯赞等关于陈东文,请参拙文《陈东与靖康学潮》,《史林》2000年第2期)。吴其昌《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清华学报》1926年第3卷第2期)为一学术作品,旨趣不同。其作在相关文字中出产最早,但晚出诸作并未能青出于蓝,三、四十年代至有剿袭此文而成篇者。不过,此文也有智者之失,在此谨举二例以供补白。     

南京大屠杀札记（之二）

南京大屠杀札记(之二)@程兆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萄京大屠杀札记（之一）

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主张，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东京审判的辩论阶段，就有不少当事人出来做无罪辩护，有人甚至说日军在南京“秋毫无犯”①，所以从东京审判认定日军有罪的那一刻起，日本就有人表示不服。七十年代初铃木明《“南京大屠杀”之谜》的出版，是以“研究”面目出现的否定主张的溢筋。从那以后，否定字连篇不断。八十年代，特别是近年，更有大量专书出笼。从这些述中，可以看到彼我之间在“观念”和事实认证两方面的巨大差距。对于这些否定议论，日本已故前辈学洞富雄等人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回应，令人钦佩。但日本“大屠杀派”未暇顾及之处尚多，近年日本否定论（包括“虚构派”和部分“中间派”)又十分活跃，迭有“新见”，而此事为近世国史极伤痛的一页，意义非同寻常，所以，作为门外闲人——先人血泪岂可等闲。此是就札记作不敢硬充内行言，切莫误解——，拾遗补阙，并不求在“学问”上对时贤心幕手追。     

南京大屠杀札记(之一)

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主张,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东京审判的辩论阶段,就有不少当事人出来做无罪辩护,有人甚至说日军在南京“秋毫无犯”,所以从东京审判认定日军有罪的那一刻起,日本就有人表示不服。七十年代初铃木明《“南京大屠杀”之谜》的出版,是以“研究”面目出现的否定主张的滥觞。从那以后,否定文字连篇不断,八十年代,特别是近年,更有大量专书出笼。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到彼我之间在“观念”和事实认证两方面的巨大差距。对于这些否定议论,日本已故前辈学者洞富雄等人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回应,令人钦佩。但日本“大屠杀派”未暇顾及之处尚多,近年日本否定论者(包括“虚构派”和部分“中间派”)又十分活跃,迭有“新见”,而此事为近世国史极伤痛的一页,意义非同寻常,所以,作为门外闲人——先人血泪岂可等闲,此是就札记作者不敢硬充内行言,切莫误解——,拾遗补阙,并不求在“学问”上对时贤心慕手追。